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介绍的中国海外画作中，不会再有比《北齐校书图》（宋摹本）身世更为离奇，经历更为复杂的了。我们的探索从波士顿美术馆似是而非，又似自相矛盾的注解开始：《北齐校书图》长114厘米，宽27.6厘米，出自北宋时期（Northern Song dynasty熏11th century），传统上被认为出自阎立本之手（Traditionally attributed to押Yan Liben）。阎立本当然是唐代画家。馆方如此肯定的表态，显然来自卷后几位重量级人物的题跋，第一位就是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他表示此画出自阎立本之手。这位范先生曾以不辱使命出使金国闻名，官至高位，诗作有名句：“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其后韩元吉、郭见义我们都再熟悉不过的陆游以及谢谔都在跋文中表态赞同此观。这就为此画的出处定了基调，并一直流传至今。但是更多的资料则表示此画作者是北齐画家杨子华，这难免令人困惑。不过如果我们知道，当年范成大先生也一样困惑，也许我们的焦虑会平复一些，就让我们的讲述从这里开始——
范成大的困惑
学识渊博的范成大初见此画，对主题了然于胸：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因为“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北齐文宣帝高洋（也是他下令开凿响堂山石窟）“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逊与冀州秀才高干和、瀛州秀才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洛州秀才傅怀德、怀州秀才古道子、广平郡孝廉李汉子、渤海郡孝廉鲍长暄、阳平郡孝廉景孙、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开府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北齐书》）这其中提到的“逊”，即当时河东人士樊逊，自幼好学，并以“见贤思齐”自勉。在他的主持下，这一规模宏大的校对工作严谨、高效地完成了，“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北齐书》）这一国家级文化工程也成为众多同代艺术家（如杨子华）和后代艺术家（如阎立本）的重要表现题材。
范先生主要参考的文字资料是《山谷集》中的一篇关于此题材绘画的题跋，作者就是北宋著名诗人，号山谷道人的黄庭坚。范先生的困惑由此产生了，画卷的视觉形态（即今天所见）与题跋竟然有巨大差别。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作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即赵佶登基之年）的题跋，由于全文较长，在此仅截取范先生和我们都关注的重点部分：“唐右相阎君粉本《北齐校书图》。士大夫十二员，执事者十三人……一人坐胡床，脱帽，方落笔，左右侍者六人，似书省中官长……四人共一榻，陈饮具。其一下笔疾书，其一把笔若有所营构……”
范先生于是仔细分辨画面上的三组人物，居中一组表现四名学者于榻上执笔审读，周围围绕五名侍女，还有年轻人恭立于右侧等候指示。人物神态各异、动作自然、线条流畅，甚至于四名学者服装薄如蝉翼的质感都得以生动表现。黄庭坚对画卷所作的高度评价：“笔法简者不缺，烦者不乱，天下奇笔也。”范先生对此很赞同。但是细细数来，即使加上右侧坐在胡床上的“书省中官长”，全卷也只有五位君子。而黄庭坚题跋中所言：“两榻对设，坐者七人……”在这幅画中根本找不到。画中右侧卷尾的一灰一黑两匹马和两汉一胡三名奚奴（泛指奴仆），则在黄庭坚的题跋中根本找不到。但是困惑的范成大先生并没有刨根问底，而是把更多的困惑留给了后人。他在题跋中肯定此画就是“唐右相阎君”（阎立本）所作的一幅，只是“此图尚欠对榻七人，当时逸来其半也。”随后以名家陆游为代表的诸多学者都在题跋中延续了这一说，此画为阎立本所作的观点就形成于此时，且长期流传根深蒂固。不过很显然范先生并没有将这样一个事实放在心上：早在黄庭坚时期，《北齐校书图》的摹本就已不止一幅，且形制不一。直到清代，一位著录古画的学者在编撰《大观录》时注意到这一现象，由此展开了这一故事虽短但很重要的第二篇章——
吴升的质疑
清代学者吴升指出：“因检《山谷集》内题跋观之并不相符。所称官长文士十二员，执事者十三人；仅官长文士止五员，果缺七人矣，而执事、女侍、奚奴共十有五，为数反逾其二，又多鞍马二，似乎别有一图，（现藏波士顿美术馆的这幅作品）或出五代名人摹仿之作。”这一质疑彻底将黄庭坚的题跋和这幅画作分离开来。结论就是，黄庭坚当年作题跋的是另一幅《北齐校书图》。而且从校书的故事梗概来看，那幅现已佚失的，有“士大夫十二员”的作品必然更接近当年原作。
清末民初年间，这幅作品流出国门。1931年转入波士顿美术馆保存至今。当然，馆方的介绍词也依然延续了范成大等人题跋中的一贯观点。
但如果这幅作品不是阎立本所作，那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创作的，原作中对设的两榻和另七位士大夫去了哪里？现在这幅画上的二马三奚奴又来自何方？由此引发了故事的第三篇章——
林树中教授的探索
南京艺术学院的林树中教授自改革开放后，致力于系统著录中国海外名画，十余年艰辛集于八卷本《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重大空白。在《北齐校书图》的作者归属问题上，林教授经过详尽的史料考证和视觉分析，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并以文章《北齐〈校书图〉新探》的形式发表于1991年第2期的《南京艺术学院学报》上。
林教授在文中梳理了苏轼、黄庭坚以及另一位北宋著名鉴赏家黄伯思为这一题材不同版本所作的题跋。林教授特别指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的《跋北齐勘书图后》一文中表示其已见过多个版本的《北齐校书（或勘书）图》，并强调：“见宋公次道书，始知为杨子华画……今观此本，益知北土人物明甚，则知为子华之迹为无疑。”林教授据此进一步肯定了北宋时期的版本主要有“五士大夫”和“十二士大夫”两大类，其中后者至南宋时已失传。林教授在文中认为宋敏求（宋公次道）已失传的题跋和黄伯思的题跋非常正确，都肯定了各种版本的《北齐校书（或勘书）图》最早都由北齐画家杨子华创稿。生卒年为约公元515到约586年的杨子华，与唐初画家阎立本的年代相差不远，后者受到前者极大影响，所以阎立本可能根据杨子华的创本画过《北齐校书（或勘书）图》。这就像是两位名家的接力创作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林教授根据史料指出阎立本当年还画过同一题材的《文会图》，画虽已佚，但根据摹作可以发现其中即有马与奚奴的形象。所以，一位可能是五代或北宋初年的神秘作者，临摹了杨子华创稿的《北齐校书图》至少中间部分，又在画卷左侧临摹了阎立本《文会图》中的马与奚奴部分，遂成后来为范成大、陆游等人所见，现为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这幅《北齐校书图》。林教授也通过视觉分析指出画右侧坐胡床的“书省中官长”与周围的侍者这一部分，比中间榻上四人的一部分要小；左侧的马与奚奴更应该是室外场面，不应该被拉到校书的室内场合来。
林教授的辨析首先明确了此画不是阎立本所作，而是某位画家将不同版本拼凑的产物。但也同时肯定此作品“可以作为了解阎立本绘画风格的参考作品”，对于研究杨子华画风也是——
“最可珍贵的”
就像林教授对现藏波士顿美术馆这幅《北齐校书图》的高度评价一样，尽管可能只有画卷中间榻上四人的一部分体现着北齐画家杨子华的意蕴，但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重要的历史原作。作为北齐时代官至直阁将军的宫廷画家，杨子华集前代顾恺之、张僧繇之所长，观察细腻，落笔生动，甚至据称达到了“画马于壁，夜听啼啮长鸣。”这样几近神化的境界。其后不久的阎立本至为推崇杨作，表示：“自像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其惟子华乎！”
关于《北齐校书图》价值的最后一个依据来自考古领域，1982年山西太原王郭村娄叡墓得到发掘。娄叡不是一般墓主，而是一位北齐时官至大将军的鲜卑军事贵族，能为其墓绘制壁画的定非常人。这幅墓中壁画《出行图》生动表现了骑士与马队的行进场面，其气势可与帕台农神庙内檐壁浮雕精华部分《马队》相提并论。即使不是杨子华原作，也至少体现了北齐官方绘画的最高水平。通过与这穿越近一千五百年岁月的壁画对比，传世的《北齐校书图》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北齐画风的争论终于可以画上休止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