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与孔子的中庸思想的异同
中庸之道虽同被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所称赞，但在比较中可以发现，两人的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概而言之，相同方面主要有三点：（1）都视中庸之道为最高的德行与至善。（2）都意识到了中庸之道是道德主体的道德评价与道德行为的统一体，分别认为中道是种相对中道与权变时中。（3）都意识到了中庸之道所内涵的辩证法思想，寻求一种“德性之中”与“和而不同”。
不同的方面有：（1）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相对来说，在内涵上包含有更多的求知成分，可说是种理性中道；孔子的中庸思想则相对具有较浓的人性意味，可说是种性情中庸。（2）经验德性论与先验人性论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德性并非是先天本有的，而是在后天的行为习惯中形成获得的，所以，要想实现好的德性，实现中道，就得注重习惯的作用，在日常行为中积累达到；孔子则认为作为一种至德中庸实际上是“仁”在日常生活中的流行与实现，是先天地内在于人自身的，是人生来就本有的，所以，只要通过个人自身的不断修养就能逐渐体认自身本有的德性，从而实现中庸之道。（3）德性自愿与道德自觉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是种自愿的德性，只有行为主体的自愿行为才可能称得上是种德性，强调意志自由在实现中道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