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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嘉句：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荣誉称号：无
影响力星级：★★
[人物档案]
姓名：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
出生：1873年2月23日
逝世：1929年1月19日
祖籍：广东新会
出生地：广东新会
逝世地：北京
主要身份：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
主要功过：参与戊戌变法，宣传君主立宪，从事中国学术思想研究
主要著作：《饮冰室合集》
[人物生平]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梁启超早慧，12岁就考中了秀才，16岁就中了举人。1890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科举落榜，同年拜康有为为师。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期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编写了《新学伪经考》。1894年，随康有为赴京赶考，双双落第。在京期间，与谭嗣同相识并结为同志。1895年，再次赴京赶考的梁启超协助康有为联系各省举子联名上书请求变法，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于其上发表《变法通议》。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乘日本军舰逃往日本，同年在日本创办《清议报》。1902年，他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与同盟会的《民报》就立宪和共和问题展开论战。1903年，梁启超游历了美国，著《新大陆游记》。1905年，著《开明专制论》，坚持君主立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回国，结束14年的流亡生涯。1913年，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1915年，在袁世凯称帝后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其决裂，并至云南参加护国之役。1917年任段棋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同年，在张勋复辟后和康有为彻底决裂。1年，游历欧洲后著《欧游心影录》。1919年，出版《饮冰室丛著》。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1929年，梁启超在北京病逝，享年56岁。
[影响力评述]
梁启超在这个名单上大大超前于他的老师康有为，这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从政治上说，梁启超的历史地位不如康有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发起者和领袖，而梁启超则主要是一个跟随者。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政治立场十分坚定，一直是一个保皇党，而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则在保皇和革命之间摇摆不定。梁启超获得比康有为较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梁启超跨越了更多的社会领域。康有为主要是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而梁启超则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和中国近代学术的奠基人。梁启超是一个天才，他在自己所从事的各个领域里都是顶级人物，从政他可以呼风唤雨，从文他可以妙笔生花，从学他又可以引经据典、著书立说。梁启超生活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他代表了中国古典人格的终结和中国现代人格的开端。
梁启超的家乡就是当年陆秀夫负南宋幼帝蹈海的地方，梁启超的祖父经常带他到这个遗址，讲述当年抗元英雄的故事，这在幼年的梁启超心中种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梁启超早慧，“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父母对梁启超期望甚高，管教甚严。梁启超一旦稍有懈怠不谨的地方，辄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这种精英式的教育使梁启超早有大志。梁启超12岁时就中了秀才，16岁就中了举人。主持广东乡试的刑部侍郎李端棻见梁启超才华过人，就将自己的妹妹李蕙仙许配与他。1890年，是梁启超一生中最关键的一年——他见到了康有为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嘱文记述了自己见到老师的一幕：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沽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梁启超同学陈千秋，字通甫——引者注）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投师康门之后，梁启超的命运就和康有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群情激奋，梁启超辅助康有为联络发动各地举人，反对和议。康有为奋笔疾书，写就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是为“公车上书”。此后不久，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又共同发起成立了强学会，梁启超任书记员。梁启超是强学会章程的起草者，也是会报《中外纪闻》的主编。《中外纪闻》被查封后，梁启超任《时务报》的主笔。由于宣传变法图新，加之梁启超文笔犀利，《时务报》一时畅销大江南北，销量达12000份，“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大量的宣传变法的文章，如《变法通议》等，对戊戌变法做了很好的舆论铺垫。随着《时务报》的畅销，梁启超闻名遐迩，从此“康梁”开始并称。
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开始，梁启超以布衣身份被光绪皇帝召见，被赏六品官秩，办理译书局事务。三个月后，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被清廷通缉，流亡日本。到达日本后，梁启超接受了大量的来自西方的思想和学术，他感到“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以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建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此后，梁启超虽然主要还是站在保皇派的阵营里，但他已经和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产生了思想分歧。梁启超在给徐勤的信中说：“中国舍革命外无别法。”但他慑于康有为的师尊，没有公开主张革命。《新民报》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教育和启蒙了一代热血青年。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回忆说自己非常爱读《新民丛报》。梁启超本人对自己的启蒙之功亦很自负，自封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对于《新民丛报》的影响，近代著名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有所评价，虽有谀词之嫌，但大体上是准确的：
……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茫茫禹域，惟公是赖。
除了在报纸上撰文以为，梁启超在流亡期间还著书甚多。他通过这些书籍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传播近代思想文化，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梁启超认为专制制度的总根源是“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实行愚民政策和驭民之术，国家如欲兴旺，则必须兴民权、开民智。梁启超还大量介绍西方思想家如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达尔文、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和思想，特别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和卢梭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梁氏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存在弱点，其主要弱点是人民只知有“私德”而不知有“公德”，只对某一个人效忠和负责，而不能对社会负责。只有“私德”的人是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的。梁启超开了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的先河，后来的鲁迅等人是这一事业的继承者。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未得深究。
在政治家的身份之外，梁启超的最大成就是在史学领域。梁启超是所谓“新史学”的代表人物。这一思潮的名字，就是从梁启超的著作《新史学》而来的。《新史学》的发表，即是“新史学”的宣言书。梁启超批判旧的史学传统，认为历史不仅仅是要记录事实，更要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梁启超将西方的社会进化论运用到他的史学理论中，将新史学的指导思想定为“提倡民旅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与《新史学》同年，梁启超撰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这是梁氏史学著作中的扛鼎之作，被史学界赞为“气魄非凡”。该文以中国思想的流变为脉络，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七个时代。这一论文是梁氏“新史学”主张的实践典范。梁启超史学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为人物作传，他为王安石作传，为袁崇焕作传，为郑和作传，为李鸿章作传；他也为外国人物作传，如克伦威尔、意大利建国三杰等。从他对传主的选择就可以看出，他关注的主题是爱国、自强和革新。梁启超还是外国史研究的先驱，他在1914年撰写了《欧洲战役史论》，开辟了全新的学术领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共和肇始，梁启超也回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历史再一次把梁启超抛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袁世凯并不满足于大总统的位置，为复辟称帝加紧谋划。一帮无耻文人组织了“筹安会”，积极劝进。梁启超在天津和他的学生蔡愕秘密协商反袁大计，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警告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是自取灭亡。蔡愕秘密到达云南，组织讨袁护国军。梁启超备尝艰辛后到达广西，他成功地策动了陆荣廷通电独立，有力地壮大了反袁的声势。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被迫取消帝制，梁启超联合南方各地的反袁力量，要求袁世凯无条件辞职。袁世凯最终忧惧而亡，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功绩可垂青史。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梁启超再次通电反对，维护共和。
1920年起，梁启超埋头潜心著述和讲学。他是一个高产的作家，撰写了大量文史论著，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1926年，梁启超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其他三位是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梁启超逝世后，章太炎挽之曰：“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此可谓梁氏一生之写照。梁启超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仅编入《饮冰室合集》的文字即达1400万言。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在艰难险恶的政治活动之外，还能有如此大的学术成就。梁启超的诗词成就也很了得，我们就以他著名的《水调歌头》为此文作结吧：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