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重走长征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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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两河口

历史之痒——“不要羡慕他们那些马!”

193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抚边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此时,虽然红军进入了川西北番区,得以暂时休整,但敌情仍然是很严重的。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孙震、邓锡侯等五路大军,分别由江油、绵竹、灌县、汶川等地向红军占领的北川、茂县等地逼近。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的军队集结于芦山、丹巴、康定一线,堵住红军南下成都平原的道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部占据平武、松潘一线,防止红军向北发展。围困红军的敌人总计有200多个团。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困死在这个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中央急于与张国焘“商决一切”。

6月24日,毛泽东一行从抚边来到两河口,这里是梦笔河与虹桥河交汇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镇外朝虹桥山的方向搭起了欢迎会场和帐篷。25日,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为示尊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冒着瓢泼大雨,在帐篷边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

因雨天路滑,张姗姗来迟,直到下午5点,才在30余名警卫员护卫下,翻过虹桥山来到两河口。听到由远而近的马蹄声,毛泽东等列队恭候。张策马直冲到毛泽东等人跟前。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张的自尊心获得极大的满足,于是翻身下马,同毛泽东等握手拥抱。在场红军战士欢呼起来,口号震天。

索尔兹伯里在50年后的调查中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位战士发现四方面军的马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不要羡慕他们那些马!”

在韩素音的《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这样记录了毛张会面:“毛与张是老相识了。他们曾一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广州举行的党的三大后,有12年间,两人不曾再谋面。尽管过去并无深交,但毕竟是久别重逢,表面上有说有笑,十分亲热。但是好景不长。”张发现中央领导人个个都不是他想像中的派头,回头看看自己,身材魁梧,满面红光,队伍整齐,威风凛凛。于是,张动了叵测之心。

“晚宴后,周恩来亲自把张国焘送到住处。”张试图从周嘴里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内幕,却一无所获,于是直接向周发问:“红一方面军还有多少兵力?”周机智反问:“红四方面军还有多少人马?”张得意地说:“我们还有十万人。你们呢?”周说:“一方面军伤亡很大,恐怕不到三万人了。”

张听后认为,“一面方军只剩骨头了”,更感底气十足,于是在第二天的两河口会议上开始发难。会上,就红军今后的方向进行了激烈辩论,博古讽刺张国焘南下西进是“麻雀钻阴沟”,张大为不满。会后,毛泽东劝说博古不要讲这样的刺激话……

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懋功两河口关帝庙里召开。参加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刘少奇、凯丰、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和张国焘16人。会议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进行了适当批评,进一步说明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会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毛泽东忍受了张国焘的侮辱,亲自与张国焘通宵谈话。但最终没有换来张的回心转意,此后张终于挑起了一场分裂闹剧。

党史专家称:“两河口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遵义会议。”

两河口:毛泽东“黑暗期”开始的地方

新历四五月间的重庆,菜市场里常有青豌豆卖。豌豆颗粒饱满、色泽鲜绿,一般4块钱1斤。主妇问菜贩:哪里来的?菜贩答:成都噻。据我调查,这所谓的成都,其实应指成都方向,包括阳光灿烂的小金两河口乡,均为重庆提供了大量青豌豆。

从抚边到两河口,陡峭山势逐渐平缓,快到两河口时,抚边河两岸呈大片开阔坡地,绿茵茵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森林下。坡地上种的什么,我不得而知。走进乡政府,接待我的是乡党委副书记黄连军(藏族),这是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读过大学,对乡上的情况了如指掌。黄介绍,全乡幅员1035平方公里,是全国土地面积最大的乡之一,人口5100人,以农业为主,辅以牧业,有耕地8210亩,牧场数百平方公里,森林66万亩。其中青豌豆种植1633亩,产量四五百吨,“我们把它卖到了成都和重庆。你们吃的青豌豆,说不定就是我们产的呢!”黄笑着说。我问他快进镇时那大片种植的是不是青豌豆?他说是的嘛,“由于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近年农牧民收入有所增长,去年达到1541元,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谈到今后的发展,黄称开发旅游资源是一个重点,乡上已经作出规划,包括“一址三沟”,即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的会址和虹桥沟、马家沟与霸王沟,“这些沟都有几十公里长,两侧森林密布、有山有水,借红色旅游之势开发出来,一定能吸引游客!”

我来到两河口会址。关帝庙外观十分气派,彩绘浓烈。黄连军说早年的关帝庙失火坍塌,现在的庙是重修的。进山门,除新修的大殿外,到处空空荡荡,左侧残存失火后的废墟,右侧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大殿后的山坡上,残留着一座年代久远的小庙。“朱德总司令在这里住过。”黄连军说。小庙旁屹立着一尊毛泽东塑像,有三四米高,白色。庙里的管理员叫曾天志,一个有点对眼的当地人。曾告诉我,塑像是当地森工局遗留的,“他们不好处理,我们就把老人家请了过来。”这么高大的塑像,应该是文革高潮时的产物,毛泽东穿中山装,目光炯炯,意气风发,是他建国后威信最高时期的形象。

这一时期大抵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间,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坦吐言“心中最黑暗的时期”,即与张国焘在阿坝时的斗争。两河口无疑是毛几十年后最难忘的地方之一。

1960年10月,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老友斯诺。在毛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无疑是与他友谊最深的一位。1936年,年轻的斯诺冒险来到延安。在昏暗的窑洞里,毛与斯诺彻夜畅谈。24年后的重逢让双方都激动不已,毛和斯诺连续谈了几天,时间长达9个小时。“我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斯诺回忆道,毛显得“从容不迫,动作稳重”。但斯诺仍以他的职业敏感,觉察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苏联专家突然撤走了,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三百多个重点建设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两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农作物损毁。”

于是,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他才敢问的问题: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出乎意料,毛回答说,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难怪,在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前,毛要求周恩来,“地点一定要选好。两河口地名不好,我们在那里最终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了——两河口嘛!”当周恩来告诉他会师地点选在甘肃会宁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好地方嘛,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是后话。

韩素音在《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张国焘从来不喜欢这个长得笨手笨脚、长头发、闪烁幻想的眼神而又机敏辛辣的人(指毛泽东)。张国焘曾说:‘那个乡下佬,他算老几?’声音大得让他的部下都听到了。”

1916年,张国焘从江西萍乡考入北大理工预科。两年后,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进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北大等级森严,先生中除了李大钊有时和毛谈谈话,很少有人理会他。这使毛的自尊心遭受极大打击,直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还用一种凄凉的口气对斯诺讲述他在北大的经历:“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

半年后,毛泽东选择了离开。又过了3年,北京代表张国焘,湖南代表毛泽东都出席了党在上海的成立大会。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可以说,从建党之初,张国焘就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就在毛泽东与斯诺在北京长谈时,在香港拥挤的贫民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的人,就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8万红军的领袖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往事,在草地这一章的标题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长征已经过去70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矛盾,使这些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肩战斗的同志反目成仇,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在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不久,就发生了如此痛心的分裂?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很多原因,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今天,经历那场斗争的当事人大多作古,但是他们留下的历史档案和回忆录依然完整地保存着,成为真实的见证。

1979年冬天的一个寒夜,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我清楚记得,这消息登载于新华社《参考消息》不起眼的角落,消息用词是中性的,其中有个细节说张因多年瘫痪,不能翻身,当晚盖在身上的毯子滑落地上,他没法捡,结果被活活冻死。那一年,张虚岁83,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也是83岁去世的。我对这个消息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当时我作为招工干部,正在大巴山的通南巴一带招收滞留当地的重庆知青,走了许多乡镇,看到不少村庄的房前屋后和高山悬崖上,仍保留着红军时期的标语,从当地老乡口中得知张国焘当年在这一带的巨大影响。

今天,浩如烟海的史料,对这段历史已经作出诸多判断,但大多属政治学意义上的,很少从地理学或汉民族生存特点作剖析。作为汉藏文明的分界线,大渡河谷在丹巴分路后,向东北方向延伸的线路即原松潘大草地。其实,当年非但毛泽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许多高级将领也意识到川西高原不适合红军生存。如四方面军到茂县后不久,徐向前就敏锐地观察到:“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以致在此后“北上南下”斗争的漩涡中,徐身心俱疲,内心里,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行动上又无法抗拒张国焘。

站在两河口的关帝庙旁,我思绪如蓝天下迅走的白云。

遥远的天际有一座闪亮的雪山。“那是四姑娘山吗?”我问。黄连军说不是。我说许多红色网站都说在两河口可以看到四姑娘山。黄说肯定错了,请你一定纠正谬误,“那座山叫霸王山,主峰海拔5551米,它正与我们要开发的霸王沟相连,再过几年你们来看,那里的风景又是一绝!”

我还能回来吗?70年了,当年斗争的当事人再也没回过这里,只有一批批虔诚的访问者不断前来,企盼能找到更新的佐证,却恰恰不能。在今天两河口镇的上千居民中,没有一个是当年的见证人。

70年,可以改写多少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