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和环绕他的一群边将、太监坚欲南征，一方面想饱游江南古老而华美的都城和秀丽的山川，以及垂涎于江南佳丽；另一方面想袭取王阳明的平贼之功。当他们收到王阳明八月十七日从南昌发出的奏疏，陈说沿途奸党密伏，窥伺车驾，恐有博浪、荆轲之谋；为安全计，仍以由他率军，亲自押解重要人犯赴阙献俘为宜。正德君臣的情绪，不仅失望，简直变得十分激愤。既顾不得梁储、蒋冕两位大学士的劝阻，更把国家社会的安全置之度外，竟再度以威武大将军名义，传军门檄，令阳明把宁王等一干要犯，放纵于鄱阳湖中；待御驾和边军亲自围捕擒拿，以便论功行赏，让史书传达正德皇帝的英武。
九月十一日，王阳明便已押解要犯，从南昌起程，过鄱阳湖、溯信江，抵广信府（上饶）。当他接到所谓“威武大将军”令牌，面对传令的锦衣千户，真有一种啼笑皆非之感；整个世事，仿佛是场闹剧。不仅早年为刘瑾所陷，下锦衣卫的种种惨酷景象浮现眼前，南昌城死去的忠魂、鄱阳湖中蔽天的硝烟、到处漂浮的破船和尸体，也一总萦绕在胸臆之中。
三司官员、左右参随多劝他迁就现实，以免取祸，他慷慨激昂地说：
“人子于父母乱命不可告语，当涕泣随之，忍从谀乎！”（注一）
因此，他不但不肯交付人犯，对锦衣千户，也想以例行区区五金的程仪，打发了事。受惯了奉承与贿赂的锦衣卫官员，怒而拒收时，他却握着千户的手说：
“下官在正德初年，下锦衣狱甚久，贵衙门官相处极多；看来未见有轻财重义如公者。昨薄物出区区鄙意，只求礼备；闻公不纳，令我惶愧。下官无他长，单只会做几篇文字，他日当为公表章其事，令后世锦衣知有公也。”（注二）
锦衣千户听了，也无可如何，只得唯唯而退。王阳明唯恐迟则生变，连夜越过江西浙江交界的玉山，然后循富春江北上，以避开皇帝和边兵；想不到太监张永，却在杭州等个正着。揭发刘瑾罪行之后，在环绕正德皇帝左右的太监中，张永是比较能守正的一人。他了解王阳明的处境和受朱厚照左右的仇视，也了解王阳明所说御驾亲征及纵囚可能引发的危机和苦难，不过，他有他的见解：
“吾之此出，为群小在君侧，欲调护左右，以默辅圣躬；非为掩功来也。但皇上，顺其意而行，犹可挽回万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无救于天下大计矣。”（注三）
大约十月上旬左右，把宁王宸濠等一干重犯，交付张永之后，王阳明便称病到西湖净慈寺休养。这时的王阳明，除了忧心亲征可能造成天下骚动，以及对江南百姓的蹂躏外，家中父亲老病甚重，祖母逝世未久，母柩则久厝未葬；几次上疏省葬，都无法如愿。宁王事发，虽然立下不世之功，却卷进重重的政治漩涡之中，能否得脱，似乎只能委之天命了。
南征途中，江彬矫旨逼辱地方官吏；有的长吏被缚，有的通判惧而自缢，纲纪、体统，在堂皇的“亲征”名义下，一时荡然无存。兵马到达扬州，江彬选择巨大豪华的民居，作为提督府。到处搜罗寡妇及处女。扬州是江北要冲，西南不远的彼岸应天府，就是六朝建都之地的南京，六部衙门俱在，与北京遥遥相对；是大明朝的另一个都城，自然该是亲征天子驻跸之地。溯江而上，不仅可达这次祸乱根源的江西，并可进抵湖湘。倘如过江之后，循着运河南下，就可遍历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杭两地。对边将和春秋鼎盛的皇帝而言，似乎每条路线都富有极大的诱惑。计议、争论、谏阻，也许连日益得宠的“刘娘娘”也发生一些制衡作用，最后，尚在淮扬的正德皇帝车驾遂以南京为目标。江彬、许泰、张忠则以宁王余党尚多，须加速逮治为名，率军先往南昌。他们挟持着从张永手中接收过来的宸濠，到处搜罗财物，捕杀良民当作逆党，以求论功行赏。
十一月前后，在张永的劝说下，正德皇帝降旨王阳明兼任江西巡抚。旧地重临，饱经战火，复受北军蹂躏的江西省城一带，更是满目疮痍。屡立奇功的伍文定知府，备受边将和太监的窘辱，王阳明和江、许、张三人的磨擦，也自在想象之中。
撤离江西，进驻南都后的边将，除留连于秦淮河畔的金粉世界，威迫在南京的国公贵胄、六部大吏之外，就是搜寻王阳明的把柄，挑拨陷害，以报一箭之仇。
王阳明所以获罪江彬、许泰和张忠，一则是他迅速敉平藩乱，几乎使亲征之举，不得成行。一则不肯交出俘虏，纵之鄱阳湖内，让南征君臣饱享扬帆围捕之乐，以及论功行赏的荣典。另一使他们恨入骨髓的，是王阳明获得宸濠伪檄后，在奏报疏中，说明掳获过程，伪檄内情以外，又加了几句对正德皇帝的劝谏之言：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宗室谋动干戈……伏望皇上，痛自刻责，易辙改弦，罢除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游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注四）
如果班师回銮之日，各道言官据此纷纷论奏，既要皇帝“绝迹游幸”，又要其“罢黜奸谀”，则他们未来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江彬等人首先逮捕王阳明的门人冀元亨。元亨字惟乾，武陵人，是位纯朴务实的举人，忠信可托，王阳明聘之为公子王正宪的塾师。
在宸濠拉拢地方大吏、礼贤下士、潜为异谋的时候，王阳明自然也在其礼遇之内。在礼貌上，王阳明不得不遣人入谢。
言谈间，宁王论及天下大势，稍吐胸中大志之时，受托入谢的冀元亨，不仅佯作不解其意，反而与之大谈理学，想暗中开导这位一心谋叛的藩王。宁王听了，竟洪声大笑说：
“人痴乃至此耶！”（注五）
在宸濠心目中，大概觉得苏州才子唐伯虎之癫，和武陵举人冀元亨之痴，可谓徒具虚名，都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因此立刻把冀元亨逐出王府之外。
但是，当他返棹赣南，将此行经过面报王阳明，王阳明顿感事态严重，叹道：
“祸在茲矣！”（同注五）
王阳明急忙遣人护送冀元亨返乡避祸，却不意冀元亨之祸不在宸濠，而在于继宸濠之变后的边将和太监。他们诬指王阳明暗中交通宁王，先遣门人冀元亨前往宁府，许举事之日，借兵三千相助。后来见宸濠事势无成，王阳明才转而以兵蹑袭宁王，来遮掩自己的罪行。
在南京法司，虽对冀元亨百般拷掠，但他并无一语累及阳明，加以言官交疏为王阳明论辩，交通宁王之说，只得不了了之。随着，王阳明又备咨部院，为冀元亨雪冤；然而，等到嘉靖皇帝登基，释诏将下之际，冀元亨却因病瘐死狱中。
江彬等，一再从南京发出伪旨，召王阳明从江西进京；倘王氏相信前来，他们即可以参他擅离职守之罪。但王阳明查出是矫旨，便坚不启行，三人之计，一时也就无法得逞。
一次，在饮宴中，正德皇帝言及江南已平，可高枕无忧时，三人则借机进言，指称王阳明在江西，手握兵权，早晚必反。考验的方式，莫过于传旨召之进京，如果抗旨不至，就足证他心怀反意。
三人想到王阳明前几次的不奉伪旨，预料这次免不了会以真作假，依旧置之不理，其抗旨谋叛之嫌，也就百口莫辩了。
不意这次，张永暗中遣人驰报江西，揭发三人的阴谋，王阳明才未为所乘。加以张永不断地在朱厚照面前剖析王阳明之忠，以及奉旨来京途中，又被矫旨留于芜湖长达半月之久的情形，终于消除了正德皇帝的猜疑；传旨王阳明重返江西。
“……又蒙钦差总督军门，发遣太监张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边伯朱泰、太监张忠……各领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剿。续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统率六师奉天征讨。及统……平虏伯朱彬等，并……亦各继至南京。……”（注六）
正德十五年七月十七日，王阳明奉威武大将军朱寿——也就是正德皇帝自己的钧帖，指令他重上《江西捷音疏》。疏中，要把随御驾亲征的功臣，加录进去，好作为御驾亲征闹剧的收场；这真正是一篇“改变历史”的奏疏。王阳明除了像《擒获宸濠捷音疏》（注七）那样历述平乱过程之外，便如上面那样字斟句酌地列入事后平乱，及到南京平乱“有功”者的名录。他进一步指出整个亲征队伍，对剿平藩乱的特殊“贡献”：
“……臣窃照宸濠蒸淫奸暴，腥秽彰闻。数其罪恶，世所未有。不轨之谋，已逾一纪。积威所劫，远被四方。而旬月之间遂克坚城，俘擒元恶，是皆钦差总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至也……”
在这篇奏疏中，皇帝充钦差、大臣为皇帝记功请赏，在历史上，恐怕鲜有前例。不过亲征的君臣，见到这篇奏疏，无不积忿稍舒，觉得总算有了转圜的余地，遂议论在南京献俘班师。
文徵明、唐伯虎、杨循吉，在宸濠变乱、御驾亲征的荒谬时代脉络中，这几位苏州才子、名士的感受和遭遇，却大不相同。
七月，乡试的日子一天天的接近，文徵明和二十三岁的长子文彭正加紧准备前往南京应试。一阵秋风吹过，万木齐鸣，大雨随之倾盆而降。一时之间颇有风吹海立，飞涛万点的惊人之势。
其时，起兵未久的宸濠，正在围攻安庆。王阳明一面传檄远近，一面发兵吉安；整个江南人心惶惶，兵连祸结，不知将伊于胡底。
狂风骤雨过后，停云馆的玉兰堂外，虽然水流成渠，潦象立时可见，但也为暑燠的江南平添了几许凉意。望着满院狼籍的花木，想着令人难测的兵灾，文徵明在诗中祈求：
“……不愁泾渚迷牛马，愿泻天河洗甲兵……”——《骤雨》（注八）
赴南京途中，过往船只和运河码头上，不时传出种种谣言和警报。宁王的矛头，似乎正指向南京；安庆弃守，看来只是迟早之事。南昌人马究竟能在安庆迟滞多久，无人能作预测。匆匆调动的军伍，装束准备逃难的居民，把阴雨绵绵的仲秋，装点得诡异而阴沉。在战前的紧张中，能否如期乡试，成了赴试生员，乃至赶考场商贩的主要话题。
寓居好友许镗家中的文徵明，心绪变得极为矛盾，想着时局的动荡、生民的苦难，一个胸怀壮志的儒者，似乎正该有所作为的时候。然而，听着户外寒虫的悲鸣，放眼盆池间迎着疏雨颤动的衰荷，一丝落魄失意的凄冷，不觉又袭上文徵明的心头。
“……江上时情传警报，樽前壮志说登科；帝京烂漫江山在，满目西风抚剑歌。”——《金陵客怀》（同注八）
到了夜里，恼人的雨声，使他辗转难眠。想象数十年前祖父文洪和父亲文林同院应试的情景；当时苏州金陵路上，无论渡口的船夫、沿途的商贩、客邸的主人，乃至名山古剎的知客僧，都熟识文洪老人的乡里、姓氏，以及他那一科复一科，徒劳往返的噩运。文徵明感觉到，今日自己，似乎成了祖父的化身。前些年，与好友、门生一同赴试，满头霜发，早已成为众人照顾怜惜的对象。今后也不知哪一年才能超脱这三年一度的赴试行列。耳边传出儿子熟睡中的均匀呼吸，文徵明心里就愈发百感交集。
他索性燃起油灯，唤醒文彭，一吐心中的抑郁。
“青衫潦倒发垂肩，一举明经二十年；老大未忘余业在，追随刚为后生怜。槐花十日金陵雨，桂子三秋玉露天；壮志乡心两无着，夜呼儿子话灯前。”（同注八）
八月六日，江西捷报和亲征军马南下的消息，先后传抵南京，整个局势似乎已经明朗下来，但依旧传言纷纷，令人怀着疑虑不安。文徵明以《八月六日书事》为题，赋七绝四首，纪一时的感喟：
“翠华南巡方授钺，捷书西上已成俘，可怜刘濞区区业，赢得功名属亚夫。”四首之二（注九）
诗中“亚夫”，自然用以比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敉平叛乱，安定社稷，功高盖世的王阳明；但他万没想到王阳明因此所受到的困厄和窘辱；终正德之世未获封赏。直到正德皇帝驾崩后的八个月，朝廷才下旨，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官拜光禄大夫柱国兼两京兵部尚书。圣旨到日，适逢阳明父亲王华寿诞之日，老人感慨异常地对儿子说：
“宁濠之变，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难平矣，而卒平。谗构明兴，祸机四发，前后二年，岌乎不免矣；天开日月，显忠遂良，穹官高爵，滥冒封赏，父子复相见于一堂，茲非幸欤！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幸，又以为惧也。”（注十）
一旁贺客听了，无不为之叹息。
数年前文徵明坚拒宁王之聘，及至宸濠被俘，苏州士林莫不称为明智之举：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怀’二律，盖不就宁藩之征而作也。词婉而峻，足以拒之于千里之外。……后宁藩败，凡应辟者，崎岖万状，公独宴然；始知公不可及也。”（注十一）
从这则诗话，可以见出文徵明赋《八月六日书事》的心境，纯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发而为忧国忧民的咏歌。
“凡应辟者，崎岖万状。”再与冀元亨的遭遇、江彬等严搜宸濠余党之举，互相对照，人们对战后唐伯虎的处境，就不免格外的关注。
伯虎在写给友人元善谭诗卷中，有《兵胜雨晴》七律一首：
“电扫干戈复太平，天开晴霁拟丰营。一朝顿减糟糠价，半夜收回鼓角声。天子圣明成大庆，野人欢喜保残生。遭盛事须歌颂，惭愧无才达下情。”（注十二）
依诗中语意，似乎作于十四年八月，江西捷音与亲征消息传抵吴城之日。但其中对天子圣明的歌颂，以及对“无才达下情”的惭愧，又似乎是正德皇帝车驾渡江前后的“表态”之作。和文徵明的《八月六日书事》的淡泊超然，在感觉上并非同调。这首诗，多少显示出伯虎心中的忐忑，以及对未来命运的隐忧。
《风流逸响》有一则对伯虎此际处境的记述：
“宸濠事败，六如几不免，当事者甚怜之，然不能挽也。及见题壁一诗云：‘碧桃花树下，大脚黑婆娘；未说铜钱起，先铺芦席床。三杯浑白酒，几句话衷肠；何时归故里？和它笑一场。’遂保护其壁，深白伯虎郁郁思归，略不与党状，复奏得释。”（注十三）
从这仅有的一鳞半爪中，透露出宁王事败后，伯虎已再次身系囹圄，面对锦衣卫，对簿于南京法司；拷掠似也在所难免。
他在十四年所作的《西洲话旧图》上题：
“……病中殊无佳兴，草草见意而已。”
前述写给元善谭的行书诗卷尾款表示：“来教索书鄙作，谨具数纸，词律俱恶，惭愧，惭愧！”
多病的身体、恶劣的情绪，再加上这场牢狱之灾，对晚岁的伯虎，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酷的摧残。
“当事者甚怜之，然不能挽也。”伯虎在众所瞩目之下，受聘前往南昌，半年的王府生活，虽然预见事机，佯狂而归，但不一定能为人们所普遍理解；由这一句简洁的记述，可见伯虎“交结叛逆”事态的严重性。
然而，能了解伯虎当日在王府中的心意，同情宁王事败后的伯虎处境，又千方百计地前往江西废王府中寻找有利于他的线索——题壁诗，到底是何人呢？
能仅凭这样一点含蓄隐晦的证据，“复奏得释”，救江南才子唐伯虎于危厄之中，可能只有随驾南征的亲信吧，因此，不由得使人想到唐伯虎好友祝枝山的长子祝续。
翰林散馆后，祝续由庶吉士授礼科给事中。在南征行营中，祝续和御史张纶，受命随军纪功，也具有言责。伯虎获释，究竟是否得到祝续，或乡试后，对伯虎赞赏备至的房师梁储的回护？事无佐证，只能算是一种推测及想象而已。
吴下名士中，最出人意料之外，也最为人所惋惜者，莫过于年逾耳顺，深隐支硎南峰的杨循吉的复出。
弘治初年，仕于明时的杨循吉，以三十一岁壮龄，致仕归隐，曾引起苏州士林极大的震撼。
“都门祖帐百花飞，多见龙钟赋式微。较取柳条千万折，不曾送一少年归。”（注十四）多少为宦京师的江南游子，抽身归来时，早已老态龙钟，须发皆白；几曾见过如此壮龄，毅然辞别帝都，投向青山白云。为此，相城大隐沈周赋七绝三首，备加赞叹，传诵一时。
结庐于南峰的杨循吉，经常以松枝为筹自我督楚课读，因此所读之书，日益广博深奥，自内外典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
鲜少交游，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杨氏，往来于山路之上，往往穿戴着破旧的冠服，坐着陈旧的山舆或骑匹羸马。有人说他性格狷隘，好论人短长。也有人说他好以学问难人，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亦在所不顾；但他对父母的孝道，却是众口一词。
父母过世之后，杨循吉结庐墓侧，按古礼守孝三年。其后每至冬令，往往持斋诵经，百日不出，以报先人。
有时约朱存理、祝枝山、文徵明、陈淳等到宅中宴集，分韵赋诗，风流儒雅，丝毫无逊于古人。
但是，正德皇帝南征时，这位南峰隐者，不仅前赴行在，并留下种种传言：
传言之一，循吉和朱厚照所宠幸的伶人臧贤，系属旧识。征途寂寞，正德皇帝突然问起江南一带有没有擅长词曲之人，藏贤便以前礼部主事杨循吉为荐。
临行之时，地方守令不得不勉强为他治装，但他装备起来，却一反常态的怪异：头戴武冠，身穿熟皮祭服和锦绣的戎装，形同戏台上的武生；大概是为了配合戎马临阵的正德皇帝吧。由于系奉旨晋见，一向有颠主事之称的杨循吉，又仗势对知府、县令等地方官吏，冷言冷语地奚落几句，就更引发人们的反感。
不过，晋见之后，皇帝略试赋词作曲之后，觉得他颇为称旨，就留侍身边，但并未授官与他。只是在游幸饮之间，命其应制赋词，随手赏赐，和对待优伶无异。
有一次，朱厚照更直截了当地问他：
“若娴乐，能为伶长乎？”（注十五）
满头飞霜的杨循吉，一时愧悔交加，汗流浃背。终于在臧贤的恳求下，正德皇帝才将他放归故里，也由此，愈发为乡里后进所薄。
不过，这个传说不仅和杨循吉素性不合，也留下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证之《明史》“钱宁传”（注十六），太监钱宁和伶人臧贤，共同交结宁王，帮助宁府使者行贿京师、窥探朝廷、营复护卫……宁王反时，钱宁为了归罪臧贤，一方面请皇帝将之发配边关，一面使校尉杀之于途，以为灭口，所以臧贤从征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另外一个说法，则是正德皇帝南巡，在北固山上见到杨循吉的题诗，因此传旨召见，至于未获授官，随即放归的原因，则是应对未能称旨。
二十七八年后，日形落寞的杨循吉，以八十九岁高龄，逝世于吴县支硎南峰。正德南巡时所带给他的是是非非，也如弥漫于南峰的云雾，令人感到神秘而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