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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招牌：“反击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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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嘉句：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荣誉称号：汉武大帝
影响力星级：★★★
[人物档案]
姓名：刘彻，字通
出生：公元前156年
逝世：公元前87年
祖籍：沛县（今江苏沛县）
出生地：长安（今西安）
逝世地：长安（今西安）
主要身份：政治家、军事家
主要功过：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彻底解决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主要著作：《轮台罪己诏》
[人物生平]
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其父为汉景帝。公元前153年，刘彻被立为胶东王，公元前150年被立为皇太子。公元前141年，景帝死，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即位后定年号为建元，此为中国使用年号的开始。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武帝采纳。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各诸侯国的实力。同年，派大将卫青出击匈奴，一举收复河套地区。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兵出陇西，越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境内千余里，斩获匈奴四万余人，平定黄河以西地区。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决战于漠北，消灭匈奴八九万人，一举将其击溃。自此匈奴不敢在漠南立王廷，解除了匈奴对中原百余年的威胁。同年，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增加了财政收人。在这一年，武帝还下令向朔方移民70万。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成立国家垄断的铸币机构，铸造五铢钱。武帝末年，由于连年征战，造成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使天下休养生息。公元前88年，侍中仆射马何罗预谋刺杀武帝，事败被杀。公元前87年，立刘弗陵为太子，为防止太后专权，杀其母，并托孤于侍中奉车都尉霍光。几天后，武帝刘彻去世，享年69岁。
[影响力评述]
中国古人经常用“文治武功”来评价一个政治家的功劳。在收入本名单的皇帝中，具有“文治”和“武功”两方面功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唐太宗，另一个就是汉武帝。汉武帝的功绩分为几个方面。首先，他一改汉初奉行黄老之学的状况，开始奉行儒家学说，奠定了儒学作为中国正统国家学说的基础。其次，汉武帝大张旗鼓地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为中央集权制度的推行创造了条件。自秦始皇开始的中央集权进程，至汉武帝时才真正实现。再次，汉武帝推行经济改革，将冶铁、制盐、铸钱改为官营，开辟了延续千年的盐铁专卖制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汉武帝的军事功绩。在汉武帝的决策和指挥下，汉军主动出击匈奴，一举解决了为害多年的匈奴侵边问题。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皇帝，他在晚年敢于进行自我批评，发布《轮台罪己诏》，没有几个皇帝有这样的胸怀。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或信仰。秦朝的统治思想是法家，汉初的统治思想是道家。到汉武帝时，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社会需求，急需一种新的思想指导社会实践。儒家积极入世、教化民众的思想正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董仲舒接受武帝的策问，向武帝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提出“黜刑名，崇儒术，明教化，兴太学，令郡国尽心求贤”的建议。董仲舒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亦即后人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还宣扬春秋公羊学说中的“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董仲舒的建议正是汉武帝所寻求的东西，于是一拍即合。汉武帝系统地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的建议也大多付诸实施。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立太学，这是中国官办大学的开始，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并且各个朝代名称不同，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在太学中设立五经博士，汉朝的经学因此而繁荣发达。元光元年，武帝依照董仲舒的建议在全国举孝廉，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儒家理念。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对后世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汉朝以后，虽然有所反复，但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基本上都是儒家思想。应当说，是儒家思想保证了中国的基本统一和社会的整合。没有儒家思想，中国在社会经济领域领先世界上千年是不可能的。
汉武帝的另一个目标是削弱并逐渐废除各个诸侯王。汉初的封王政策为国家的安定埋下了无穷祸患。当时，全国总共有62郡，而朝廷直接控制的仅有15个郡。景帝时，吴楚七国作乱，虽经竭力平叛克复，诸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仍时时存在。各地诸王均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财政独立，甚至比中央政府还要富足。武帝时，势力最大的诸侯王是淮南王刘安。他串通衡山王刘赐，阴谋篡夺帝位。这一阴谋被武帝挫败，刘安、刘赐自杀。这次叛乱阴谋更加坚定了武帝“削藩”的决心。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实施“推恩令”，使诸王分封王子为诸侯，以削弱各封国的实力。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借口诸王助祭宗庙献祭的金块成色不足，废106个诸侯国。在削弱、废除诸侯国的同时，武帝积极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将全国分为13个州，每州任命一个刺史，直接向皇帝负责。武帝还改革了传统的官制——三公九卿制。汉初丞相权重，成为独立于皇帝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汉武帝削弱相权，使丞相变成了皇帝决策的执行者。所有这些措施，都加强了皇帝的权威，使中央集权制度更加巩固。汉武帝所开创的政治体制，经过后世的不断完善，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历史证明，一个朝代推行中央集权，则政局稳定，社会繁荣；一个朝代尝试分封，则必然导致政局不稳甚至内战。对于中央集权制度，汉武帝并非始作俑者，但却是最杰出的发展完善者。
在经济上，汉武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很多改革措施都延续了下来，成为传统。汉武帝任用杰出的理财家桑弘羊，他听从桑弘羊的建议，把冶铁、制盐、铸钱三业收归官营。汉武帝敛财的最初目的，是为他谋划已久的反击匈奴做财政上的准备。但这三项实业的收归官营大大提高了官府的财政收入，日后成为历朝历代的常规做法。桑弘羊还建议设立平准官和均输官，其实是国家参与经营运输和贸易，可以起到平抑物价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功效。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国有后，发行了“五铢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钱币之一，是集币家眼中的珍宝。
汉武帝的文化政策也值得肯定。他继承了周朝“采风”的传统，在朝中设置“乐府”，采集民间诗歌。在文学史上，汉乐府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唐朝的白居易等人开创“新乐府”诗歌，就是汉乐府诗歌的历史回响。武帝的另一项开创性的举措是他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使用年号的先河。后来，年号甚至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每一个皇帝登基，或者发生政治变故，更改年号就成为统治者“革故鼎新”的标志。看一下晋惠帝时一长串的年号，人们就会对“八王之乱”产生一些感性认识。
汉初时，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30万征讨匈奴，却被匈奴围困在“白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若不是采纳陈平的建议，游说、贿赂匈奴爱妾阏氏，高祖很可能会成为异域之鬼。高祖以降，历经文帝和景帝，汉朝采取的都是和亲的政策。每年向匈奴送去大量金银布帛，以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不是采用和亲政策就能够完全解决的。游牧业是一项比农业受年景影响更大的产业，一旦牧业歉收，劫掠农耕地区就成为他们活命的最后选择。匈奴的劫掠，是汉朝的心腹大患，汉武帝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他把目光首先投向了河套地区。秦朝时，大将蒙恬曾率兵收复河套地区，但由于汉初中原的内战，河套地区又被匈奴占领。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派大将卫青出兵云中，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收复河套地区，解除了对长安的威胁。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又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大将霍去病将匈奴的势力逐出了河西走廊。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穿越茫茫大漠，在漠北寻找到匈奴的主力，一举将其击溃。这是汉人在历史上首次采用骑兵战术战胜了以骑兵见长的游牧民族。自此匈奴“漠南无王庭”，匈奴对中原的威胁被解除了几百年。匈奴又一次大举出现在中国北方，则是在四百多年后的东晋时期。这次战役，甚至对世界历史都影响深远，匈奴人南下东进的路被截断后，他们便转而向西进攻，给欧洲带来了一场浩劫。
刘彻死后被谧一个“武”字，确实非常贴切，他在历史上也留下了“穷兵黩武”的骂名。多年的征战，耗尽了文景时期的大量积余，也使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加之武帝本人是一个穷奢极欲的人，他大修宫室，生活奢靡，聚敛无度，这造成了武帝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农民起义。武帝晚年多疑猜忌，又迷信方术，导致了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的发生。权臣江充诬告太子谋反，弄假成真，太子兵败自杀。这场变故使武帝猛醒，他认识到一味的征战和聚敛必然失去民心，必须让人民休养生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68岁的武帝在群臣面前发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在诏书中，他宣布停止远戍轮台，故这份诏书史称“轮台罪己诏”。武帝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武帝为以后的皇帝开了一个自我批评的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往往把“秦皇”和“汉武”并称，两个人都是以武治闻名天下的人。秦始皇开启了中央集权的滥筋，汉武帝将其最终完成。但秦皇崇尚严刑峻法，致使秦柞二世而斩；而汉武改尊儒术，却使汉柞又延续了将近四百年。汉武帝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很多传统均肇始于斯。那也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时代，公孙弘、桑弘羊、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皆百代之才俊。武帝的“武治”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的版图，使中国成其为中国。人们习惯上说“强汉盛唐”，是很有道理的。后来的中国，再也没有像汉朝那样强大过，贾谊说出了其中的差别：“攻守之势异也。”西汉的刘彻与南宋的赵构，同为汉人，差异就是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