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精中傻
许多时候，现象和本质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精明和愚钝，有些人看似愚钝笨拙，实际上却是心底透亮；而有些人表面上精明灵透，骨子里却糊涂愚钝。前一种人可谓傻中精，后一种人则是精中傻。很显然，傻中精是真正的精明，精中傻倒是真正的“傻气”。除非是智商低劣的原因，否则貌似愚钝的人往往是精明的人。
美国第九届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出生在一个小镇上。小时候，他是一个很文静又怕羞的孩子，人们都把他看作傻瓜。镇上的人常常喜欢捉弄他。他们经常把一枚五分的硬币和一枚一角的硬币扔在他面前，让他任意选一个。威廉总是捡那个五分的，于是大家都嘲笑他“傻”。
有一天，一位妇人看到他可怜，便对他说：“威廉，难道你不知道一角钱要比五分钱多吗？”
“当然知道！”威廉慢条斯理地说，“不过，如果我捡了那个一角的，恐怕他们就再也没有兴趣扔钱给我了。”
在他人眼中通常不聪明的人，自己也并不觉得聪明的人，实际上可能是真正的聪明人。
在实战当中，张作霖也是一个善于装“傻子”的高手。
袁世凯称帝后，论功行赏。张作霖以一师长资格破格封为二等子爵。但是张作霖却大失所望，问：“子爵是怎么回事？”
当听到“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时，张作霖大怒道：“吾何能为人做子？”于是请假表示不满。
袁世凯称帝后不久便四面楚歌，张作霖对此早有对策。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表示愿为南征先锋，等骗到了枪械之后，又翻脸变色，在“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下，准备驱逐段芝贵，夺取督军大权。
张作霖自称“不懂政治”，但是在“驱段”这出戏中表演得异常精彩。他利用冯德麟与段芝贵的矛盾，让冯德麟出头角斗，自己在幕后操纵。
冯德麟为“驱段”找到了张作霖，说：“段芝贵是清末的败类，贪官污吏，人所共知，现在他仍然居奉天人士之上，我们决不甘心，应赶快驱逐他，由奉天人来干一干，雨亭以为如何？”
张作霖一听正中下怀，于是向冯德麟请教驱段芝贵的办法。冯说：“这不难。由我们二十八师唱黑脸，和他正面冲突，由二十七师唱白脸，用‘吓’字向他威逼，使他畏罪而逃。”张作霖心中暗喜，鼓掌赞成说：“好！让各方面人也知道，我们奉天人是不好惹的。”
于是，张作霖授意军队夜间开枪闹事，自己到将军署对段芝贵说：“冯德麟把兵开来了，要进兵沈阳，反对上将军。”
段芝贵忙问怎么办，张作霖道：“不要紧，我有防备。”
段芝贵刚安下心不久，张作霖又来报告：“这回冯德麟把二十八师全开来了，我也没有办法。”并声称二十八师和二十七师部分官兵联络奉天各界团体要惩办帝制祸首。
听到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浑身发抖，又问怎么办。张作霖一言不发，在桌上大书一个“走”字。段芝贵如梦方醒，马上致电中央要求去天津养病，并调官款200万，军火若干，乘专车赶赴北京。
段芝贵离奉时，张作霖向他赠送大批礼物，并满脸戚容作悲伤状，盼望段早日回奉。背地里张作霖却通知冯德麟，拦截段芝贵，向他索取私带的公款和军火，让他当众出丑，无脸再回奉天。
当段芝贵专车到达沟帮子车站时，冯部汲金纯指挥的一个团，由邱团长带领登车检查。邱某上车后即向段芝贵宣读奉天军民团体打来的电报，指责段为帝制祸首，又携款畏罪潜逃；希望汲旅长截住段芝贵押赴沈阳依法惩治。段芝贵吓得失魂落魄，狼狈不堪，担心回沈阳老命不保。这时，张作霖致电让专车通行。
正当段芝贵向袁世凯哭诉冯德麟的无理时，张作霖密与冯德麟起草了《奉天保安会章程》，由冯德麟出面，成立自治期成会，提出奉人治奉。
袁世凯大吃一惊，在段芝贵的极力推荐下，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袁世凯死后，改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这样，借着全国反袁。张作霖图谋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
此后，张作霖独霸奉天，使他的督军之位更加牢固，成了说一不二的“奉天王”。
有一些人喜欢自作聪明，这样的人往往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眼力或能力，看问题死心眼儿，看不到事物间的变化和联系。过分自信且又自负，结果在世事的纷争中总是充当别人的炮筒、玩偶或替罪羊，这样的人被称做“精中傻”。“精中傻”往往是表面看来挺精明，实际上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正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