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朝之前中原与高丽之间的人口流动情况
在对高丽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情况进行了解之前，有必要先了解高句丽族的族源与高句丽国的源起。
有人认为高句丽的“族名族源均与中国古代高阳、高辛等远古民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的‘涂山之会’有高句丽始祖解扶娄‘执玉’之贡献”，高句丽族之先祖和中原似乎早在大禹时期就有交往。还有学者据《朝鲜鲜于氏奇氏谱牒》所载“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认为随从箕子入朝鲜的人有相当数量。这部分人也是高句丽的族源之一。
高句丽于公元前37年始建国。从那时起，就一直处于西汉王朝高句骊县的管辖之下。也就是说，先有高句骊县，后有高句骊国。“高句骊国是夫余人的一支南下与西汉王朝高骊县境内的其他民族或部族联合建立边疆政权时用了高句骊县的名称。至于高句骊族的形成，可以说它是在高句骊国建立之后的事情，高句骊建国后其部众分为‘五部’或称为‘五族’就是在高句骊建国时高句骊族尚未形成的反映。”据马大正等学者的研究，高句丽族的主源是秽貊族解体后东迁的各支后裔，有高夷、夫余、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夫余人有十万以上、沃沮人有近五万、东秽人有四五万、小水貊有两三万人先后融入了高句丽族。古代朝鲜移民（后裔）和汉人是高句丽族发展壮大的又一来源。《东国史略·箕子朝鲜》记载箕子率领五千人入朝鲜，这五千人发展到汉初当有数万人；秦末陈胜起义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西汉卫满及其孙右渠等招徕入朝鲜的人数也有10～15万人。晋代没入高句丽的汉人有15万以上，其中一半或三分之一的人成为高句丽人。此外，高句丽族还融合了肃慎人、鲜卑人、荇人、盖马人、句茶人、契丹人、百济人等。
上述移民及其后裔在高句丽国的扩张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高句丽族。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屡起冲突，其民众被迁入中原的情况也有记载。江统《徙戎论》中说：“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据唐长孺先生考证，荥阳一带的土地自后汉至曹魏时一直荒芜着，毋丘俭迁徙高句丽户的目的就是为了开辟荒土，“五胡之乱”后，荥阳这支高句丽移民已经同化于各族之中。其后的前燕慕容皝政权都迁徙不少高句丽人入内地。咸康七年（341），慕容皝大败高丽，高丽王钊单马而遁。慕容皝掠高丽男女五万余口而归。由于有先例在前，所以唐朝大规模迁徙高句丽遗民入内地，在朝内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与贞观初期朝中热烈讨论如何安置突厥余众的情形构成鲜明对比。
战争导致高丽、中原之间的人口较大规模地流动，到隋朝达到了一个小高潮。隋朝三次征讨高丽，不仅没有克复成功，反而丧失了数十万精锐兵众，相当多的隋军士兵因被俘或其他原因而滞留高丽。而大规模的高句丽族人迁入中原则发生在唐代，起因于唐对高句丽的统一战争。
二、高丽人大规模迁入唐朝内地
早在隋朝时期，随着突厥的分裂和高保宁割据势力的消灭，高丽与隋朝统治地域直接接触，二者冲突升级。开皇十八年（598），高丽王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以此为开端，隋文帝、炀帝对高丽发动了几次战争，力图把高丽统一到中国的直辖版图内，均没有达到目的。“一个安定的东北边境并没有形成，这一历史使命，自然落到了隋的后继者唐王朝的肩上。”
李唐代隋后，致力于平定国内割据的群雄，对边疆民族基本上采取了和平的姿态。对于高丽，唐高祖甚至一度想放弃对高丽的宗主权，被大臣制止。
武徳五年（622），唐高祖“以隋末战士多没于高丽”，因而“赐高丽王建武书，使悉遣还。亦使州县索高丽人在中土者遣归其国。建武奉诏，遣还中国民前后以万数”。其实，高建武并没有把滞留在高丽的华人全部放还，仍有很多华人滞留于高丽。贞观二年，即武德九年（628），高丽向唐太宗进献《封域图》，对唐表示服从，但这并不诚心，因为之前二年（626），高丽就已封锁了百济、新罗的入唐道路，并与之争夺领土；贞观五年（631）在唐派人拆毁高丽以隋战亡士兵骸骨所筑的京观时，高建武修筑千里长城回应，都是高丽对唐戒备的表现。贞观十六年（642），高丽权臣泉盖苏文弑国王高建武，立建武的侄子高藏为王，并自任莫离支，引起唐朝君臣的极大关注。次年高丽与百济和亲通好，企图攻取新罗党项城，以阻断新罗的入朝之路，致使唐对盖苏文再也无法容忍下去。唐太宗派人劝诫无效后，决定收复中国的失地，消除以后可能的隐患。
此后，唐太宗和其后继者高宗李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对高丽展开了数次讨伐，最终灭掉高丽。对于灭亡高丽的过程，正史有详述，本书从略。在征战的过程中，有大量的高丽人被迫迁入唐朝内地：唐太宗“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这七万人中，包括“李世□等拔盖牟城（改名盖州），获二万余口”；攻破辽东城（改名辽州），“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攻克白岩城（改名岩州），“得城中男女万余口”。此外，还应当包括俘获高延寿、高惠真所率“耨萨已下酋长三千五百人”，这些人被“授以戎秩，迁之内地”。唐朝对迁入内地的高丽俘虏的处置措施也有过变化。由于辽东城对抗唐军非常顽强，所以攻克城池后，唐太宗把城中的一万四千口人贬身为奴婢，迁入幽州，用来赏赐唐朝将士，但随后在幽州把他们释放为平民。唐朝对于人口流动方面的管理相当严格，需要有“过所”才能在境内通行（具体的管理情况，本书后面附录的“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部分中有详述）。因此，这部分转为平民的高丽人很可能就在幽州或附近地区居住了。从唐太宗对于战争所获的高丽人的处置可以看出，除了对被俘的高丽将领授予官职，迁入内地为唐效命外，其他被俘的高丽人口有许多被当作战利品，赏赐给将士，作为私奴婢。
高宗朝时期，高丽人作为战俘入唐，还有很多人次。显庆三年（658）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克“高丽之赤烽镇，斩首四百余级，捕虏百余人”。龙朔元年（661），高丽盖苏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数万守鸭绿水，契苾何力领兵大败高丽，“斩首三万级，余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乾封三年（668），男建以兵五万袭扶余，绩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总章二年（669），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同年，李谨行于发庐河与高丽余众激战，“俘馘万计”。被俘获的人，尽管不能说全部被迁入中原，但是按照当时的战争情况来看，应该有相当多的俘虏被送入内地。他们或在唐军中服役，或作为战利品被赏赐给将士。关于后者的可能性，从唐太宗攻打白岩（崖）城的时候李□的一番话中就可以看出。
仪凤二年（677），唐高宗授原高丽王高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令其还辽东以安辑高丽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从上述记载推断，内迁的高丽遗民中有许多是按照原来的部族建制居住的，这部分人似没有被作为奴婢。这些人回迁故土之后，受高藏谋反的影响，又被唐迁至内地的“河南、陇右”地区。至于是否维持侨州建制，则不得而知。
另外，还有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内地的情况，如高丽入唐侍子、留学生、求法的僧人等。因为高丽在唐朝前期即亡，所以侍子、留学生、僧人等的数量比因战争被俘而迁入唐内地者要少得多。总之，从唐朝建立（618）到高丽灭亡（669）之间的约五十年间，因为唐丽战争被俘而迁入内地的高丽人占了入唐高丽人的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