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政治的迷恋程度前文已述，为什么终生孜孜以求而一无所成？周游列国14年而一无所遇？
所谓圣贤智者，应该顺天应人，与时俱进，这样才能谋无不中，事无不成！如果食古不化，死守经典，梦想以“先王之政而治今世之民”，空言误国，注定要被时代所抛弃，“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说于孔丘之徒再也恰当不过。
春秋战国时期，“国无宁日、岁无宁日”，各国诸侯争战不休，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孔子置这一现实于不顾，不识时务地推销既不能富国安民、又不能强兵御敌的所谓“礼乐”，其结果正如史记所载：“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
把孔子不遇的原因归为社会混浊，似乎有失公允：难道七十馀君皆昏庸无为？非不遇也，是无用也。孔子好学、好礼有余，但于治国安邦则不足。百里奚、蹇叔、管仲、伍子胥、孙武、乐羊子、邹忌、吴起、商鞅、孙膑、苏秦、张仪、乐毅、冯谖、蔺相如，等等，皆孔子先后人物，一遇君王，片言立要，遂得君欢，委以专任，成就大业。岂是举世混浊耶？乃举世以为无用也！
孔子官迷心窍，为求官而不择其主，以鲁之乱、费之小，尚且有盘桓“东周”之意，以卫之弱、灵公之庸、南子之风，竟反反复复五入五出卫国，到了有奶就是娘的地步。居陈、蔡各三年，不闻有何见教于陈、蔡两国，只是在两国多事而溜之乎时提一下此子，阿木看不出丁点的政治智慧！
孔子参政要价甚高，经常念叨“沽之哉、沽之哉！”为官必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最后也没有卖个好价钱。孔子也很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去齐国晋见景公而不见齐相晏子，子贡说：“见君不见其从政者，可乎？”仲尼曰：“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所谓“疏不间亲”，以景公与晏子的关系，不先见晏子而见景公，已经犯了从政大忌，而且还诋毁晏子，好在晏子也是当代人物，自有舆论渠道反讥，否则，晏子小人之论当流行于今日矣！齐景公之不用孔子，不在自己年老，而在当年夹谷之会孔子的拙劣表现而已。
管仲为相，上有好色、好味、好名之桓公，旁有易牙、开方、竖刁三个“小人”为患，临死之时要桓公远之，曰：“臣之（平日）不言，将以适君之意也。譬之于水，臣为之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孔子可有此胸怀，有此智慧，有此权谋。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孔子之政动辄以武会齐君，继之以武堕三都，再之以杀胁大夫，所行“仁政”，竟如此耶？
孔子评人必以小人、君子之分，孔子所到之处，轻则引起朝野的争论，重则挑起君臣的不信任。试看在鲁从政几年，挑的鲁国上下势同水火，让季斯左右为难。郊祭，不分胙肉给孔子，孔子这个摄相事之从大夫，便不辞而行他国。今之精英不用于国家，既奔走于美欧，与孔丘之徒无二也。如此之人，别说见七十馀君，就是见七百馀君，终不能用也，能让吃住已经是明君圣主了，孔子知礼，孰不知礼！孟子继承孔子之衣钵，不自反省，最终也于“仕”无补。
孔子之礼，多是丧葬之礼，岂是治国之理；孔子之道，多是虚伪之道，岂是治世之道。所以，当世弃之，唯其徒子徒孙死抱经书不放也。史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沿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真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味道，如此无心无肺、不知廉耻之儒，于国何益，于家何益？孔子之道与天道相违，非天道不予孔子，是孔子自绝于天道也，谋无所中，事无所成，犹无头之蝇乱冲乱撞，智者、圣者竟如是也？丧家狗之说，由来已久，非李零教授独撰也。
所以，孔子被评价为教育家和思想家，还是比较公允的。理论思想不一定正确，能自圆其说，自能系统，就不失为一个思想家；但一个教育家如果到处钻营仕途，就难免有辱于斯文！
古代官、僚、吏的区别是什么
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大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