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武周）朝的不同命运
贞观十六年（642），泉盖苏文弑高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傀儡高丽王，掌握了高丽实权。从他开始，直到唐、罗攻灭高丽，泉盖苏文父子相继统治高丽达二十六年。高丽末年，泉盖苏文的长子泉男生因国内动 乱归附唐朝。高丽灭亡之后，泉氏大家族尽迁入唐，包括男生之弟男建、男产，男生之子献诚。男建由于曾坚持与唐为敌而被流放；男产虽开始与唐为敌，但因后来投降，得以免罪，和男生、献诚均被封官任用。男生的叔父渊（泉）净土先是投降新罗，后来趁出使唐朝的机会留唐不回，此后其事迹遂不见史载。现据已经发现出土的泉男生、泉男产、泉献诚和献诚之孙泉毖的墓志铭对泉氏家族在唐朝（含武则天朝）的事迹进行考论。在填补史书记载的阙漏、辨别某些史载错误的同时，试图以新视角对唐代社会进行观察，总结出些微的历史发展规律。
一、泉男生墓志略考
泉男生墓志铭现藏于开封市博物馆，周绍良先生收录拓文于《唐代墓志汇编》。志文称，“公姓泉讳男生，字符德，辽东郡平壤城人也”，辽东郡，最初由秦朝设立，属幽州。唐高祖在武德七年（624）册封高丽国王为辽东郡王，所以志文说的辽东郡在此代指高丽。至于说其为平壤城人，似乎有可辨析之处。《资治通鉴》、《新唐书·高丽传》认为泉男生之父泉盖苏文专权之前为高丽东部大人，《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其为高丽西部大人，不论何者记载准确，都说明泉氏家族的籍贯不应为平壤城。泉盖苏文弑主专权后，泉氏家族才定居平壤，所谓的平壤城人当从此时开始算起。墓志铭中以泉男生籍贯为平壤城的说法，掩盖了泉氏家族入居平壤城前弑君夺权的事实。
泉男生墓志铭称，其“曾祖子游，祖太祚，并任莫离支，父盖金，任太大对卢。乃祖乃父，良冶良弓，并执兵钤，咸专国柄”。这里面反映出了泉子游、泉太祚等泉氏家族的部分成员的部分事迹。盖金即泉盖苏文。但志文所载泉子游和泉太祚兵任莫离支是否属实，仍存在疑问。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十六年（642），西部大人盖苏文摄职有犯，诸大臣与建武议欲诛之。事泄，苏文乃悉召部兵，云将校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诸大臣皆来临视。苏文勒兵尽杀之，死者百余人。焚仓库，因驰入王宫，杀建武，立建武弟大阳子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自是专国政。”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泉盖苏文在弑君、扶植高藏为傀儡王之后，才自立为莫离支。尽管是自立，但当时必定需要在形式上进行册封，盖苏文这个莫离支的官职当由高藏所封。
我们暂不管《旧唐书》以中国官制对莫离支进行的解释是否恰当，至少有一点可以看出，莫离支“专国政”，是一个中央官职。史载泉盖苏文之父死前乃大对卢。大对卢这一官职，史书的解释是：“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大对卢总“知国政”，而莫离支“专国政”，一字之差，却说明莫离支比大对卢的权力还要大一些。史书对盖苏文任莫离支之前的高丽官职情况进行叙述的时候，都没有提及莫离支这个官职的任何信息，故这个中央官职当从泉盖苏文开始才自己开创并担任。所以史书称莫离支“专国政”而非如其父大对卢那样的“知国政”是有道理的。
据史书所载，泉太祚曾担任过大对卢，是否是通过武力获得的并不确知。但墓志所说泉子游担任过莫离支就很不可信，甚至连其担任过大对卢的情况都不见于史载。通过上述辨析可知，泉男生墓志铭中为其父祖溢美的现象十分严重。泉男生墓志铭所说的其“曾祖子游，祖太祚，并任莫离支”的说法不仅在为其祖先溢美，同时也在掩盖泉盖苏文弑君专权、自任莫离支的事实。
志载泉男生“年始九岁，即授先人，父任为郎……年十五，授中裹小兄，十八授中裹大兄，年廿三改任中裹位头大兄，廿四兼授将军，余官如故，廿八任莫离支兼授三军大将军，卅二加太莫离支，总录军国。阿衡元首，绍先畴之业；士识归心，执危邦之权”。关于高丽的官制，诸史记载不一。泉男生所任的上述官职，除了“先人”在诸史中出现过以外，其他的可以补诸史记载之不足。另外，泉男生“廿八任莫离支兼授三军大将军，卅二加太莫离支，总录军国”，如此年轻就统摄国家军政大权，反映出此时泉盖苏文在逐步地培养泉男生，快速地提升他的政治军事地位，为继泉盖苏文之后继续专权做准备。正如史籍所记载的那样：泉盖苏文让泉男生“知国政，凡辞令皆男生主之”。同时也反映出泉氏家族在高丽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国王放在眼里。
一个国家在鼎盛时期，往往已经潜伏下政局动荡的火种。表面的稳定与繁荣之下，实际上掩盖了许多导致动 乱的漏洞，靠不正常手段或者说靠专制维持的政权尤其如此。一旦专制的捆绑绳索稍有松动，长久遭受压抑而积聚的反抗能量就有可能喷薄而出，产生巨大的杀伤力，给社会带来灾难。泉盖苏文在高丽的专制，使得高丽国内从国王到百姓，通通慑服于其淫威，史称在其弑君专权之后，“号令远近，专制国事。甚有威严，身配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当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出行必布队伍，前导者长呼，则人皆奔迸，不避坑谷。国人甚苦之”。在泉盖苏文的极权统治下，高丽国内达到并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但是，乾封元年（666），泉盖苏文的去世使得高丽国内政治风云突变，正如坚固的千里长堤出现裂缝，捆绑猛兽已久的绳索开始松动，国内开始出现混乱的迹象，所以《泉男生墓志》说其“照花照萼，内有难除之草；为干为桢，外有将颠之树”，“方欲出抚边甿，外巡荒甸”，即接替盖苏文大权的泉男生不得不巡视国内，以稳定国内局势。
高丽国内动 乱也在此时发生，但直接起因却是男生兄弟之间的内讧。
志载，“二弟产、建，一朝凶悖，能忍无亲，称兵内拒”。《旧唐书·高丽传》说：“盖苏文死，其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其弟男建、男产不睦，各树朋党，以相攻击。”《旧唐书》的记载过于简略。实际上，男生兄弟之间是被人挑拨离间才最终导致家破国亡的。《三国史记》记载，泉男生接管军政大权后，开始巡视全国，“出按诸部，而弟男建、男产知国事”。这表明，此时泉氏兄弟之间尚没有出现大的隔阂，否则泉男生断不会轻易离开都城，把国事大权让给他的弟弟们代管。然而，在男生出按诸部之时，就有人对留守的男建、男产兄弟进言说，男生认为男建、男产兄弟要夺权，所以准备发兵除掉他们。对于这种谗言，男建、男产兄弟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未之信”，这旁证了此时泉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稳定的。但紧接着就有人对泉男生说，两兄弟要夺权，“将不纳君”。半信半疑的泉男生遂派人潜入平壤城打探消息真假，不料探子却被男建、男产捉住，这样一来，两兄弟开始怀疑男生的确有心要除掉他们，于是二人矫造国王之命召男生回京。如果男生回京，那么正好可以动手反击他；如果不回，那么他就是违抗国王的旨意，就可以发兵征讨他。泉男生果然不敢回京。男建于是清洗留在京城中的男生势力，并杀害了男生的儿子泉献忠。以泉男生为一方，泉男建、泉男产兄弟为另一方的高丽内战从此爆发。泉男生派使入唐求救，唐朝军队的介入，最终导致高丽灭亡。在人类历史上，权位是如此的有诱惑力，它使许多人不甘于平凡，宁愿冒极度危险，甚至不惜兄弟反目、骨肉相残，最终却往往导致家破国亡。这时候再想回到平凡的生活中已不可得，悔之晚矣。类似泉男生兄弟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实在不少见。
《三国史记》撰者金富轼评论说：“泉男生和其子泉献诚虽有闻于唐室，而以本国言之，未免为叛人者矣。”此说虽不无道理，但单纯从政治角度来评论此问题，却容易忽视其他方面，所以并不见得就公允。首先，如果要从高丽政治角度评论，泉男生家族的专权本身就是对于高丽传统政治的背叛——国王沦为傀儡，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泉氏兄弟无论哪一个专权都改变不了此性质，逃脱不了逆臣的骂名，在封建时代，这和背叛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但男建、男产因为挟持国王高藏，所以执掌名义上的正统权杖，可以号召国内诸部对男生进行讨伐。泉男生只控制了高丽国内的六座城市，根本无法与男建对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向唐求助，也是他不得已的办法。
史家评价泉男生叛国，其实并非因为他投靠了唐朝，而是泉男生在引导唐军消灭泉男建等势力的同时，把高丽国也丢掉了——高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设若在唐高宗派高藏重新入高丽统辖旧地时，高藏励精图治管理国家的话，高丽也许能继续存在下去，不会从历史上消失，而此时的泉男生或许能逃脱叛臣的骂名，甚至可能转而成为挽救高丽的功臣。然而“成者王败者寇”，自古以来，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以成败论英雄”。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修史者素质不齐——即认识能力有差距——脱不了干系，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修史者的思想承载了过多的当权者的政治需要，导致史官有时不得不曲笔附和政治权力。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志载泉男生在“仪凤二年（677），奉敕存抚辽东，改置州县，求瘼恤隐，襁负如归……以仪凤四年（679）正月廿九日构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享年四十六岁。关于泉男生被唐朝派往高丽旧地安抚遗民之事，本书在前面讨论高丽王室的内容中已经提到，此不赘述。关于泉男生去世的地点，有记载认为：“男生仪凤初卒于长安”，这应当是不准确的。墓志铭一般是对死者生前经历进行叙述回顾，就去世时间、地点而言，它的记载相比史书所记应当更可靠，所以泉男生的死亡时间和地点应该以墓志所载为准。另外，志载唐朝政府对于泉男生的后事非常重视，除了赠官、赠东园秘器以及其他种种优待外，还“差京官四品一人摄鸿胪少卿监护，仪仗鼓吹，送至墓所往还。五品一人持节赍玺书吊祭，三日不视事”。鸿胪少卿是鸿胪卿的副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供其职务”，“皇帝太子为五服之亲及大臣发哀临沛，则赞相焉。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唐朝按照二品官员的标准处理泉男生的丧事，表明泉男生对唐朝所作的贡献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另外，“灵柩到日，仍令五品以上赴宅”，这更进一步证明了泉男生是死于安东府，否则不会出现“灵柩到日”的情况。《新唐书》对此事的记载与墓志略同：“仪凤二年，诏安抚辽东，并置州县，招流冗，平敛赋，罢力役，民悦其宽。卒，年四十六，帝为举哀，赠并州大都督。丧至都，诏五品以上官哭之，谥曰襄，勒碑著功。”此可纠正《旧唐书》记载的错误。
二、泉男产与泉献诚在唐事迹比较考略
泉男产在唐朝征高丽的战争中被俘，迁入唐朝后受到特赦，并被封为司宰少卿（从四品上职事官）。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改百司及官名，司宰由光禄改来。光禄卿“掌邦国酒醴、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之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光禄少卿是光禄卿的副手，共有两人。“国有大祭祀，则省牲获，视濯涤。若三公摄祭，则为之终献。朝会宴享，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由此可见，泉男产的官职在唐朝尽管不低，但与其兄男生正三品的武卫大将军之职相比，从四品上的官职也不是很显赫，这当然跟他们留给唐朝的印象不同有很大关系。
泉男产入唐封官之后的情况史书缺载。据《大周故金紫光禄大夫行营缮大匠上护军辽阳郡开国公泉君（男产）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泉男产墓志》）记载，男产于圣历二年（698）授上护军（正三品勋官）；万岁天授三年封辽阳郡开国公（正二品爵），又迁营缮大匠（从三品职事官）员外置同正员；大足元年（701）三月病逝于私第，四月二十三日葬于“洛阳县平阴乡”。以上内容可补史缺。
值得注意的是，在《泉男产墓志》铭文的最后有这样一行字：“通直郎襄城县开国子（正五品上爵）泉光富，年十八，长安二年（702）四月廿三日葬于洛阳县界。”按：唐人墓志铭往往以“某某撰”的格式在铭文前或铭文末注明撰者，在“铭曰”（或“其词曰”）等挽语之前写明死者葬于何处。照一般墓志铭的撰写惯例来看，似乎应该是泉光富为泉男产撰写墓志铭，但该铭文末出现的“泉光富”后面又缀上“长安二年（注意，此年是公元702年）四月廿三日葬于洛阳县界”的文字，且铭文正文里面已经有男产“其年（指大足元年，即公元701年）四月廿三日葬于洛阳县平阴乡某所”之语——两个时间刚好相差一年——这当不是墓志铭撰写者粗心导致的记载重叠或错误。又，“泉光富”三字后面还有“年十八”之语，这当是泉光富当时的年龄。如果泉光富是撰志者，那么他是没有必要写自己的年龄的。泉光富十八岁，男产死时年六十三，“泉”又是唐朝稀姓，据以推断，泉男产和泉光富有可能是同一家族的两代人。
综上所述，联系铭文中男产于大足元年（701）三月去世，四月下葬，铭文后面又有长安二年（702）四月下葬之语，笔者试作如下推测：第一，泉男产和泉光富是父子关系；第二，泉男产死后一周年之际，有人为他实行了改葬，并重新撰写了墓志铭，但改葬者绝非其子泉光富；第三，在改葬泉男产之前，男产之子泉光富已经去世，故有人给泉男产改葬的同时，把泉光富与泉男产合葬在一处，泉光富的有关信息同时附于泉男产墓志铭之后；第四，泉男产与泉光富同葬于一个墓穴的原因是：泉男产非常疼爱这个儿子——泉男产63岁去世，其子18岁去世——泉男产在45岁才得到这个儿子，当然十分珍爱，两人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其家族的人遂安排两人合葬在一处，使其在九泉之下也能相伴。笔者的上述推断，期待方家能给予批评指正，并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同时，还有待于其他志石资料的出土来对此情况进行说明。
透过《泉男产墓志》对男产仕途的描述，还可发现里面反映出的一个问题：男产在唐高宗时期一直默默无闻，但是在武则天时代却步步高升，地位远比唐高宗在位时荣光得多，并且他在武周酷吏政治环境下竟然没有受到酷吏的迫害。比起许多其他入唐蕃将在武则天时代的不幸遭遇，泉男产的顺利仕途经历让人不禁感到意外。泉男产的侄子，和男产同仕武周朝的泉献诚，在武则天朝代却被诬陷致死。学界对武则天朝代的酷吏问题多有研究，但对泉氏家族内所出现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仕途遭遇，笔者尚未见到深入探讨。
与泉男产相比，同属一族的泉献诚，在武周朝的经历就复杂很多。有关泉献诚的事迹，史书记载仅有其在高丽内乱时入唐求救、在武则天时参与文武官员比射和受酷吏迫害致死等。《泉男生墓志》、《泉献诚墓志》所载内容则较详细地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平经历（以下如未注明，均出自二人墓志铭）。
仪凤四年（679），男生去世。正在泉献诚为父服丧之时，朝廷夺礼任命他为定襄军讨叛大使，抗击突厥。这反映出献诚已是武周朝守卫边疆的重要将领。史载，是年十月、十一月，朝廷曾遣萧嗣业、裴行俭等讨突厥。献诚可能即与之共同征讨，且以军功“加上柱国”（正二品勋官）。公元682年，承袭其父的卞国公（从一品爵）爵位，接着丁祖母忧，以嫡去职。武则天临朝称制后，献诚被授云麾将军（从三品武散官）守右卫大将军（正三品职事官）员外置同正员、右羽林卫上下，其志称此为“心膂大臣，爪牙深寄”。据史载，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企图篡权，又担心元嘉等有声望的诸王变乱，所以给他们进加虚位，以安其心。查对史籍以及《泉献诚墓志》内容，也没有解释因何功给献诚提升官衔。献诚的加官原因可能与此类似，也是武则天实施的笼络政策。女皇一面给这些所谓的心膂大臣们加官，一面一个个诛杀，这些事件联系起来，都能让人体味出武则天处理政治事件的谋略和权术。
垂拱二年（686）二月，献诚奉敕充任神武军大总管，“部领诸色军西入寇境”。志载泉献诚“妙闲风角，深达鸟情，山川起伏之形，原野孤虚之势，莫不暗符钦决，洞合胸襟”。泉献诚在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的优秀的军事才能，可能与他早年跟随泉男生经历了高丽内战以及唐朝征高丽的战争而积累的丰富的作战经验有很大关系。“西入寇境”，说明这次作战是针对吐蕃的。据志所载，神武军当在唐朝西境附近。史籍中有关神武军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唐玄宗天宝八载（749），“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遂“改石堡城为神武军”。此前，在开元年间，唐玄宗曾把在唐、吐蕃之间反复争夺的石堡城改名为振武军。可见，玄宗时代由石堡城改名而来的神武军与泉献诚所任大总管的神武军所指不同。由于后者不见于史载，所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载的唐代陇右道东部地图上，对武则天时代的神武军的位置也没有标明。泉献诚墓志所载的神武军的设置，可补史载之不足。
垂拱四年（688）九月，泉献诚奉敕充龙水道大总管讨豫州（今河南汝南）越王李贞反叛。天授元年（690）九月，制授献诚左卫大将军（正三品职事官）员外置同正员。以上记载均可补史阙。公元690年，武则天为登皇位而进行的消除异党活动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李唐宗室被剪除殆尽。是年九月，武则天在皇帝、百官、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等六万余人的集体上表要求下，终于“顺应民意”，如愿以偿地坐上皇帝宝座。随后对辅佐其登基有功和受信任的大臣大加封赏。献诚此时的封官当与此有关。这反映了此时武则天对泉献诚还是比较信任和赏识的。但是长寿元年（692），时任天枢子来使的泉献诚就遭酷吏迫害而死。
同样是泉氏家族成员，为什么泉献诚地位声望高却受陷害，泉男产地位声望低反而平安一生呢？这需要考虑两方面因素。
首先，从唐高宗时代到武则天时代，朝廷的政治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以武则天称制为分水岭。当时，像李敬业这样以拥护李唐的名义来反对武则天的人令女皇非常恼怒和担忧，所以在平定李敬业叛乱之后，那些潜在的可能的反对力量，即那些念念不忘李唐旧恩的臣子，就成为武则天重点防范和打击的对象。泉献诚与其父男生归附后大受李唐重视，而且他们除了安身于唐朝之外无处可去，对李唐当然是忠心感恩，武则天对这类人不能不特别加以提防与打击。但突厥经常南下骚扰劫掠，致使边疆形势屡屡告急，国家又急需泉献诚这样的优秀军事将领率军征讨，迫使武则天在疑人与用人间权衡轻重。所以，武则天一面给泉献诚加官，派遣征讨，一面又借酷吏之手除掉他，这些看似矛盾的事情正反映出了武则天在巩固权位时的矛盾心理。
对于泉男产，武则天就没有太多的顾虑。男产被俘入唐后虽得到赦免，被任命为掌管膳食的司宰少卿，但他的地位远没有其兄男生那样体面和受恩宠。而且，据《泉男产墓志》所载来看，终唐高宗朝，泉男产再没有被重用提升。所以，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时候，像男产这样的在李唐统治下郁郁不得志的人物就较容易地成为拉拢争取的对象。也因为如此，泉男产在武周朝就更有升迁的机会。
其次，在朝廷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是泉男产与泉献诚结局不同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泉男产入仕唐朝后，“辰趋北阙，闲簪笔于夔龙；夕宿南邻，杂笙歌于近韵。象胥之籍，时莫先之”。公事之余，沉迷于歌舞的生活态度，既可使他免于回想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又可避免涉入唐（武周）朝的政治旋涡。墓志没有对泉男产的政绩进行赞誉，说明其政事平平，无可称道。在这种低调的处世态度和平庸的政绩情况下，泉男产在唐高宗朝当然无法获得机会升迁，但武则天的改朝换代却使他遇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了扶植党羽、树立威信，武则天对当时属国或者周边民族在华首领进行笼络，借以证明自己德化四海。建造万国颂德天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天枢建成之后，上面镌刻百官及四夷酋长的名字，武则天亲自题字“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墓志所载男产的仕途发展都是在武则天掌权时代，其上护军、开国公、营缮大匠等职极有可能据此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则天利用的只是泉男产的原高丽贵酋地位的象征意义，并不在乎其在唐朝的政绩如何。甚至可以说，恰是泉男产碌碌无为的政治表现，反倒使武则天减轻了戒心，故而泉男产能够随着武则天的政治脚步而步步高升并安享晚年。
泉献诚在武周时期也保持了低调的处世态度，史载：
天授中，则天尝内出金银宝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择善射者五人共赌之。内史张光辅先让献诚为第一，献诚复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又让献诚，既而献诚奏曰：“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则天嘉而从之。
上述资料表明，献诚不仅射技堪称天下第一，而且胸襟宽广，不以能射而自夸炫耀；同时更反映出其虽居高职，却谨慎行事，避免与“汉官”争上下的心态。推辞掉令人羡慕又易遭人忌妒的荣誉，既是出于对武周的忠诚，也是出于对高处不胜寒的担心。不可否认的是，泉献诚高超的军事才能是武则天所器重的，所以才有被遣镇压李贞反叛和屡次讨伐突厥等活动。另外，和看待泉男产一样，武则天看重其原高丽权臣之后的身份——天授二年（691）二月，泉献诚有“奉敕充检校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北门押运大仪铜等事”。然而，当被歌功颂德的需求、对献诚军事才能的赏识遭遇到巩固权位的需要时，武则天马上就回到冷酷的政治现实中来。到天授元年，李唐宗室和拥护唐王室的臣僚基本上被斩杀殆尽，武则天虽已比较放心地登上帝座，但酷吏诛杀异己的余烈仍然在延续，并有肆虐的趋势，即使武则天最信任的大臣如狄仁杰之类也随时有被诬致死的担忧。泉献诚深受李唐恩泽，虽具有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此时也被酷吏纳入视线之内。
《泉献诚墓志》载，就在献诚任天枢子来使押运大仪铜之际，“会逆贼来俊臣秉弄刑狱，恃摇威恃，乃密于公处求金帛宝物，公恶以贿交，杜而不许”。泉献诚遂被来俊臣诬以谋反罪而处死，年仅四十二岁。泉献诚的屈死成为武周朝的众多冤案之一。武则天放手让酷吏大展淫威，助长了酷吏的嚣张气焰。在确保武周政权稳固这一根本信条的指引下，武周统治的主要威胁或可能威胁力量基本上都消除了，但在朝廷官员“道路以目”的环境中，武周也丧失了众多官员的衷心拥护。酷吏政治是武则天成功的主要法宝之一，也是使其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
在借酷吏之手将可能危及权位的力量扫除殆尽后，武则天开始逐步消除酷吏政治带来的恶劣影响，以挽回人心。久视元年（700）十一月，下制给泉献诚平反昭雪，将死后草草埋葬的泉献诚改卜厚葬，且赠右羽林卫大将军（正三品职事官）之职。次年（701）二月葬于洛阳北邙旧茔。献诚的长子玄隐在献诚被平反时，官爵为武骑尉柳城县男（从五品爵），武则天任命其为游击将军（从五品上武散官）行左玉钦卫右司阶（正六品上职事官）员外置同正员，勋封并如故。
据唐朝刑律，“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蕃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民。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但从上述泉玄隐的情况可以看出，武则天对于泉献诚“谋反”的处置结果只是把献诚一人处死，并没有株连其家人。这从侧面反映出武则天实际上并不相信献诚“谋反”，但为了维护权位，她对酷吏采取了放任的态度，结果是处死献诚，保留其后代。法律成为帝王意志的附属物，权力争夺导致冤假错案的涌现，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另外，以谋反罪处死献诚却保留其后代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武则天的矛盾心理，这也许是女皇炽烈的权力欲和未泯的良知争斗的结果吧。
献诚另外的两子玄逸、玄静只有名字留载，其他情况未被提及。
泉氏家族在唐（武周）受到尊崇，固然是朝廷因其高丽权臣后裔身份而有意扶植栽培，更有其适应、融入社会环境的原因——与当时的名门联姻就是其中之一。据《唐故宣德郎骁骑尉淄川县开国子泉君（毖）志铭》（以下简称《泉毖墓志》），泉毖“即开府仪同三司、朝鲜王高藏之外孙，太子詹事太原公王□之子婿”。意即泉献诚与前高丽国王高藏为儿女亲家，泉玄隐与太原名门王□为儿女亲家。据《泉献诚墓志》，献诚入唐时年龄不到二十岁，所以他和高藏的亲家关系当是在入唐之后才结成的。
笔者认为，泉献诚与高藏结为儿女亲家的原因不排除是唐（武周）朝统治者为了调解泉、高两大家族的矛盾而从中撮合的可能，否则，篡权的泉氏家族和被篡权的高丽王室迁入唐朝后，彼此复杂的心态很难使他们主动结为百年之好。而唐（武周）朝统治者这样撮合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为消除两家的夙怨，更有为便于管理原高丽旧地的想法在内：上述仪凤中（676-679）和武则天朝，高藏、泉男生以及高藏的子孙先后分别被派遣管理高丽旧地，都是利用他们以往在高丽的影响，力使原分属两派的部众归心于唐（武周）朝的管理模式中。至于泉家与名门望族太原王氏的联姻，则使得泉氏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得到尊重与认同。能与望族联姻，对于从高丽迁入的泉氏家族来说，应是难得的荣耀，同时也反映出泉氏家族在唐（武周）朝不但没有受到汉人的歧视，而且还融入了唐（武周）朝的社会环境，受到世家大族的尊重。
三、对武则天评价问题的管见
总结上述对原百济王室、原高丽王室和权臣泉氏家族在唐（武周）朝的事迹考论，可以得出以下看法：
原百济王室、原高丽王室及其后裔在唐（武周）朝均得到重视，这种重视和东北边疆形势和相应政策联系紧密，符合唐（武周）朝的根本利益。在对待契丹、突厥的反叛或入侵方面，武则天派遣原高丽王室入旧地，使其号召民众支持、配合朝廷军队作战，以对契丹或突厥形成夹攻之势。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派遣不一定收到预期效果，但至少武则天处理对高丽旧地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
武则天处理高丽旧地的政策与唐太宗、唐高宗时对待周边民族的举措基本一致，都能根据边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局势的变化给予相应的重视，特别是遇到有部族反叛的时候，都会调动其他边族力量协助朝廷平叛，而周边民族基本上也很配合朝廷的军事部署。同时，武则天和唐太宗、高宗对周边民族政权首领的处置又都含有兴亡继绝之意，如唐太宗时，李靖平吐谷浑，获其王慕容伏允，封其子慕容顺光为西平郡王，复其本国；百济灭亡后，唐高宗立前百济太子司稼正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武则天除了以高丽王室后裔、百济王室后裔（没有实权）安辑旧地外，还对西突厥可汗后裔有委派任命：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死后，其“部落多散亡”，武则天于是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出咄陆部落，等等。唐、武周统治者的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具有人性化的一面，即所谓“怀柔伐叛，前王之令典；兴亡继绝，往哲之通规”。从这个意义上看，武则天对待原属国首领后裔的政策还是符合当时中央、地方以及广大百姓的利益的，是值得肯定的。
武则天掌权后，政治形势与此前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泉氏家族在武周朝前期仍受到了较高的礼遇，这同武则天称帝的需要和当时边疆的形势紧密相关，而泉氏家族的成员也为武则天的称帝需要以及保卫武周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武则天为巩固权位而采取了酷吏政治这一恐怖手段，导致功勋卓著的泉献诚遭遇冤案。这反映了武则天维护帝王宝座的需要高于一切的极权思想。
针对上述看法，顺便提及对武则天评价的问题。对于历代对武则天评价中出现的各种功过论，笔者认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和过造成的结果都是客观的、不可更改的——既然功和过造成的结果都是客观的，不可更改的，就决定了功、过无法相互抵消。所以，说武则天的功大于过或是过大于功都不是很合适。对武则天保持基本肯定或者基本否定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功大于过和过大于功的另一种表现。以几分功、几分过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实际上更反映了评价者的和稀泥心理——试想，当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时候，天下苍生，包括皇帝、百官、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及道士等在内的六万余人集体上表，强烈要求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连皇帝都“恳求”被赐姓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说武则天功大于过，过大于功，几分功几分过的话，那么，那些被冤杀的李唐王室成员和众多的大臣们在九泉之下会如何反应，并作何感想呢？评价者本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接触的研究成果，另外还有研究者本人的一些主观看法、研究态度和对史料的运用情况，等等，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定位。对于武则天这样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来说更是如此。笔者认为，要给武则天作一个总的定论，很难。给历史人物下一个定论，很难。这不是在推脱一个史学研究者的责任，因为时代在变化，评价者的认识程度也随之发展，一些新的角度、新的资料也在随时纳入人们的视野。人们生活在永不停息的历史长河之中，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上个朝代的人下的所谓定论，到了下个朝代恐怕就成了谬论；今天的人下的所谓定论，到了明天，也许会被另一个人的所谓定论所取代。历史在一次次地用事实嘲笑那些所谓的定论。中国历史中的某些“定论”性评价已经多次被修改、再修改，不是吗？是应该静心反思一下了。
结合具体时期的历史背景来对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行研究和多角度分析，并从更恒久的人类共性方面着眼，慎下“定论”，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似乎更可取一些。
§§第四章 两《唐书》列传记载的三韩籍蕃将事迹丛考
《旧唐书》的列传部分也有毛病。不论是国史原有的，还是赵莹等人新撰写的，往往对大官们说的好话过多。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传记归根到底都是以行状、家传之类的资料为蓝本，行状、家传当然不会说死者的坏话。幸好史官们还要去采访，这才使有些传的后面还能有所指责，如某人生活如何不检点、贪财、无家教，等等。
再有个毛病就是列传所记载的事实，尤其是年月，有时会和本纪相矛盾，如果认真查对核实，常常是列传错了而本纪正确。这也和列传多根据行状、家传撰写有关系……不过，国史和《旧唐书》的纂修者基本都能继承传统的修史方法，把来源不同的史料尽量如实地保存下来，有矛盾让读者去判断。这就比强求统一要好一些，因为万一统错了，把错的写下来，对的去掉，那将会贻误后世，欺骗读者的。
——黄永年
蕃将指的是古代接受中国管辖的周边民族或国家（古代被称为蕃族、蕃国）的首领或将领。蕃将又可分为入朝蕃将和在蕃蕃将。关于划分蕃将的更具体的分类，马驰师在其著作《唐代蕃将》中有详述。本书基本上采用此种蕃将分类法。
按照此分类，入唐任职的高丽、百济、新罗君臣将领都属于蕃将范围。根据史书的有关记载，高丽、百济迁入唐朝内地者有数十万人之多，然而，其中名字、事迹见于史书记载的人数却与之非常不成比例。那些青史留名的人多是为官之士，即蕃将。总的来说，高丽、百济蕃将在唐朝虽有任文官的，但以任武职为主。新罗人在唐为武职的虽然也有，但相对就少很多，见于史载的就更少。两《唐书》有专门给仕唐蕃将所立的传记，里面包括部分三韩人。其中的高丽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王毛仲、李正己祖孙三代；百济人有黑齿常之；新罗人有张保皋、郑年。正如本章开始所引黄永年先生所说，本传的记载也有不足之处。所以，对于史书中的列传记载，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广义上说，包括高丽、百济王室在内的入唐蕃国将酋，除了极个别人——比如泉男建，因曾坚持与唐为敌而被流放——之外，唐政府都为其安排了相应官职，他们或在中央政府为官，或在地方担任官职，为唐朝的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军事方面，高丽、百济裔蕃将在唐朝边疆的捍卫、巩固方面的业绩非常值得称道，对唐朝国内政局的治理、稳定方面所作的贡献不容忽视。甚至是涉及皇位争夺的宫廷政变中，都有他们的参与（关于三韩人参与宫廷政变的论述，后面将专文述论）。
两《唐书》列传记载的高丽人中，有关泉男生、泉献诚父子的情况，在前文中已经结合其墓志进行了论述，在此不赘述。王毛仲跟随唐玄宗发动政变，其事迹颇有传奇色彩，对其传记的补充、讨论也将在后文论述有关唐代的宫廷政变部分内容中进行。本节对高仙芝、王思礼本传、李正己子孙三代的传记进行补充论述。在百济裔蕃将里面将对黑齿常之家族进行考论。因张保皋在新罗和唐朝之间一度经营海上贸易，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对《新唐书·新罗传》附传记载的张保皋、郑年事迹的论述，笔者将其纳入后文商业领域内的三韩人部分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