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时期，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有很多思想家为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四位被后人尊称为“圣”。他们是：至圣孔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子和亚圣孟子。
至圣孔子：
孔子是儒家始祖，最初在鲁国学习，当家臣，后周游列国，到齐国齐大夫昭子家当家臣，他主张仁政，仁德为仁政的根本，治国当用仁德礼仪，不专注重政令刑罚。人伦之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思想，有弟子三千，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50岁时出任中都宰，一年后升为司空，又升为司寇。在齐、鲁“夹谷之会”上任总管会议礼仪的“相”，不久代理宰相，后被排挤，继续在困绝中周游列国。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论语》是弟子们录他的言论集，此书成为中国历代的蒙学典集。他享年73岁，卒于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乙丑，唐追谥文宣王；宋加谥至圣文宣王；元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改称至圣先师；清定建文庙，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后改为至圣先师孔子。
复圣颜回：
颜回（公元前521年～前490年），春秋鲁国人，字子渊，又称颜渊。孔子的优秀学生。他崇拜老师，孜孜不倦地学习老师的渊博知识，从不满足，持之以恒。他天资明睿，性情温良，贫而好学，乐而忘忧。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仁，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对他有问必答，呵护有加。他向孔子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并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回答：自己虽然不聪敏，但我能身体力行，照您的话去做。他对老师十分恭敬，言听计从。他从不动怒，从不重犯过错，刻苦钻研。29岁头发就白了。孔子最喜爱、牵挂这位得意的高才门生。他32岁先孔子死于贫困苦学。后人很尊重他，称他为复圣。
宗圣曾子：
曾参（公元前505年～前420年）春秋鲁国武城人，字子舆，名参，尊称曾子。孔子的高才弟子，至亲至孝。一次他锄瓜草，不慎把瓜秧的根锄断了，父亲曾点大怒，举棒便打，打得半死。曾参对孔子说父亲不义，一小打就忍受，大打就出走。孔子说：这怎么能是孝呢？经老师说服，曾参向父亲认错。他性情粗鲁，但每时按孔子的教诲三省其身，为赡养父母，甘当小吏任人驱使，以获薄俸养亲。他十分重视言传身教。有一次，他妻子上街，小儿子哭闹要跟着去，妻子就哄小儿子说：你在家等着，我回来给你杀猪吃肉。等妻子回来时，曾参正动手杀猪，妻子慌忙阻止：你怎么当真，我那话是哄孩子的呀！曾子说：这样骗孩子，就是教孩子去骗人，这样还有家教吗？曾子就真把猪杀了让孩子吃。他一生就这样言必行，行必果，认真严谨地为人处事，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犯而不梭”的准则，终其一生。他的著述有《大学》《孝经》，后来他把学问传给了孔子的孙子学思，后世尊崇他为宗圣。
亚圣孟子：
孟子（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奥，子车，战国时期鲁国邹（县）人。从小接受母亲严格教育，其母认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三次挑选邻居，最后与学富为邻，孟子的老师是孔子子思（孔级）的学生。孟子非常景仰孔子及其学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发展了孔子“仁政”的学说，提出“民贵君轻”，认为暴君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只有施仁政，才能统一天下，主张法先王，恢复井田制、省刑薄赋，使黎民百姓不疾不寒。公元前320年前后，他到魏国向魏惠王宣传“仁政”，魏惠王只以礼相待他。襄王继位，同样对“仁政”不感兴趣，他又到齐国，齐宣王以十乘、数百人的礼仪欢迎他，还拜他为卿，但并不欣赏他的政见。他又去宋，去滕国。滕文公热情接待他，并听解释学说，也仅此而已。他只好返邹聚徒讲学。他的弟子万章与公孙丑记录了他的言行，为《孟子》，《汉书·艺文志》记有十一篇，今存七篇。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人合一”。宋封他为好国公，配享孔子一样的庙庭，元加封为邹国亚圣公，后尊为亚圣，享年83岁。什么是“新儒学”
新儒学可分为宋代新儒学和近现代新儒学。
宋代新儒学是指中国北宋出现的以阐发儒家经典义理为特征的哲学思潮，即理学或宋学思潮。由北宋初期的范仲淹、欧阳修和胡瑗、孙复等人首倡，经北宋中期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加以发展，朱熹集其大成。他们以孔、孟为宗以《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为主要依据，批判隋唐以来以空无为本体，否定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佛、道学说，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提倡所谓“道德性命”之学，并从本体论的高度，探讨宇宙与人生问题。“新儒学”虽有濂、洛、关、闽等学派，但都讨论主客、理事、心性、体用关系及修养方法等。“新儒学”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先秦儒家学说的基础上，而是把当时的理论思维水平提高了一步。
近现代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地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区别；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来说，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