书城传记风雨太行:张德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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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太行风云烈(1)(3)

五集编村属壶关县第二区,区长是冯广居,其弟叫冯春生。区上工作人员二人,一个是属县牺盟会的叫秦秋文,一个是属县公道团的叫赵世义。区牺盟会秘书叫罗宽众。

五集村的封建势力大,村长又是阎锡山县政府派的。村公道团团长是个老好人。村公所文书叫张家祥,他仗势欺压老百姓,出口就骂,伸手就打,连村警也惧怕他。老百姓更不敢说村长半个“不”字了。

八路军工作队到五集村来开会时,起初老百姓还有些害怕。这时候,村上只有财主、豪绅和头面人物说了算,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利。当动员村民参加抗日救亡团体时,不少人胆怯怕事,没有主动登记参加相应的组织。

八路军工作队住在盐店院,耐心地做动员工作。经过多次宣传抗日政策:政府要没收汉奸的土地、房产和一切财物以充实抗日经费;实行贫穷人家不负担,富裕户“合理负担”的政策;废除封张德善手绘壶关县当时分区图赵景和与妻雷改巧合影于70年代张海松摄于60年代建土地制度,不再按各家地亩的数量摊粮派款;对做小本生意的杂税也要减免等。老百姓听到这样的好事,都是一致的高兴。在散会前,群众都嚷嚷道:抗日八路军和民主政府能这样办事,真是太好了!

会后不几天,区牺盟会工作员秦秋文同志来到村上,动员村民成立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亡团体,青壮年参加抗日决死队。同时宣讲反对贪官污吏,扫除封建制度。一批热血青年挺身而出,赵景和、张海松比我小一二岁,其中赵景和是中医世家,这时毅然放下研习医道,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积极分子还有水台底村的高玉书、西牢村的秦天才等。

秦秋文同志与抗日宣传队交谈后,就找我谈话,介绍我参加牺盟会,并指定我当五集编村牺盟会秘书。后来区公道团与牺盟会合并后,让我当村主张公道团团长,赵景和担任村牺盟会秘书。他让我们俩人合并工作,张海松同志协助搞组织宣传等。由于这时候公道团的名气很大,秦秋文同志嘱咐我们要利用公道团主张打倒坏人、坏绅的口号,来打击欺压百姓的坏村长,推动抗日救亡工作。

秦秋文同志还要求大家热情支援抗日部队,八路军、中央军来到你们这里时,要帮助他们担水、打柴火、挑煤炭;再一个就是给部队带路,等等。

群众发动起来了,村上出现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当时有许多鼓舞人们奋起抗日的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词还记得几句:“抗日已发生,日夜炮火惊,杀声喊连天,冲杀鬼子兵。衣帽饼干送前方……”

五集编村被县上列为执行“切实执行合理负担”工作的开拓点之一。秦秋文同志强调坚决废除按地亩摊粮纳款的封建制度,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没钱出力。”老百姓从心底拥护这一新政策,都叫它“新法令”。作为公道团团长,我的工作主要是监督村上执行“新法令”。

此前,粮款捐税一直是“按人丁、按地亩的多少来摊派”,再重再多老百姓也得完粮纳税。村上庙寺也有土地,庵庙有地40亩,玉皇庙有30多亩,家族公产为20亩。这些土地不出粮款,应交的数额分摊给村上百姓。村上凡有公共事宜需要分摊钱款时,也是按地亩平分。这年农历四月十九日(5月18日),村民集资到五龙山祈雨,献的祭牲是猪。祭毕回村,神社主持分割祭肉时,有人提出给村长留一份,本家一位长辈也对我讲,要给村长分。作为社首之一的我,说:“祭牲是大家按地亩出的钱,村长不是本村人,这祭肉怕不能给!”

执行合理负担的新政策,具体办法是每村按户数的25%负担,即如有100户,那么75户不负担,即大多数贫困户不负担,而由25户负担,也就是由富裕户负担。各自然村村民各家各户按等次负担,等次分为五个,即:特等、一、二、三、四等。评定等次事宜由编村村长和公道团共同主持,各自然村“村副”(副村长的俗称,实为自然村的村长)参加。评为特等、一、二等户的负担一应粮款,其他三、四等户不负担。

各村在调查摸底家户情况时,许多有钱人认为“新法令”把负担全给他们了,因而抵触情绪很大,要求仍然按各家人口、地亩的多少来摊派粮款和捐税。有的村民也认不清“新法令”的意义,听人家说还按老规矩办也跟着说同意。不少村的村副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当我们向编村村长反映各村工作迟迟不动时,牛村长讲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说开会研究怎么办吧。

在有14村村副的会议上,有人说:“这个问题咋办要看头脑人。再说,人行旧路,水流旧渠,瞒上不瞒下,咱村还是按地亩起钱,只要把款额筹齐就行了。”大多村副不吭气。文书张家祥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公道团是辅佐村长的,咱们瞒上不瞒下,哪个老百姓敢不出粮纳款?”他还串通各村地主威胁老百姓道:种地不纳粮,良心何在。几个穷人被叫到会上,说:“我种了二亩地,不纳粮是亏良心哩。”

抵制新法令的旧势力确实很大,尤其是要欺下瞒上,坚持封建的按地亩起钱,让老百姓把早已下派的粮款一并交上去。这样做是对抗上面政策和继续压迫老百姓的行为,是不利于抗日救亡的。我在会上坚持说:“现在上面让实行‘新法令’,咱村不能再按地亩派粮款了!”、“公道团办事就要公道。按照县府的规定,该怎么办,村上就应怎么办。”

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大,会上争执一气,也没有结果。一次在水台底村开会,妻兄高富魁把我叫出来,说:“胳膊还能拧过大腿?人家让按地亩摊钱粮就按地亩起款吧。老百姓也同意,你不要坚持了。”可我认为合理负担是贯彻《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的好政策。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特等户和一、二等户来负担全村粮款的政策和办法,既解决了抗战经费问题,又便于动员大多数老百姓踊跃参加抗日救亡,我们坚决执行才对。

由于县、区政府督促,五集村的评定工作终于开始了。但是在评等次期间,各村地主老财唯恐给自己评得等次高,就暗地给村干部送银钱。我曾在村公所的会议上公开讲:“有人给我送光洋,我是坚决不要的。”但会后听人议论说村长私下接收了银钱,如果这是真的,那对公正评定等次将是个很大的威胁。

由于情况复杂,我还专程去荫城镇一趟,向申斗金同志请教。他赞同我的想法,并帮我出主意,指出:“合理负担”是政府抗日救亡的新政策,顽固老财们肯定不愿多负担,但他们是不敢明着违抗的。你坚持执行“新法令”是对的,但要把话给大家说清楚,还要多依靠县牺公联委会。

秦秋文同志到县牺公联委会工作后,在一次会议上说,落实“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在许多村的阻力不小。看起来必须从重点打击有意抵制甚至破坏新政策的旧势力入手才行。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坏村长。什么样行为是坏村长?就是顽固维护旧制度、欺压老百姓的,有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的,有吃喝嫖赌等劣迹的。总之,让老百姓最气愤的村长就是坏村长。

讨论时,与会的各村代表纷纷发言,说如果按这标准看,他们村作风霸道,依仗权势摊派苛捐杂税的村长就是坏村长。但是,老百姓是口吃黄连,有苦不敢说,有头有脸的人士也都不愿惹事等等。

五集村的村长是不是坏村长,我吃不准,就先反映说,要说最气愤,五集的老百姓对村文书张家祥最气愤。秦秋文同志说,村文书敢打骂老百姓,必定有重用支持他的人。要是把他的后台打倒,他这个随从自然也就倒台了。

在县、区政府的督促下,五集编村落实“合理负担”的评定工作总算完成了第一步。具体评定中,我们按上面的规定和各村的实际,经会议研究,全编村评出二个特等户,其余为一、二、三、四等。评为特等户和一、二等户的都是有地有钱有家产的地主老财。五集村评为特等户的两家、一等户一家、二等户两家。

就在评定期间,好几个村的人说他们村有的富户为把等次定低而给村长送了钱。不久,秦秋文同志到东柏林、百尺、五集各编村视察工作。他听到五集编村村长有收受贿赂的反映后,当即指出这是抵制新法令,吩咐道:“如果事情确凿的话,你们就以村公道团的名义向县上反映他的问题。”我们按照他的意见做了调查,了解到编村下属自然村确实有一些富户、中等户给牛村长送过银元,其中有的是主动的,也有是被迫的。于是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反映到县牺公会,由于县牺公会不能直接处理,有关人员指点道,如果村长有不法问题,不能光凭口说,要有证据。他建议我们收集村长收受贿赂的证据,还让我与赵景和到县“动委会”,向何绍先主任反映五集编村的这些问题。

不久,何绍先主任来五集村巡视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情况。他善于体察民情,当了解到村长牛某非但仗势胡吃海喝,欺压百姓,特别是坚持旧规章,庇护富裕户,欺压中等户,收受银洋等实情后,指出这是抗拒“合理负担”政策,他这样做就是对抗“新法令”的坏村长。最后,他问我道:“你有胆气没有?敢不敢打倒牛某某?”我问:“咋样打?是用棍子打?”他笑了笑说:“他有问题要受处罚,但不能用棍子,再说现在也不兴打人了,而是上县里告发他贪污受贿、抗拒新法令的不法行为,由县政府处置。”我回答说:“敢!可我不知怎么个告法呀。”他指出,要打倒贪污的村长,必须搞清事实真相,强调“一定要有手续,人证不抵物证。”然后,他给我、赵景和、张海松三人布置了有关工作,并嘱咐道:“大胆去干,把工作做细。县政府有我们的人,会支持你们的。”

有了县工作员的支持,于是我们以编村公道团名义悄悄地做了一次调查。在大南山、岭西、炭场平、水台底等村先找村副了解情况,然后去找当事人。主动送了钱的特等户或一、二等户和被迫送钱的中等户都承认了事实,也写了证明。具体内容是:“为实行合理负担,废除封建的按人丁地亩收粮纳款,兹证明送给村长计××钱。”我们让本人和村副都按了手印,同时一式两份用长方形的公道团章盖了骑缝章,印章文为“壶关县第二区五集编村主张公道团印”。一共有20多家出具了证明,共计200多块光洋。

到这年收秋时节,正当我们准备有关告状事宜时,村长牛某某和村上旧势力已先下手了。他们在“全泰号”商铺开秘密会策划,要告张德善、赵景和是“坏人”。得知他们的动向后,我与赵景和、张海松认为这是“恶人先告状”。大家商议要加快步伐。告状要写“诉状”,可我与赵景和都写不了,于是,我俩到北阳护村找到当小学教员的张满成。他按我俩讲的事实和提供的有关凭据写了一份状子,以五集编村公道团名义弹劾五集编村村长的问题:坚持按地亩摊派粮款的旧制度,不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收受贿赂200多块银元等。请求县政府做主,给老百姓一个公道等。

有钱户对自家被评的等次,大多不服气,尤其是我那族长大伯家评为特等户,认为是我陷害他,说他家只能按二等户负担。五集村“悄悄道”女会首因有土地30亩、开着粉坊、还做买卖等,其家被评为二等户,但还是不满,硬说她家只够三、四等。

这样,旧势力就以维护村长为理由,串通各村地主老财上县告我,罪名是“狭隘报复,诬告村长。”一说告状,“悄悄道”会首迫不及待,拿出700文钱雇上人先到壶关县上告:“张德善是坏人”。

与此同时,各村的老百姓也被通知,自备干粮先到东柏林村集合,然后去县城请愿:“挽救好村长牛某某”。那天,14个村的老百姓约有上千人,声势的确很大。后来听东柏林李村长讲,那天把街上卖的吃食都抢光了。

起初,老百姓对上县请愿到底是干啥并不清楚,人家非让去就跟着走吧。开始喊的口号是“扶助好官好绅好人!”“打倒坏官坏绅坏人!”“挽救好村长牛某某!”当到东柏林后看到贴出红绿标语,领头人喊出“打倒五集村坏人张德善、赵景和”的口号时,人们就疑惑起来。他们知道编村牺公联委会是给老百姓办了好事的,觉得张德善、赵景和不像是坏人,因而灰心丧气,中途溜号的愈来愈多,快到黄山村时,路走了一半,但人也跑了多一半。等快到壶关县城时,天已黑了,这时他们只剩下不到200人,分住在东、西、南城关,准备明天到县政府喊冤。

第二天,进城到县府大堂前的,仅有安富等几十人。县长洛洪章亲自出面,讲政府会认真调查审理这桩案子,叫他们回去好好生产。

但是,县政府里仍有阎锡山政权残余官吏,已被地主老财用钱买转,依据所告“狭隘报复诬告村长”的罪名,发出火签传票来五集村抓人。那天班房衙役一个姓秦,一个姓鲍。他们拿着传票把我和赵景和俩人扣了起来。他们抓了我俩,还要我们管饭,当然是要吃好的。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好饭吃呢?当端来玉米糁子小米饭和浆水菜时,村警一看说:“人家要吃白面哩。”于是家人到全泰号称了二斤面去烙油饼。就这样,秦、鲍还嫌不好,我就说:“你要不吃,那就端回去。”他们一听很是生气,把我们俩用绳索捆起来,锁到大庙的石柱上。我俩被冻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和赵景和二人被用麻绳双十字捆绑着,往县城走。从五集村到县城有50多里路,走了一个多时辰到东柏林时,他二人要吃早饭,让我们出钱。我说:“没有钱!”到黄山村时说该吃午饭了,我们当然不会管饭了。到达壶关县城南关时,他们又以松绑为由索要钱物。当时我与他们已是势不两立,不予答应。他们硬等到天黑才把我俩的绑绳撤去。一进政府大门,就让班房来人把我们关到黑房里。这县衙牢房不但黑,而且潮湿,门上挂了铁锁,还不给饭吃。

我俩被关班房一事,引起很大震动,县牺公联委会遂极力援救。秦秋文同志派两个人说:“押到这里不是个办法,让他们找个铺保,住到外面吧。”于是找来陈盛和(董家坡人,后参加决死队五营)和刘寨村的一个人,把我俩保出来。我们住在南关一个旅店,以候过堂。二区区长冯广居、罗秘书知道五集编村的事情后,即派助理员杜有亮赶到县上看望我们。

五集编村村民要“挽救好村长牛某某”,“打倒坏人张德善、赵景和”,而编村公道团张德善、赵景和要告“村长牛某某贪污受贿”。这场官司风声很大,许多人都到县上旁听。帮我们写状子的张满成也去了。

这时的县政府是国共合作政府,县、区的工作人员(“牺公联委会”干部)对此案作了调查,最后,进行法庭审理。

在法庭上,法官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我叫张德善。”问:“你与赵景和为什么告牛某某?”答:“牛某某是编村村长,他贪污受贿,抵制‘新法令’。”问:“有什么证据?”我当庭拿出物证,并提供证明人。杨太和(大南山村人)、郭保国(岭西村人)、白狗(西牢村人)、高小妹(水台底村人)、李某某(炭场坪村人)等证人到庭作了证实。

法庭认定牛某贪污事实确凿,县政府决定:将五集编村村长牛某某撤职查办。

贪污村长倒台了,按地亩纳粮款的封建制度被打垮了。村上顺利地执行了“新法令”。县、区领导对五集编村“牺公联委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场斗争虽然是由我和赵景和同志出头露面的,实际上是在县牺公联委会直接指导下,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后来,我认识到:这场斗争中,编村各阶层态度面貌有着很大的不同。封建地主、富农、迷信会首,也就是有钱有势的富裕户是反对“新法令”的;中等富裕户左右摇摆,如怕等次评高,就给村长送银钱;大多数贫苦农户坚决拥护“新法令”,如他们知道上县是告维护“新法令”者的真相后,就纷纷溜号了。因此,这场“新法令”战胜旧制度的较量,顺应了广大老百姓的意愿。

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多半年的风风雨雨,既为自己给抗日救亡工作出了一份力而欣慰,同时也反省到当时还是凭着一勇之气做工作,凭直觉看问题,思想上确实不懂得阶级分析,没能自觉地从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问题。正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革命斗争的警惕性不足,两年后当阎锡山悍然发动“十二月事变”时,我遭到旧势力的报复,吃了大亏。

参加干训班学习班遭遇日寇空袭1938年秋,五集编村要选新村长,村上的豪绅们说:“张安书告倒了牛某某,就让他来当村长。”我以为这是给我出难题,记得当初我父亲去世后,族长大伯曾逼17岁的我当村长的事。

区上领导也想让我当,这是为了搞好全编村的工作。可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青年农民,虽然想给大家办事,但是要担当14个村庄几百户的一切事务,自己还没有行政工作经验。于是,我将自己的想法向县牺公联委会和动委会作了汇报,身兼县干部培训班政治主任的何绍先同志同意我的想法,就开了一张介绍信,让我到壶关县干训班学习,以后再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