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改革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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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医改今何在?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与陕西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方案的主导者——神木县前县委书记郭宝成不期而遇。如今是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谈起神木医改,依然充满深情,激动不已。

记得几年前,当一个偏僻的西部县城所实行的全民免费医疗被媒体曝光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一时间,赞美之声、怀疑之声有之,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所以出现上述现象,笔者以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仅困扰着许多中国老百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号称福利国家的当代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同样遇到诸多挑战!

那么轰动一时的神木医改今天又如何呢?据郭宝成先生介绍,神木的医改,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的产物,也是神木县域经济发展后,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神木过去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自从神府煤田开采以来,神木的财政能力也快速增长,并跨入全国百强县行列。有了钱后,神木把改善民生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他们做的第一件民生大事是,在全县实行12年免费教育,紧接着对全县城乡孤残老人、重度残疾人等由政府供养。在此基础上,经过深入调研,他们把城镇的医疗保障和农村的新农合捆绑在一起,大胆探索全民免费医疗的实现路径。

其实,说神木的医改是“全民免费医疗”并不准确,因为不管是初级的门诊治疗,还是高级的住院治疗,所有人都是要承担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的。但仔细观察后会发现,神木医改的制度设计比较简单,且容易操作。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把全县42万户籍人口,不分市民、农民,也不分干部、群众,都实行统一的医疗制度,从起点上保障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第二,实行门诊和住院报销起点制度:每个人在一年内,门诊在100元以上,住院在400元以上、30万以下的费用都可以报销(其中在乡镇医院住院个人承担费用为200元;转院至县以外的大医院,个人负担

3000元),神木县政府是唯一的责任者;第三,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一方,通过公平竞争的方法,进行选择,由政府购买服务,并进行监管。除乡镇医院外,在县城共选定一所公立医院和七所民营医院参与全民免费医疗服务;第四,为了把这件关系全县所有人健康的大事做好,县里成立了高层议事协调机构——康复委员会,并设立了有6名工作人员的康复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同时加大了对公立医院的硬件建设,以应对民众的就医需求;第五,围绕全民免费医疗,开发了一套医疗服务管理的信息化系统,实现刷卡看病,并对医院、医生以及药品等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范,纳入信息化系统监管。

从2009年3月起,神木正式在全县推出这项制度,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广大农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在这项制度实施的初期,正像他们预期的,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老百姓看病、住院的高峰期,但这个势头过后,大体回归了常态。目前,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资料显示,在实行免费医疗前,神木2007年医保费用8800万元,2008年8900万元。2009年3月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后,医保费用出现了比较大的增长,当年共支出1.47亿元,这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因为实行这样一项重大制度后,许多老百姓把多年积累没钱看的病,集中就医也在情理之中,医保费用出现比较大的增长,是必然的。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10年全民免费医疗相对稳定后,当年的支出还不到2个亿。换句话说,神木42万人用平均每人400多元的医疗支出,就实现了让老百姓放心看病这样一个大目标!

在此过程中,神木曾做过一些动态分析,如从2009年3月到2010年6月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以来,全县累计报销住院费用1.96亿元。其中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的报销比例分别为84.2%和78.64%,平均住院天数分别为11天和8天。2009年全县住院人数较2008年增加了7200人次。全民免费医疗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在受益人群中,农民占到94%,成为这一惠民政策的最大受益群体,有效解决了“小病扛,大病拖”的问题。

神木全民免费医疗尽管只是一个县的大胆尝试,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没有考虑在神木的非户籍人口的医疗问题等,但不管怎么说,神木的探索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极为深刻的。正像许多专家指出的,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最大的特点,是把初级的门诊医疗和高级的住院医疗,一步到位同时解决,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使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这一制度设计的最大亮点是,体现公平和公益,使城乡居民实现免费医疗一体化;这一制度能够快速实施,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为民办

事的责任感。当然,神木实施全民免费医疗的直接成效,还在于他们利用信息网络管理系统,将所有的就医者、医疗服务提供者纳入一个统筹管控的信息化平台,从而实现了对服务质量的精细化控制,促使医院自觉改善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成本。毫无疑问,神木的这些探索,对我国县级的医疗改革和服务,无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选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