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关系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进而也是关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关系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进而也是关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前所述，总的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但是在不同时期情况有所不同。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普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长，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使其逐步边缘化之势。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
首先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一面，这种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和各种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于利率和汇率变动的理论、关于产业组织的理论、关于企业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等。对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的内容越来越细，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对经济生活运动规律的认识。
2.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许多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数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可以将理论的假设、推理和结论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如果正确地加以运用，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3.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这些理论即使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有价值的。比如，19 世纪英国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的争论反映了当时工业资本家与地主阶级的不同利益，德国历史学派与英国古典学派的争论，反映了那个时代德国资本家与英国资本家之间的不同利益。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有用性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无论是分析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还是制度创新，都很少能够离开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和中国加入 WTO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共性不断增加，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和运用也会有所发展。这种情况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实际上，马克思的经济学就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的知识来源。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因此，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正确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并把它当作惟一科学的理论。这是因为：
第一，西方的经济理论历来具有二重性，除了科学的一面之外，它还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体现了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这种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它的基本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经济人假说”、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自由秩序原理等理论，都直接是为资本主义的制度辩护的。这些理论虽然既不能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在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由于符合自由主义的理念而一直被当作不可动摇的教条。有些理论即使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现实中能否被采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段的利益。比如，自由贸易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在现实中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它才会采用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当它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时候，则都倾向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因此，无论是英国、德国、法国还是美国，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关税制度。经济学的这种无法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为当代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承认。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说过这样的话：“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
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不相同，势力此消彼长，并不存在一种客观的普遍的可以照搬的理论。例如，同为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如没有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意义，过高地估计了价格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本配置中的困难，对于分散化和竞争的作用与功能的缺乏正确的理解，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布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恩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等不同的派别，它们由于都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倡导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而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但是，它们内部又相互批评，互为敌手，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运作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市场生成的理论，它舍弃了时间，抽象掉了制度，因而是不完善的。奥地利学派则认为，市场机制并不是资源配置的机制，而是知识和信息交流的机制，由于知识和信息是主观的，而且是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所掌握，因此，所谓的一般均衡是不存在的。各个学派之间的这种争论从一方面说是正常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所有这些理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自己看来也都是有缺陷的，不是什么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第三，这些理论即使是具有科学的一面，也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的。脱离开这些前提，这些理论就失去它的科学价值。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作为一种市场经济需要具有一些一般性的要素或基本的框架，如独立的企业、充分的竞争、自由的价格等，把这些因素加以进一步抽象，形成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些要素或框架的确立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为这些要素或框架的形成创造条件。因此，在经济转型还没有完成从而这些条件没有具备之前，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所谓的“理想的市场”、“完全竞争的市场”就只能看作是一种理论假说，而不能作为现实决策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在西方国家的失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浪潮的滚滚而来，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全球最强势的理论，最流行的话语，对中国的经济学界也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有人竟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下提出来的，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既然都是以客观存在的现代经济生活为共同研究对象的，因此，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很可能会达到某些“共识”，比如，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需要平等独立的所有者，这一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相似；马克思认为，自发性是商品关系的本质，这一点与哈耶克的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相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间也具有相似性。但是，我们绝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正如马克思曾经强调那样，一般所以要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了差别。
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三个主要议题，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议题、趋向或规律，但是，就这三个普遍性问题来说，中国的经验都有其独到或创新之处。因为，这三个普遍的议题或规律都面临着如下一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或国情：（1）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2）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3）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之中。（4）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5）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6）地域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正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企业经营自主化和经济运动全球化的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的主导作用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显然这些政策与以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经济全面自由化和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以及对本国产业的必要保护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使人费解的是，在这样清楚的事实面前，一些人却竭力鼓吹和夸大西方经济学的作用，认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导致了改革的巨大成功，这完全是颠倒是非。事实上，那些主张边缘化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正是在所谓“现代经济学”也就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指导下来曲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试图误导或影响（实际上已产生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他们把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非国有经济才为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主张“国退民进”，甚至提出“人间正道私有化”；他们把股份制仅仅看作是缩小国有经济力量和作用的措施，而不是把股份制也看作是增强国有经济的实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手段，如此，等等。实践证明，正是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的悲惨结果和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则从反面说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更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因此，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只能是：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时候，绝不能因为学习其中的合理的有用的成分而放弃自己完整的世界观、科学批判精神和正确的立场与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