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解者无虑千百家”（李调元《雨村诗话》）。明清二代，特别是清代，大量专论的出现，更推动《古诗十九首》研究成为显学。钱大昕在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序言中谈到，当时诗坛“论五言者，咸以为圭臬”；徐昆也说道：“十九首诗学之权衡也，上承三百，下启百代，得其意一以贯之矣。”有关《古诗十九首》的解、注、说、绎、赏析等不一而足，千百家解者的方向不外乎“辨体”与“识道”。方孝孺说：“体之变，时也；不变于时者，道也；因其时而师古道者，有志于诗也。”如果说明代对诗学重在“辨体”批评，将《古诗十九首》从律诗、魏诗、乐府诗、苏李诗等各体中辨别出来，完成其作为“五言之诗经”、“五言之原”、“五言之祖”的典范意义（即“诗之范”），并以此为源头清理出五言诗歌经典的序列（即“诗之史”），进而推崇其为“诗母”，那么清代的诗论家们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推崇其为“千古至文”、“韵言之宗”、“旷世独立”，更重在对作为诗歌经典之“诗之道”价值的追寻，确证其作为“诗母”的地位。吴淇以《古诗十九首》为五言诗的核心和典范，由之构建诗学的“汉道”，并以此为基点来透视整个诗歌史。至此，《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诗的“诗母”价值终落到实处。
一、“体”与“道”
《文心雕龙·宗经》篇有云：“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所谓“文学正典”，必然会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至道”和“鸿教”。
清代诗论从明代对诗学“体”的辨别转向对诗歌“道”的追寻，诗论家们热衷于拷问“古道何为其不可复也”（宋大樽《茗香诗论》）。诗论家们普遍认为诗歌“体之变无常，而道之变有常”，认为“《三百》后有《离骚》，《离骚》后有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外有乐府，后有‘建安体’，有嗣宗《咏怀诗》，有陶诗，陶诗后有李、杜，乃复古也，拟议以成其变化也”。诗歌经典中变化的是“体”，而不变的是“诗道”。朱筠认为诗道在于“五伦道理”，在于“性情、倚托、比兴”三者。他在《古诗十九首说·总说》中强调，“诗有性情，兴、观、群、怨是也。诗有倚托，事父事君是也。诗有比、兴，鸟兽草木是也。言志之格律，尽于此三者矣。后入咏怀寄托，不免偏有所着”，而“《十九首》包涵万有，磕着即是。凡五伦道理，莫不毕该，却又不入理障，不落言诠，此所以独高千古也”。张庚的《古诗解》认为《古诗十九首》“组织风骚，钧平文质，得性情之正，合和平之旨。义理声歌，两用其极，故能绍已亡之《风》《雅》，垂万襈之规模。有志斯道者，当终身奉以为的”。刘光贲也认为《古诗十九首》作为“诗之正宗”、“五言之祖”，为诗教一大转关，其“词不迫切，语意敦厚，尚有风人遗旨，学者不可不读”。诗论家们大都认同“十九首者，三代以下之风雅也”（《古诗十九首说序》），他们所倡导的“古道”或“诗道”乃是对儒家“风雅”（或“风骚”）诗学传统的回归。黄子云在《野鸿诗的》中梳理了诗的道统传承谱系，认为：“诗有道统，不可不究其所自。姑综其要而言：《风》、《骚》之外，于汉曰《十九首》，曰苏、李，于魏曰曹、刘，于晋曰左、阮、渊明，于宋曰鲍、谢，于齐曰玄晖，于梁曰仲言，于陈曰子坚、孝穆，于周曰子山，之数公者，虽各自为一家言，而正始之绪，截然不紊。”
二、“汉道”内涵解析
清代诗论对《古诗十九首》所含诗“道”的探寻，最集中、最系统地体现在吴淇的《古诗十九首定论》中。
据《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通志》（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卷六十五）记载：
吴淇字伯其，睢州人，赋资颖异，十五习诗赋，清词丽句，往往惊其长老。为制举艺，不拘尺幅，落落有奇气。登顺治乙酉乡荐，壬辰南宫后，里居六载，益肆力于学，戊戌成进士，授广西浔州府推官，升江南镇江府同知，镌级归，构屋数楹，寝处，其中，与诸子侄口讲手批，夜分不倦，工填词，晚年声律益细，尤深于道家言，其论诗上下、古今、升降、正变，为时所宗，着文集若干卷。
据现有资料，其著有文集《雨蕉斋诗选》七卷、《粤风续九》四卷和《六朝选诗定论》十八卷。
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其书“为时所宗”，“其持论精核，凡当世言诗之家，无以易其说也”。其中的诗学思想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和价值。
何为“汉道”？“汉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翼奉传》中：“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原意为汉代的道统、国祚。唐宋诗人常以“汉道”指代汉代诗歌的精神特质。杜甫《偶题》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宋代白石道人在《范大参入觐颇爱鄙作以诗谢之》一诗中曰：“问句石湖老，如将日指标。枯中说滋味，高处戒虚骄。颇喜唐音近，宁论汉道遥。正声今在耳，万乐听箫韶。”以“唐音”、“汉道”区分唐、汉之诗，并开始推崇汉魏诗歌为“正声”、“正体”与“正宗”。
“汉道”是吴淇诗论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诗学概念，体现了其诗歌观念中的尊经意识与历史意识。其《六朝选诗定论》中选诗就以“合汉道则录，不合汉道则弃”为原则。吴淇如何理解“汉道”？在他看来，诗之体随时代而变化，一代有一代的专体，其曰：“夫诗之为体，因时而变，故一代之诗，必有一代之专体”，而“《三百篇》体不杂，盖一道同风之世也。汉诗体错出，惟五言纯平一朝之制；亦犹诸体备于唐，而独七言律为唐之专制也”。吴氏认为“五言古诗”乃汉之专体，而“七言律为唐之专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吴淇将诗歌发展分为三际，即“王迹”、“汉道”、“唐制”，并以汉道为核心，强调“故后世学诗者，须以汉道为本”，在吴淇的诗歌观念中，《古诗十九首》乃“诗之正则”、“汉道五言”之典范之作。其将十九首、古乐府四篇，合之苏李七首、班姬一首，凡三十一首尊奉为“汉道五言”，认为“建安之际，当徐父子，倡于邮下，群彦和之，于是曹、刘之坛帜韦盛，而汉道寖微矣。识者忧之，此古《十九首》之所由选也”。
吴淇虽将诗歌类别划为三际，但他认为：“汉道之于三百篇，迥以别矣，唐制原本于汉道，而分为两际者，譬之治道，三百篇犹之封建也；汉以后之诗，犹之郡县也。唐与汉虽均为郡县之天下，然世儒之论曰：汉制弘其纲纪，唐制详其节目，规模自是不同。其为诗也，亦如其治而已。”其《六朝选诗定论》在评韦孟《讽谏诗》时说道：“少陵曰：‘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汉道即指五七言，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吴氏区分了“汉制”与“汉道”，但认为“唐制原本于汉道”，“盖唐制虽自成家，然变本加厉，初亦不离汉道。故后世学诗者，须以汉道为本”。评苏李诗曰：“苏李古诗，组织风骚，咸折交质之衷；抒发性情，深合和平之旨，故可超赋凌骚，直接风雅。”评汉诗曰：“是以汉之诗取《离骚》之情，合三百之性，故美而可传也。”其所理解的“汉道”内涵为“汉道祖三百篇而宗《离骚》也”。说通俗点，汉道就是既能承继《三百篇》之性，又能体现《离骚》之情的诗学之道。
三、“汉道”的诗学价值
吴淇论诗有着强烈的尊经意识，其曰：“余之专论诗者，盖尊《经》也。”其在《古诗十九首定论》中认为：“十九首不出于一手，作于一时，要皆臣不得于君而托意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后世作者，皆不出其范围。”其以传统的“赋比兴”解诗，对十九首诗歌内涵全部都予“臣不得于君”的理解，与元代刘履《风雅翼》中《古诗十九首旨意》的解读相比，更加武断，过分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作用，这自然有将文学的审美意义稀释之嫌。后人对吴氏的政道倾向不无批评。张庚在《古诗十九首解》中批评道：“睢阳吴氏说选诗大有发明，然穿凿附会，牵强偏执，在在有之；欲求醇者，什仅二三。”从文学与治道、文学与世事、文学与史论等关系看，吴淇的视野不可谓不开阔。他能从宏阔的时段划分诗歌以及诗学的变迁，与20世纪西方年鉴派史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说吴淇诗论的成就远大于偏失。张庚说吴淇“有大发明”，此话不假。吴氏以“君臣”关系喻解古诗，也真有“穿凿附会，牵强偏执”之处，但说穿凿牵强“在在有之”，似乎有夸大之嫌。在中国传统诗学赓续过程中，陈陈相因易，戛戛独造难。吴淇以“汉道”论诗，发覆创新，基本精神应予肯定。
《古诗十九首》研究源远流长。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阐释者代有其人，作出了巨大贡献。诗歌的谱系日趋完整，诗学的理论亦不断丰富。在某种意义上说，《古诗十九首》的探索过程是与诗教“情性”说同川并流的诗学传承。吴淇称之为“汉道”的“三百篇之性，离骚之情”，梳理的正是这样的流程。《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之冠冕”，有其不可替代与超越的作用，情理协调的话语方式在《古诗十九首》中水乳交融。这样一种五言体式的古典诗歌滋养和激发了后世许多名人名篇，其所包孕的各种“遗传”价值“因子”或“拟子”已存活在后世文学文本之中，而且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说《古诗十九首》是“诗母”，那么“汉道”则是诗歌世界特别是五言诗歌母仪天下的风范。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各章节还会论及。
正如上一章第三节所谈，《古诗十九首》确如前贤们所认定，集中体现了汉风，也即本章所谈的“汉道”，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集中代表着纯人性诗的一种风范。我们赞同“汉道”说法的原因，还在于它彪炳史册，在中国诗学谱系中占据制高点，为中国诗学发展平添了一座不可企及的范本高峰。在这座高峰下，许许多多的后来者高山仰止，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