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指出：“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自汉代以来，一切学术都依附于经学之下，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流变中，经学是其无法挣脱的源脉。文学脱胎于经学，依附于经学，磨砺于经学。
从文学最初的含义来看，文学脱胎于经学。儒家经典与文学作品、经学与文学之间本没有绝对的界限，儒家五经（十三经）中许多文本自身就是文学作品。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之说：“文学，谓善先王典文。”此处的“先王典文”就是儒家经典，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六经”。汉代有今、古文学之争，今文学、古文学，皆指经学。从“经典”一词的释义看，“经典”是一个历史的词语，其含义逐步扩大，从最初的儒家经书扩展至各种类别的典范之作。汉末至魏晋时期，文学从经学的怀抱中挣脱走向自觉，真正意义的文学经典大概起源于此。刘勰扩大了经典的范围，将文学纳入儒家经典的价值系统后，以经学规训文学便大行其道，在正统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经典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其作用是“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调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宗经》）。在这种文学概念的笼罩下，从隋唐至明清，经学对文学的牵引时紧时松，但文学始终无法挣脱经学这双大手。从主张“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直到倡导“明道”、“载道”、“诗界革命”，从主张“诗缘情”再到“滋味说”、“神韵说”、“性灵说”、“意境说”等，历代文学之争的焦点是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还是文学的审美功能，两种观点之间一次又一次较量后重心轮番转换。中国文学史上历代的“复古”之风，都可以说是文学与经学之间的较量与商兑，其实质乃是对传统经学的依附与回归。
从中国诗学传统来看，自儒家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并把《诗》列入“六经”之列后，《诗经》便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甚至是无上的位置。中国的传统诗学当然也同其他学术一样属于“经学”传统，如朱自清先生将《尚书》中“诗言志”说作为中国诗学理论“开山的纲领”即是一例。中国传统文学阐释理论也是直接从经典阐释的理论中孕生而来，无论是“训诂考据”的语言阐释、“知人论世”的历史阐释还是“以意逆志”的心理阐释，均建立在文化经典阐释的基础之上。文学阐释的方法同样脱胎于经学的方法。
从阐释者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看，在“经学时代”，以儒生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一直视社会价值规范的制定为己任。从“五经”到“十三经”，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一直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王权合法性的基础而发挥作用。文学作品往往经过教科书和官方传播主渠道进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并通过经学阐释以符合正统价值观念，从而融入传统文化并得以经典化。考察《古诗十九首》的阐释史，经学阐释与文学阐释两大方向相互交织，但经学阐释始终占有主流的统治地位。经学的阐释成就了《古诗十九首》作为文学“正典”的地位，但同时也禁锢了其作为文学经典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历史流传作品的经典化，必然伴随着一个解释的过程：一个通过解释以揭示文本的意义并使之上升到权威与规范的过程。综观《古诗十九首》的阐释史，它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历代的阐释者强调其经学的典范意识，其经典化的策略一方面体现在诗论家们将《古诗十九首》纳入儒家传统诗学的价值体系，以《诗经》评《古诗十九首》，强调《古诗十九首》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历代阐释者希望通过他们的阐释，以期人们对待《古诗十九首》像对待《诗经》那样，使之成为文学的经典。正是从这一理想出发，历代阐释者以儒家“比兴寄托”和“美刺”诗教观为出发点，探求《古诗十九首》的微言大义，并推动传统的“教化性比兴”说诗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