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发展观中重视教育和科技，重视企业的创新求变，重视经济的对外开放，倡导区域性经济合作，以实现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思维成分，是与邓小平的发展观有相似之处。邓小平发展观十分重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提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要改革开放，强调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这个大背景下考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但美国倡导的个人奋斗、冒险精神的目的则是与邓小平发展观不相一致。这是因为，美国倡导个人奋斗和冒险精神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部分人包括一部分冒险家可以先富起来，但决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而邓小平发展观坚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同时强调，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一发展观的奋斗目标是由共产党人的宗旨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能否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的区别点。
（2）德国的发展观及其比较
德国是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完成的时候，德国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但是德国的经济发展却异常迅速，到20世纪初，德国已经发展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当时好战的德国统治集团连续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且屡战屡败，国家受到了重创，国民经济崩溃，并分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51年到1990年，经过40年的发展，联邦德国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奋发图强，从一个国民经济崩溃的战败国变为具有相当实力的、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强国，在世界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联邦德国自二战后迅速崛起的主要发展思路：一是统治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转化，倡导和鼓励竞争。德国的发展观认为，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可以活跃市场机制，激发经营动力，提高经营效率和实现社会公平。为了改善竞争条件和鼓励竞争，联邦德国通过了《卡特尔法》，以保证竞争可以充分地开展。联邦德国在强化国内竞争的同时，还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为目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一方面在国际竞争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巩固和发展国际地位。二是实现社会总体调节。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尽可能运用市场竞争、调节机制，必要时采用国家适度干预手段，来调节整个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三是通过调节劳资关系、提供社会安全保障，来促进社会平衡，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四是在经济政策中实行均衡增长，适度投资，在稳定中求发展。战后联邦德国特意制定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以法律保证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从而使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德国马克也因此长期坚挺，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五是重视科技开发和文化教育事业。1985年联邦德国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总额就达到522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全国专业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人员约有38万人，占就业总人口的1．5％。全国所有就业人口中，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已达12％。联邦德国的教育事业已形成一个发达而又完整的网络。国家和社会共同致力于举办教育事业，已成为德国文化教育制度的重要特色。国家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给人们提供各种受教育的机会，同时注意教育的多层次需要，形成了学前教育、基础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五大教育系统网络，从而为德国均衡稳定而又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条件。六是通过扩大外贸促发展。联邦德国十分重视对外经济联系，甚至将对外经济活动视为国家兴衰成败的战略性任务。五六十年代，政府领导人甚至强调：“没有足够的出口，我们就不能生存。”至1984年，联邦德国的商品和劳务输出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1％和世界进口的7．8％，在世界贸易中仅次于美国居第二。
1990年10月，德国实现统一，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德国发展观的重点逐步转到了跨世纪发展上，德国在跨世纪发展战略构想中提出：一要远虑近忧。增强国民和政府的忧患意识，以激励和保持国民奋发的精神。二是要从重“量”转到重“质”。德国政府认为，不能再用单纯的数量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应更重视“质”的增长。而实现“质”的增长的途径主要为：确立稳定政策，确保稳定增长；从原料消耗型增长转向效益型增长；从环境污染型增长转向生态保护型增长。三是全力扶植高技术。拟通过抓高新技术产业，来调整产业结构，解决失业问题，扩大国外市场，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四是给政府机构“减肥”。其目的在于增强国家的作用，加强经济界的活力和创造精神。德国前总理科尔曾强调：“我们要国家减肥，但是我们要国家确实完全担当起它应当承担的任务。”给政府“减肥”的途径为：提倡节约，减少国家开支，使国家支出的增长明显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减少官僚主义的规章条文；提高公共企业的效益。五是实施对外经济新战略。改变传统的出口贸易主导观念，实施贸易、投资和金融三管齐下的新战略，全方位扩展国际市场。
德国的发展观重视市场竞争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重视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重视科技开发和文化教育事业，重视扶植高技术，重视社会的平衡和稳定，重视政府机构改革，重视对外加大开放，实施经济新战略。这是十分积极的发展思维，德国的迅速崛起说明了德国发展观有其正确和积极的方面。在与邓小平发展观比较也有不少相似的方面，如邓小平发展观也强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重视政府机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但是邓小平发展观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邓小平发展观更加完整和全面。邓小平发展观不仅强调经济的发展，还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培养社会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种社会全面发展观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发展观相比较，确确实实高出一筹。
（3）日本的发展观及其比较
日本是个后发展的国家，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才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明治政府“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指导下，日本发展迅猛。到20世纪初，日本已步入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行列。但从19世纪末期起，日本对外穷兵黩武，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扩张，均以失败告终。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庇护和援助下改革管理体制，大力发展经济，积极出口竞争，使日本从一个满目疮痍的战败国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战后东亚的“经济奇迹”。
战后的日本逐渐确立了现代发展思维，从而为日本的经济腾飞、国家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一是在改革中求发展，积极探索和建立有利于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战后的日本，实行了中央集权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扩大了地方的自治权。中央除外交权、终审权、防卫权等少数几个领域高度集权外，各都、道、府、县作为地方自治体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如在经济上都能独立处理相当一部分财权；在政治上有权独立选举和任免自己的首长。这一方面有力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即使中央党派斗争激烈，政局动荡，地方发展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二是努力将日本建成法制国家。战后日本不断加速完备法律，使整个国家在处理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时，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日本，任何人都无权改变已经通过的法律、法令，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不因政府的更迭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变更。这从法律上有力地保证了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三是刷新人事制度，在严格的考试制度基础上，择优录用行政官吏，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吏几乎100％是大学毕业生。同时，战后人事制度的刷新，也为新型官僚和新型企业家走上政治经济舞台铺平了道路。这群人抱负很大，视野开阔，思想开拓，拼命追求现代化，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帝国时代”做出了巨大贡献。四是立意构建善于管理经济的政府机构。历届政府都把主要精力倾注在抓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日本政府采取的赶超型“倾斜生产方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行政指导方法，均有力地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迅速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五是积极对外开放，重视“学习运动”。日本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技术及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不断地迅速地推进社会生产力，并很快使日本从一个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借款国变成为一个重要的贷款国。到1986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1955年至1970年间，通过引进技术，日本几乎掌握了全世界半个世纪中发明的全部先进技术，使日本工业技术在赶超外国方面走了捷径。在消化欧美管理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日本式管理制度，像“无缺点运动”、“全面质量管理”、“全员教育”、“看板生产方式”等都有力地推动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六是探索和构建适合日本国情、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劳资关系。如日本逐渐采用的“家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机会均等”、“企业内工会”等制度，较成功地调动了职工从事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培育了他们“视企业为家、爱企业如命”的思想感情。七是重视发挥教育在现代化中的主要作用。日本有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优良传统，战后日本更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1977年，前首相福田纠夫在施政演说时就说过：“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我国的基本。”战后日本出现了教育大发展阶段。1951年至1972年，日本短期大学毕业生增加了150倍，正式大学毕业生增加了15倍。战后日本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造就大量优秀技术人员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八是注重民族文化精神的培育。战后日本十分重视对国人灌输强烈的忧患意识、集团意识、服从意识和冒险意识，这已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也正是这种精神推动和激励着日本民众为国家、为企业拼命工作，支撑起日本这座世界经济的大厦。
90年代以来，日本又逐步形成了跨世纪发展战略和思维。一是提出“科技创造立国”的新口号，强调日本要告别“模仿与改良的时代”，创造性地开发领先于世界的高科技。二是着眼于中长期发展，形成了面向21世纪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的基本思维：即转变政策导向，促使经济增长实现由“量”向“质”的转变，维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调整政府经济职能，放宽政府对产业部门，尤其是低效率产业的政策性限制和保护，增强企业活力；协调对外经济关系，缓和与海外尤其是与欧美的经济矛盾，为日本经济“国际化”创造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三是从1995年起实施“三步走”改革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即第一步，用两年左右时间，通过发行国债、改造结构等对策，摆脱“零增长”局面；第二步，用三年左右时间，放宽政府限制和推行制度改革，克服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端，恢复企业活力，强化市场机能；第三步，用五年时间大力发展信息通讯、医疗保健、环境保护、优质住宅等新兴产业部门，进一步完善与研究开发等相关的、有助于科技、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为21世纪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日本的发展观重视行政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重视法制建设和教育，重视扩大开放及劳资关系的协调，尤其是近年来强调“科技创造立国”，很有国家发展特色，也在发展实践中取得了成效。这与邓小平发展观中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加强教育与法制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发展观有相似之处。然而，邓小平发展观在某些方面与日本的发展观有着本质区别。一是邓小平发展观强调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建设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二是邓小平发展观强调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既能利用市场搞活经济，又能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防止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2．邓小平发展观与前苏联、俄罗斯、东欧国家发展现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