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研究者坚持认为，弗里尔美术馆的镇馆之宝既不是《人面龙身盉》，也不是《洛神赋图》（宋摹本），而是春秋时期的错金青铜器《子之弄鸟尊》，观察之后会发现此言不虚。《子之弄鸟尊》生动表现了一只呈站立姿态的凶猛鸮鸟，昂首挺胸，双目圆睁，体态雍容威严，细节处理一丝不苟，令人过目难忘。其全高为26.5厘米，正视宽13.5厘米，侧视长20厘米，其名来自鸟首顶部的四个错金铭文——子之弄鸟。长期以来，因为“乍（‘作’的初文）”和“之”的金文形态极为相近，因此就连青铜器研究方面的权威容庚先生都误认为铭文是“子乍弄鸟”。当然后来其他出土作品对“乍”和“之”之争的最后定论作出了贡献。
同时，在处理周身遍布的相互缠绕扭转的夔纹、回纹以及其他纹饰时，作者还采用了当年全新的错金工艺。作为中国传统青铜镶嵌技术的创举，错金工艺的具体做法是在青铜器表面凿刻出图案浅槽，然后将金银丝挤入槽内，锤轧并用错石错平，如单用金，叫错金；单用银，叫错银。经过此番处理，金或银就与铜器表面齐平，既不怕摩擦磕碰，又实现了辉煌华丽的装饰效果。总体而言，与前述西周《虎尊》相比，《子之弄鸟尊》在写实程度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甚至于现代艺术家也很难逾越其高度。
仔细查证《子之弄鸟尊》的由来与流失经过，不由得感叹其间传奇曲折，只能说是——
铜鸟惊心
总体来看，《子之弄鸟尊》入土之前即为重器，出土之后不但成为中国春秋艺术的主要象征，而且还是各路专家学者研究晋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证。近年来，国内学者积极走出国门查证流失国宝，研究重点依地域、种类不同而各有侧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李夏廷先生就致力于山西文物的下落，在赴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等处考察后，他将研究结果汇总于长文《流散美国的晋式青铜器》，发表于2001年的《文物世界》。
在文中，李先生结合外文资料与访谈，详细记录了《子之弄鸟尊》等青铜器的具体流失过程以及美国方面对其的研究进展。文中提到，最早得到《子之弄鸟尊》的西方人是子承父业的法国收藏家马塞尔·宾（Marcel·Bing）。20世纪初，这位法国人在从西安收购到一大批青铜珍品后回到洛阳，途中曾遭土匪洗劫，土匪只识钱不认文物。就这样，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保有这些珍贵文物的机会。很快一战爆发，不到30岁的马塞尔·宾应征入伍，不得不忍痛将11件青铜器和一件玉器开价10万美元转卖给弗里尔。至于居间人，则还是《令彝》中出现的那位精力旺盛的卢芹斋。也许是出于资金原因，弗里尔邀请同为中国文物收藏家的迈耶夫妇（Eugene and Agnes E。Meyer）联合购买，后者买下了包括《子之弄鸟尊》在内的5件青铜器，其余则被弗里尔纳入囊中。后来，这5件文物以迈耶夫妇的名义捐赠给弗里尔美术馆并保存至今，馆方记载入藏时间是1961年，当时迈耶先生已经去世，实际捐赠人可能是迈耶夫人。
由于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子之弄鸟尊》在美国的中国艺术研究领域一直都是瞩目焦点，对其的猜测、研究甚至误解不绝如缕，可以归纳为百味杂陈的——
彼邦际遇
欧美学者（包括华裔）在介绍到《子之弄鸟尊》时，“子之弄鸟”这四个字的准确英译文令他们大伤脑筋，在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一书中，作者就极富想象力地译为“The gentlemen commissioned this bird for amusement。”（绅士出于娱乐目的委托（请托？）这只鸟。）似乎作者还是根据“子乍弄鸟”进行翻译的。总之，这些译文不无正确，只是能给中国读者带来莫大乐趣。
由于《子之弄鸟尊》的写实程度和工艺精确度如此之高，似乎超越了所处的时代，因此很多美国学者坚称恐怕只有灵巧的宋代工匠才能完成。要证实真正的制作年代要么采用先进测定技术，要么就必须了解具体出土地点，因为墓葬形式的时代特征往往明确无误。既然文物在美国人手中，运用技术测定、查对原始收购记录以及整理当事人的回忆录等都不在话下，这是探寻《子之弄鸟尊》真实身份的第一条线索。
最初，美国人对《子之弄鸟尊》的认识还很模糊，只大概了解到其发现于西安，有可能是秦朝器物。后来，曾任弗里尔美术馆馆长的托马斯·罗覃（Thomas·lawton）博士则在详细考证后，审慎地在《一组中国艺术品的分与合》中表示《子之弄鸟尊》可能“是在东部（也许是山西）一家铸造作坊中铸成，后被……带到陕西的。”这已经极大地接近了事情的真相。
20世纪60年代，随着“热释光”测定法（Thermoluminescence，亦称热致发光测定法）在美国的成熟，美国专家们筹划将之运用到《子之弄鸟尊》身上。这种测试法主要依据物质内部残留的放射能量受热时发光的强度断定其年代，在陶、瓷类物体测定时准确度尤为惊人。测试结果证明《子之弄鸟尊》无疑制作于公元前5世纪，即中国春秋时期。一言以蔽之，准确的制作时间以及大致的发现地点是美国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但是具体到原所有者是谁，尚不得而知。此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子之弄鸟尊》尾部下方显然缺损了一个支撑物，其形态如何？这一大一小两个未解之谜都只能等待中国学者去——
史海钩沉
既然，《子之弄鸟尊》确实是春秋时制作于山西，那它显然属于“晋式青铜器”，所有者非晋国贵族莫属，且至少是卿一级。这就为中国学者从翔尽的史料中对证追查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晋始于周公推行的分封制，成王之弟姬虞被封于夏虚（夏旧都所在地），国初称唐，到其子时因境内有晋水而改号为晋，并在春秋年间逐渐成长为诸侯中的一流强国。随着礼崩乐坏，晋侯甚至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晋国内部的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也开始与侯争权。后来晋国大权逐渐转移到六卿手中，公元前5世纪随着智、赵、韩、魏四家合谋击灭范氏和中行氏，又改称四卿，轮流执政。《子之弄鸟尊》的主人必为此四卿之一。
学者们进一步注意到，1938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后分藏于弗里尔美术馆和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对春秋铜鉴上的铭文——“智君子之弄鉴”与“子之弄鸟”在笔法、工艺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就认为其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这位智君就是在赵简子鞅后执政晋国的智伯，他横行一时，最终为韩、赵、魏联手击败，并瓜分其宗庙重器。有学者指出，出土于河南辉县的一对《智君子鉴》可能当时归魏，因为辉县琉璃阁已经发掘出魏国王室墓葬。而出土于太原的《子之弄鸟尊》则归赵简子鞅之子——赵襄子所有，并应该是随葬于其墓中。当然，这种结合历史和铭文的考证还缺乏考古证据。
终于，20世纪80年代末太原南郊金胜村一带由于施工发现了大片未遭盗掘的东周贵族墓地，其中一座形制大小在山西居冠的大型墓引起众多考古、历史界学者关注。通过墓葬积石积炭、随葬品数量质量以及带有车马坑等特征，学者们认为墓主当数卿一级贵族。太原所在晋南又是东周时期主要诸侯国晋的腹地，这一贵族只能是晋卿赵氏，而当时以晋阳为都的只有赵简子和赵襄子。只是赵襄子墓中应该有瓜分的智伯铜器，所以学者姑谢在1992年发表的《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墓主及年代》一文中推断，既然太原金胜村251号墓不曾被盗，其中又不见带有“智君”字样的铜器，那就显然是赵简子之墓。而赵襄子墓已被盗掘一空。
251号墓的考古还帮助解开了《子之弄鸟尊》尾部支撑缺损之谜。墓中出土的一件保存完好的鸟尊，与《子之弄鸟尊》不分高下，特别是其尾部后方的支撑物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根据最早发端于犯罪学研究领域后被艺术学领域广泛采用的“物件同一认定方法”，251号墓出土的鸟尊在形制、水平等方面与《子之弄鸟尊》有着高度一致性，尽管不属“特定同一”，但符合“种类同一”的条件。因此，251号墓鸟尊尾部后方用一只虎的前半身支撑，那么《子之弄鸟尊》尾部下方的缺损部分原状也应如此，至少是类似。至此，关于《子之弄鸟尊》的种种疑惑基本都已解开。
最后顺带提一句，智伯死后，其家臣豫让为其报仇熏临行前唱出了那句千古传诵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