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百年来中国哲学界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和现实存在。目前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一是政治的实践，二是理论的研究。前者以实践性探索为主，政治领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和理论创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后者以学理性研究为主，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这是两条相互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运用、研究与创新之路。
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政治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确立的内在联系，学理性研究的价值往往被遮蔽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话语之下。近几年来，我们经常在一个问题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什么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什么是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致思方向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走向和理论前景是什么？回顾历史，学理性研究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当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都要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进行，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未来价值目标的指向。
历史总能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当我们进入到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历史视野中，不难发现“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去”是他们共同的探讨方向。正是以此为核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邓小平等为我们留下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厚重理解与实践。其中李达以其学术生涯的独特、学术使命的执著、学术成果的丰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挥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他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李达正在日本留学。他非常关注国内形势，积极撰文投寄国内刊物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并翻译出版多部著作，系统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三次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李达除因第一次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其他两次都起了论战主将的作用。他通过批驳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党的创建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在建党时期，他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并为其撰稿，担任党刊《共产党》的主编，宣传列宁建党学说，介绍俄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建党经验，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担任中央宣传主任后，他全力以赴地担负起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主持创办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克服重重困难在一年内出版了15种马恩列著作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这些论著几乎都是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新译本，成为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本。《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家郭湛波撰写的中国第一部近现代思想史论著。在再版序言中，他披露了自己未采纳胡适“郭沫若、李达等毋须单写”的建议，而不仅单列写之，并且在三处提到李达，对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的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至于今日，一死，一囚；所以只有李达了。在近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译有德人塔尔海玛《现代世界观》（昆仑）、西洛科夫等编《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笔耕）、日人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昆仑）、卢波尔之《社会科学这根本问题》（昆仑）等。总之，中国近五十年思想最大之贡献，即在西洋思想之介绍；……及近日李达之介绍辩证唯物论及俄国列宁、布哈林、朴列哈诺夫等的思想。”在此郭湛波先生用了四个“最”字概括李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即“研究最早”、“最有贡献”、“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客观地评价了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
第二，他是战斗的理论家。李达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但又不是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积极响应和支持“五四”运动，撰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寄回国内发表，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坚持理论为实践服务，把《社会学大纲》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为战士提供思想武器。他致力于做“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治学要面向现实的社会生活，解决生活所提出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批判旧中国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蕴涵着革命的理念，以“中国向何处去”为价值指向，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李达学术理论的战斗性是为人们所公认的。在白色恐怖中，他坚拒威逼利诱，以坚韧的意志坚守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著译、出版和教学工作。1928年冬，他与友人一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我国首次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政治经济学批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修订本和《反杜林论》（上册）。1932年，李达又创办了笔耕堂书店，继续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和革命者提供精神食粮。1939年在重庆时，他就被称为“一位战斗的唯物论的老健将”。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武汉与李达交谈时，对李达这种理论特征表示了赞赏：“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第三，他是进步青年的引路人。李达从事教育工作50年，培养教育了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理论工作者和革命者。他在建党初期主持平民女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左翼作家丁玲曾在此求学。他应毛泽东之邀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系统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引导学员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学员包括毛泽民、夏明翰、李维汉等20余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在各专科学校任职，系统研究和讲授唯物史观，出版了《现代社会学》，该书再版了14次，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当时的学生、历史学家吕振羽评价说：“凡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记。”不少学者都把李达当作自己“终身难忘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指出李达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治学理念、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不仅通过教育实践引导一大批进步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和实践的道路，而且还通过他的论著间接地影响广大的读者。作家杨沫在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好像是李达写的）。这本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社会发展方向的小书，立刻使我这个正在寻觅人生的真谛、不知该怎样活下去的青年，……如茅塞顿开，知道了人类社会朝着共产主义大道前进，我在阴霾中见到了光明。”
第四，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毛泽东在建构自己的思想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大量吸纳了中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李达的著译成为重要的理论来源。《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四部著作都经毛泽东批注过。例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中国人所译的第一部苏联哲学名著，由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出版。此书影响甚广，也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毛泽东在延安分三个时间段多遍批读了全书。他在半年时间内，累计写了近13000字的批注，主要集中在对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的认识上，其中一些地方直接被《实践论》、《矛盾论》作为观点或资料采用。毛泽东在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过程中解决了一些在革命实践中长期困扰他的理论问题。毛泽东注意到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在批注中写道：“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要素。”对于毛泽东在哲学上彻底解决什么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问题，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起了重要的作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毛泽东曾看过10遍，并记载了自己的阅读进度，称赞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曾在多种场合向延安的干部推荐学习。毛泽东在批阅《社会学大纲》的过程中也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较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肯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始终，即在“未来的新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仍然存在并推动社会发展。毛泽东在批读《经济学大纲》时反复批画了关于新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至于发展成为对抗这段话，虽然没有留下批语，但这一思想引起了他的重视，对他后来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思想产生了影响。毛泽东对李达的《经济学大纲》也非常重视，他接到李达邮寄来的书后很快读了三遍半，并“准备读它十遍”。《经济学大纲》系统严谨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强调了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和出路，为毛泽东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任务提供了理论资源。
第五，他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创新是理论保持活力的灵魂，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科学的革命。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保持其先进性。马克思主义史就是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的历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创新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至今仍在持续的过程，几代中国人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李达可以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尤其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上。他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求得对于革命理论的一个彻底的了解”。他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路径，在理论上初步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思路，即唯物史观是他的研究重点，通过唯物辩证法深化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通过研究经济学认识中国社会问题，通过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他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体系，在中国，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完整表述，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三个相互割裂的板块，而是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其中唯物史观是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核心，唯物辩证法则是这个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探究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力求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的分析、对经济学的对象既包括生产关系又包括生产力的界定、对对抗与非对抗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解决方式的论述、对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以及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的强调等，都体现了李达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的创新活动。
研究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近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程的建设，呈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所进行的工作，表明了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李达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用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成就注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因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贡献，毛泽东称李达为“真正的人”、“理论界的鲁迅”。总之，李达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敏锐、严谨的学术态度解读了哲学家的历史使命：除了解释世界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
？§§第一章 李达唯物史观思想的历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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