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飘摇”，这凄凉不安的字句，既可以用来形容正德十二三年间江南的霪雨不断，生活艰难，也可以表现出整个国家局势的动荡；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征兆。
文徵明以《南楼》为题的两首七律，描写正德丁丑（十二）急景凋年的境况和感受：
“西山开晚霁，返照落窗中，岁事收残雪，生涯入断鸿。寒多裘失重，愁剧酒无功，零落双桐树，萧萧不受风。”——两首之二（注一）
放眼文徵明这两年来的诗稿，多半不是愁雨，就是惊风：
“弱云将瞑暗柴关，急雨箫然落坐间……”（注二），由于这是春雨，可能是丰年的吉兆，非但没有引人愁绪，在屋外春泉的潺潺声中，连成群的鸟雀，也发出阵阵悦耳的鸣啭。所以，文徵明把这诗题为《喜雨》；庭院生凉，茶瓯香溢，使他不由得诗兴勃发，迫不及待地登上金阊门楼，一览郭西的缥缈云山，和运河中往来的帆樯。
到了十二年四月底，黄梅雨早该放晴了，但竹丛中却仍烟雾弥漫，檐溜声混杂着起起落落的鸡啼，真有一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感觉。想到东郊一片片待耕之田，望着漫天阴霾连声叹息的农家，文徵明心中，也笼罩起挥之不去的悲悯。
及至霪雨下止，屋脚波涛起伏，整个苏州，已经一片汪洋，成了名符其实的江城、泽国，文徵明就不仅在诗中怜悯那些望田兴叹的东郊父老，连自家生活也成了问题：
“……己扫苏端迹，仍深仲慰蒿，无钱供晚醉，行拟质春袍。”——《雨中杂述》四首之四（注三）
十二年秋冬之际，虽然没有乡试的压力，以及往返南京的奔波和功名得失的困恼，但是他的一颗心，却悬系在宣府、大同、西安；悬系在正德皇帝的安危上。天灾、人祸，天下黎庶已经够苦，恐怕承受不起更大的动荡。
前述正德六七年间，北方盗贼蜂起，在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陆完奋勇剿寇期间，年轻的正德皇帝，自认获得一位不世的勇将，卫国的干城——来自北方的边将江彬。
那时的江彬，仅仅是总兵张俊辖下的山西大同游击；官虽然不大，但面貌粗犷，身材魁伟，而驰马张弓，箭无虚发的他，别有一番谋略：当他随张俊应召进关剿寇，途经北京东北的蓟州，灵机一动，突然把一家二十余口的居民，尽数杀光，然后诬指为贼，轻而易举地便获得了战功与奖赏。
不过，这位生长于张家口东南宣府的江彬，也的确有他强悍狠勇的一面。淮上之战，江彬身中三箭，其中一箭从面部射入，自耳朵穿出，他非但不退，拔箭更战。这种勇敢的表现，不仅邀得战功，连正德皇帝闻知，也为之赞叹不已。
“彬，健能尔耶！”（注四）在战后的一次召见中，朱厚照亲眼见到江彬脸上和耳朵的创痕，听他谈论兵法，不由得大加赏识，君臣之间颇有相见恨晚之意。
乱事既平，当各路边防军纷纷遣回防地之际，皇帝独把宣府守将许泰和江彬留在京中，擢江彬为都指挥佥事。
正德二年秋天，锦衣千户，正德皇帝收为义子，赐国姓的钱宁，为了固宠起见，勾结伶人臧贤、回族于永和西域番僧，在西华门建筑“豹房”。广设美女珍玩，进各种秘戏，以使这位年轻的荒唐君主，愈发沉迷于酒色之中。朱厚照经常枕卧在钱宁身上，享受豹房中的轻柔浪漫和神奇。等待早朝的群臣，往往直待到日近中午，见到钱宁出来，才推测皇帝大驾，可能跟着出来；使他们有一睹天颜的奏事机会。
帝眷日隆的江彬，不久就登堂入室，进入豹房行馆，和皇帝分享此中的赏心乐事，而江彬、钱宁的帝前争宠闹剧，也就无可避免地愈演愈烈。即使在这方面，江彬也有他超人一等的策略：
先以庞大的财力，在故乡——宣府为正德皇帝建筑豪华的镇国府第。然后一面建议召边兵入京，驻扎御苑，操演训练，巩固京防；并外调京军，理由是借边塞荒寒的磨炼，变化懦弱的体质，使能像边军一样彪悍。另一方面，劝皇帝把豹房的美女珍玩移往宣府，微服出巡，不但可以了解边塞形势，也可以摆脱朝臣的种种牵制：
“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同注四）
江彬的两种策略，一个是巩固自己的安全和实力，压制钱宁统辖下的厂卫势力，一个使皇帝远离京师，架空钱宁的影响。
自十二年秋天八月起，皇帝便在江彬的诱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微服出行，置自身安危和朝政于不顾。以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为首的群臣，则为了怕土木堡事件重演，一再向京师西北方的昌平、居庸关追赶、劝谏；然而，一心耽迷酒色和战争游戏的朱厚照，终于还是尝到了江彬所形容的边塞野趣。
地属察哈尔重镇的宣府，由于皇帝临幸，点缀得格外豪奢。在江彬的带领下，万乘之君常常夜入百姓人家，索求朴实无华的少女。这种和宫廷脂粉大异其趣的天生丽质，使朱厚照乐不思蜀，称之为“家里”；“游龙戏凤”之类故事的流传，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其后的几次微服游幸中，正德皇帝的收获，就更加丰饶：
十三年初的宣府之游，适逢太皇太后王氏崩逝，正德皇帝不得不回銮奔丧。葬礼前，朱厚照前往昌平祭告诸陵；对他而言，仍是一次摆脱礼法羁绊的猎艳之旅。江彬陪他到古北、居庸二关之间的黄花镇，及昌平东北的密云，搜罗北方佳丽达数十车之多，随着乘舆，日夜奔行。其中惊吓劳顿而死者，颇不乏人。
自山西渡黄河的绥德之行，纳了绥德总兵戴钦的女儿。
已罢免的延绥总兵马昂，不仅把能歌善射、精通外语、怀有身孕的妹妹，从夫婿怀抱中夺来，献给皇帝，并为索求无厌的朱厚照，献出自己的爱妾杜氏及四位美女，因而马昂和他的兄弟们，官职不断地上升。
山西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在江彬为皇帝所物色的美人中，似乎是最得宠的一位，左右无不以“刘娘娘”呼之。
当然，在这一次次的北境浪漫之旅中，也有着与边疆民族的冲突和风险：
十二年九月，冷冽惨淡，正是《李陵答苏武书》中所描写：“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牧马悲鸣，胡笳互动……”的景象。
忽传鞑靼人五万余骑，入寇大同；大同总兵王勋被围在大同西南方的应州。这则急如星火的战报，带给耽于兵马田猎的朱厚照，与其说是紧张，莫如说是亢奋，立刻和江彬、张永及各镇总兵从长城边上的阳和（高阳）西上应援。
解围之战，从上午辰时斗到晚上酉时，激战百余回合。当鞑靼铁骑向西退走之际，明朝兵马则且战且追，直到平虏、朔州一带，才受阻于大风和白昼不见人的黑雾，而停止了追击。然而这次御驾亲征所得到的战果，实在不易正确地评估：
除掳获的一些刀械衣服之外，共斩敌首一十六级。其中有一个首级，是万乘之尊所亲自斩获的。
“朕亲斩虏首一级。”（注五）他告诉那些朝廷重臣。一生好武的朱厚照，在内官群小包围下，所杀台辅臣僚难以计数，但他独对于在千军万马中，几乎陷敌的危机下所斩的一颗头颅，异常地重视。他以领兵大将的身份，要求封赏：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汎扫腥羶，安民保众，雄威远播，边境肃清，神功圣武，宜加爵显，以报其劳，今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注六）这种自封自赏的闹剧，使大学士梁储、杨廷和等啼笑皆非，认为：
“名之不正，言之不顺，此古今所未有也。”（同注六〔明鉴〕）朱厚照却不听苦谏。
与十六级敌首相对的损失，则是官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虽然如此不成比例，正德皇帝仍然肯定，那是一次莫大的胜利。论功行赏的结果，受赏、升官、荫授者，竟达九千五百五十五人之多，赏银发放一百万两之巨。
应州之战，使朱厚照此后北游，更加振振有词。托言“边关多警”，不得不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也就是他自己，“统六师往征”。既然有这样堂皇的理由，为了军队调动、后勤支应、饷银供输的方便，索性命兵、工、户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属一起到宣府去办公。
远在江南金风吹拂下的文徵明，对于皇帝北游，也许自京师邸报、行人传说、或从征乡友的来鸿中，得知塞上起居和山西之战的片片断断；而明英宗征瓦刺，在居庸关外土木堡兵溃被俘的阴影，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
“君辱臣死”，土木堡一役，台辅、贵胄，死者五十余人，官兵死伤不下数十万众。天下震动，人心惶惶，那不过是六十几年前的往事，老辈耆宿，言之犹存余悸。
今之江彬，便仿佛当日导帝北征，终至覆败的太监王振……非止文徵明，苏州士大夫，只要一想到正德皇帝在外长城边微服出巡，就不寒而栗。当北游之事，传说纷纭，情况一时未能明朗的时候，文徵明就在《秋兴》中，写出边将诱导皇帝出游的轻率，关怀车驾的安危：
“浮云奄忽互相逾，北首长安万余里；灞上将军真戏尔，回中消息近如何？祥麟谁见游郊薮，塞雁空闻有帛书；泽国西风秋正急，有人东望忆鲈鱼。”——三首之一（注七）
及至朔风冷冽，江涛汹涌，霜雪纷飘的寒冬，应州战况也断续喧腾于南都之际，文徵明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悲恻；暗怨朝中那些高官厚禄的台辅之臣，未能负责尽职，更恨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
“朔风吹惨渡江城，北雁时传塞上声；此日文章宁有益，中朝爵禄久还轻。徒闻汉室诛曹节，不见长沙召贾生。千里苍苍云日暮，更梯高阁望神京。”——《朔风》（注八）
至于诗中的“贾谊”，究竟隐指高卧洞庭东山的守谿王鏊，扫平川寇，功成身退的林见素中丞，或有为有守，正直不阿，致仕养疴的叔父文森，则不得而知。
在这前后，所赋的《惊寒》（注九），也与《秋兴》、《朔风》同调；十二年秋冬的文徵明，几乎忘了自身的坎坷和潦倒，整个心灵，寄托于家国的忠爱之上。
十三年的江南春天，依旧是春雨绵绵，但由于北方局势稍见明朗，文徵明的心弦，也随之松弛下来。看着窗外梅花的飘落，想到石湖的青莲舫、上方山的郊台、在王氏溪楼上看落日和远烟……
二月十九日，清明，文徵明邀蔡羽、王宠兄弟、汤珍等，同游无锡惠山。在第二泉的泉亭前面，摆起茶炉茶案和古意盎然的茶具。有的对坐八角池畔吟哦，有的相偕于山中幽径，且行且谈。松柑辉映，鸟雀声喧；沉醉于烂漫春光中，心里的阴霾，北狩的梦魇，似乎早已消融净尽。鼎中茶沸，七位好友环亭而坐，细品名泉。三沸三啜，诗思也像泉水般的涌现。蔡羽、汤珍、王宠等，各以精楷写下纪游的诗篇，由蔡羽作序。
归后，文徵明更以他那绵密的笔致，忆写《惠山茶会图》（注十）：石坡下面，野花绽放，充满了田园的气息。以赭石染成的茅亭、茶案和漫山的古干，与青绿设色的山石，相互衬托出浓浓的春意。无论诗思画意，对照起去年霪雨不止的夏日，和警讯频传的秋冬，都可以看出截然不同的心境。
尽管春色怡人，然而正德十三年，仍然是多雨的一年。上巳前，文徵明与客在小楼闲坐，拈笔作《杏花烟雨江南》（注十一）时，已有“明朝三月又当三，风雨危楼不自堪”的感叹。十月，在王氏溪楼中，偶见瓶中供菊，除了以水墨摹写之外，想到恼人的雨水，又是无限感慨：
“今岁菊事较迟，重以积雨，遂尔落寞……”（注十二）
同样的风雨，对蛰居桃花坞中，靠绘画和一些微薄园产维生的唐伯虎而言，就几乎陷入了绝境。四月中旬，他在寄给友人孙思和的诗序中，形容三餐不继的景况：
“阴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注十三）
这作于七峰精舍的八首绝句，既表现他安贫乐道的素志，也表现出告贷无门，饥馑难熬的苦楚。
诗中所描述的：白色板门，开满红槿花的竹篱，溪边柳下，几只鹅鸭，悠然地游着。看着妻子、女儿的笑靥，一种天真自然的生活情趣，任凭多么美妙的笔法，恐怕也难以描绘。这时，唐伯虎的心境，正如他所描述的：“三日无烟不觉饥”。
皇都领解，对唐伯虎而言，依然是足以傲视群伦的美好回忆。放纵自恣，落拓潦倒地归卧茅衡，更不失为高人达士的故态。立锥无地，以笔墨资身；万里江山，顷刻之间生于笔下，在唐伯虎的眼中，应该是件洒脱而放逸的韵事。而令他神伤气沮的则是：
“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同注十三）
在这种年荒饥馑之中，使他很自然地想到读书人竞相趋赴的窄路——科举与仕宦。他含冤忍辱，从春闱铩羽东归的二十年后，竟然梦到重进科场，并留下一首令人读来酸鼻的七律：
“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犹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梦，依旧残灯照半床。”（注十四）
八月十四日夜晚，他又梦到“草制”，也就是为皇帝草拟诏命。他清楚记得其中的一联：
“天开泰运，成集璚馆之文章。民复古风，大振金陵之王气。”（注十五）
唐伯虎文稿当中，另有一篇《拟瑞雪降群臣贺表》（注十六），典雅瑰丽；
拟于何时，以及为何人代拟，或自娱之作，均无从稽考。
梦入试、梦草制，乃至贺表之作，都可见唐伯虎身在草泽，而馆阁之思，却仍不免深植于心灵之中，偶然浮现；虽然以他的旷达敏慧，也无法连根拔除。
十三年夏天六月，唐伯虎可能仍旧为了雨涝，三餐不继而坐困愁城之际，北京城的政坛上，则卷起了另一狂飙。
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梁储，老态龙钟地跪在宫城的左顺门下。正德皇帝手持利剑，直指这位师辅重臣的面门，怒不可遏地呵斥：
“不草制，齿此剑！”“齿此剑”，也可以解释成“死于此剑”。
又是草制，这正是年届半百的唐伯虎，梦寐求之的荣耀。
梁储却毫不畏缩地摘下纱帽，跪伏在地，泪汗齐流，且泣且谏：
“臣逆命有罪，愿就死……”
原来，为了上年九月廿八日的应州之战，朱厚照自认杀敌有功，以帝王之尊下令内阁草制，封他为“镇国公”。粱储以为事出荒谬，自古哪有封皇帝为公爵的道理，宁死不敢奉命：
“公虽贵人，人臣耳。陛下承祖宗业，为天下君，奈何谬自贬损！既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注十七）
四周一片死寂，经过久久僵持之后，失德任性的皇帝，知道无法使这位白发老臣屈服，只好掷剑而去。
梁储，二十一年前唐伯虎乡试领解的房师，《领解后谢主司》七律，唐伯虎常常不知不觉中，随口吟哦。当日梁储赏识欣慰的神情，至今犹在目前。倘若伯虎目睹左顺门迫令草制的一幕，则草制的事，不知还会不会进入唐伯虎的仲秋夜之梦？
十四年三月初二，伯虎以一幅《自寿图》、一首《五十言怀》诗，来祝贺他知命之齿的初度。
诗中，总结他多彩多姿，浪漫而潦倒的半生：
“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书本自惭称学者，众人疑道是神仙；些须做得工夫处，不损胸前一片天。”（注十八）
如果与前一年四月寄给孙思和的八首绝句相较，这首言怀诗，不仅写出他的性情、遭际，也写出了生活的近况。他更把这首诗，题写在《西洲话旧图》（注十九）上，赠方外友嘉禾龙洲寺的释正念（西洲）。
“与西洲别几三十年，偶尔见过，因书鄙作并图请教；病中殊无佳兴，草草见意而已。友生唐寅。”
画中，草庵古木，湖石新篁，当是桃花庵的写照，惟清话中的主、客，皆为带发之人，令人稍感费解；想来西洲或许是带发修行的幽人雅士。
与唐伯虎狂歌曼舞，庆祝五十岁生曰；文徵明在停云馆西斋面对芬芳的幽兰，拈笔作《兰竹卷》（注二十）差不多的时间，正德皇帝在群臣高搭彩牌和夹道欢呼中，从宣府回到了北京。
乘马腰弓的皇帝，虽然冒着寒风深雪，在长城一带山岭间巡幸狩猎，但看不出倦容。反而养尊处优惯了的中官和从者，道途多病。在他敕谕吏部于镇国公衔外，加封“太师”以自酬巡边之劳，又要修马备船转向南游；不知是否与从者难耐北方寒苦有关？
雄伟的泰岳、堪与天堂相比拟的苏杭、古人遐想中“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江北名城、充满了种种神秘传说的道家圣地武当山……都在正德皇帝和被封为威武副将军的江彬南游计划之内。
不过，一考虑到江西藩王多年来的虎视眈眈，以及沿途民间所将遭受的蹂躏，朝臣便心急如焚，纷纷具疏极谏。朱厚照震怒之下，将这些为保全国本，前仆后继的疏谏之臣，有的下诏狱，有的加上脚镣手铐，于午门外罚跪五日；罚跪期满，再行廷杖。总计监禁、罚跪午门及受杖者，共一百四十六人，被杖而死者十一人。
“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的唐伯虎，以及独坐幽斋写竹兰的文徵明，目睹此情此景，是否仍乐于拟贺表，并在梦中也忘不了锁院的鸡虫得失，倒是一件颇值得玩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