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美人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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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中美人权斗争的文化根源

中美人权斗争除了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文化传统的重大差异。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中美人权斗争的思想根源。

一、美国的文化传统及其特点

欧洲是美国文化的摇篮。美国文化直接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

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美国文化受到欧洲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欧洲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是古希腊、罗马。在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就建立了古代奴隶制民主,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权利体系。在这种民主制中,享受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即自由人(奴隶不包括在公民之列)。公民有权参与城邦的管理。城邦的所有重大问题如宣战、媾和、公职人员的任命等都由公民大会决定。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古代罗马的法律中,就把私有财产宣布为私人权利,还把不同身份的人们的权利做了细致的规定。马克思指出:“其实是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抽象权利、私人权利、抽象人格的权利。罗马的私人权利是私人权利的古典表现。”① 尽管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几乎把一切权利都赋予一个阶级,而把义务赋予另一个阶级,但权利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特别是在统治阶级的头脑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古希腊、罗马的这种文化对欧洲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②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下,1215 年6 月15 日,英国封建贵族迫使国王约翰签署《自由大宪章》,对个人的财产权利、宗教自由和人身自由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自由大宪章》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用来作为争取权利的法律根据。英国1628 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又对个人的权利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些文件所陈述的权利随着大批移民一直传播到北美新大陆的各个殖民地。北美英国统治下的13 个殖民地的人民正是以这些文件为依据同英国展开斗争的。当然随着斗争的发展,美国的反英斗争远远超越了这些文件的内容。

二是文艺复兴的影响。在十四、十五世纪,随着欧洲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14 世纪~15 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但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以特权来束缚人权,以神性来扼杀人性,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封建特权和宗教神权的束缚和压迫,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这种要求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来。14~16 世纪,开始于意大利,后来扩展到德、法、英、荷等欧洲其他国家的文艺复兴就是新兴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束缚,发展资本主义,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运动。文艺复兴虽然在欧洲各国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各国的人文主义者高举人的旗帜,颂扬人生价值,重视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世俗权利,提倡个性自由、个性解放,反对专制,向往共和。主张以人权反对君权,以人性否定神性,以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以个人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和压迫。人文主义者在反对封建教会宣扬的所谓追求来世幸福的说教时就指出,追求自由幸福是人的权利。文艺复兴是新兴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在思想文化上(或者说观念上)的反映,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摆脱封建压迫的愿望和要求。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文主义者所宣扬的思想不仅为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播下了种子,而且随着欧洲各国的移民带入到新大陆。美国自由女神像的题词写道:“把劳苦的、贫困的、畏缩的,但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交给我吧。”这个题词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

三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恩格斯说:“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①16 世纪,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宗教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欧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1517 年德国人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随后宗教改革在欧洲许多国家迅速展开。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罗马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反对教会拥有地产;不承认教会有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强调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主张信仰自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个体存在和个人权利为基础,以相互达成的协议来建立教会,在基督教范围内实行自治,充分发扬“个人主义”精神等。在宗教改革中形成的加尔文教更加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加尔文教推翻了中世纪教会所宣传的教徒要轻视今生财富的信条,充分肯定私有财产制度,鼓励人们经商致富。加尔文教还包含了契约自由和契约关系的内容和思想,较之路德教更符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时候,当印度和美洲已经向全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最神圣的经济信条———金银的价值———也已经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路德教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政党。”① 加尔文教徒在苏格兰叫长老会教徒,在英格兰叫清教徒。许多清教徒和长老会教徒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政府的迫害,争取其他自由权利,逃到美洲,在那里建设自己的家园。正如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我们的开国先贤当年为了逃避英国的君主政体而抵达美国。”② 新教的教义也就随着这些移民带到美洲大陆上。现在的美国是一个宗教意识很强的国家。在美国,信仰上帝的人占人口总数的95%以上。美国总统就职时,都要手按圣经先行宣誓。美国的这种宗教背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表现在非常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迫害宗教徒,那么美国公众是极为反感的。因此,美国经常诬蔑中国迫害宗教,以激起美国公众的反华情绪。还有,天主教和新教“福音派”强烈反对堕胎,而中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也是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四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在17~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欧洲又出现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开展的启蒙运动,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等,在政治上主张开明君主制度或民主制度。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启蒙思想家对自由、平等、人权作了理性的分析。他们提出了“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的自然权利是天赋的。人人都有权保卫他们的天赋权利———生存、自由、追求财产的权利。他们提出了“主权在民”说。主权在民说的集大成者卢梭就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享有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权利。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也是不可分割的。人民享有立法的权力,决定政府形式的权力,选择政府人员的权力。人民设置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维护人民的人权,如果政府违背了公意,篡夺了国家主权,侵犯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人民就有权通过强力革命推翻暴君的统治,夺回自己的自由。启蒙思想家的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而且反映了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促进了北美的启蒙思想家杰斐逊、潘恩等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北美殖民地人民正是在启蒙思想家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的。1776年6 月12 日,弗吉尼亚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就明文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之来自人民,执行法律的一切官吏都是人民的受托人和仆人,在任何时候都应服从人民。”① 也就是说,美国人民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就把人民的权利放在首位。美国的《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②《独立宣言》是殖民地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宣言书。马克思将《独立宣言》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美国的人权法案对人的权利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如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抗议政府的和平集会权利、享受正当的法律程序及公正的陪审团的审判权利、不受残忍和不寻常的刑罚的权利、人身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压的权利,以及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等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特别是“天赋人权”的思想和“主权在民”的思想。

可见,欧洲是美国文化的摇篮。美国的移民是欧洲文化的载体。美国的文化直接源于欧洲文化。

除了受欧洲文化的直接影响之外,美国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自己特别的地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欧洲的文化传统在北美的特殊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美国文化是欧洲传统文化与北美特殊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权利意识浓厚。

美利坚民族的主体构成是欧洲移民。他们几百年来出于逃避政治和宗教迫害及追求个人经济利益,陆续从欧洲各国来到北美大陆。移民社会与非移民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社会成员是由互不认识的人组成的,而不是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由契约来确定的。美国的先民基本上没有从欧洲带去中世纪的制度,他们带去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尽管他们从欧洲带去了某些传统习惯,但美国的社会组织基本上是按照契约组织起来的。在北美殖民地,最早的契约要算《五月花号公约》。1620 年9 月,英国第一艘运载清教徒移民的船只———五月花号———离开英国,12 月到达普利茅斯。这些移民是受到英国封建统治者的迫害而离开英国前往美洲的。登陆前,船上的成年男子订立了一个公约———《五月花号公约》。其内容是:“在上帝面前庄严结盟,同心协力为较佳秩序与生存建立一个文明政体……并且要随时制订、拟定和设计那种公认最为适合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设立治理机构。”① 这个公约反映了移民们希望建立一个由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组成政府的愿望,成为1691 年前普利茅斯自治政府的基础。此后,移民们陆续来到北美,订立自治公约,并制定法规、法律,选举地方议会议员等。因此美国社会不存在中世纪社会那种等级制度,在人们的头脑中基本上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而且一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已经有了17 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因素。”②。

美国社会特别强调的是权利而不是义务。美国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英王侵犯了殖民地的权利。由于美国人同英国君主有着不愉快的历史,美国人从创建国家之时起,就强调个人权利,反对国家对个人的约束,不愿意赋予中央政府太大的权力。美国独立后一开始制定的宪法由于没有充分保障人权的条款,引起各州的不满,只是将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补充宪法之后,才得到各州的批准。权利意识可以说深深地扎根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美国的国家机构由立法机构———国会、司法机构———法院以及行政机构———政府(总统)组成。三个机构都有各自独立的权力并且互相监督。个人有反对政府的权利。在美国人看来,个人服从政府实际上是个人服从自己。因为政府是由个人的意志结合而成的,政府只有保护个人的义务,而没有侵犯个人权利的权力。当他们认为政府侵犯了个人权利时,就对政府提出抗议,开展反对政府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个人的权利。克林顿在访华过程中,反复强调美国的成功经验,这就是充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他说:“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是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他在生前最后一封信中说,‘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人的权利。’我相信,在170 年后的今天,人类的目光仍然注视着世界各地男女老少的权利上。”① 美国文化中的这种权利意识在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美国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忽视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义务。当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权利而对某些反政府的活动采取适当措施时,不仅美国的统治者反对,就是一般的美国人也表示不理解甚至反对。美国总是指责中国不尊重个人权利,侵犯了人权。这当然只能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二是崇尚个人主义,鼓吹个人奋斗。

个人主义反映了资本的要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主义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由于北美土著人稀少,殖民地人民在荒漠的土地上为了生存而必须与自然作艰苦的斗争。据记载,乘坐五月花号去北美的移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死去了一半,说明大自然是残酷无情的。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去征服大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北美殖民地人民在同莽莽荒原的搏斗中,养成了求实和创造的精神。美国的历史包含着千千万万人的个人奋斗史。因此,美国社会鼓吹个人奋斗。美国把个人主义解释为“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② 美国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契约社会。在美国,个人是社会的中心。在美国人看来,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当做另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工具。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最符合他的利益的,就是让他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他的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并且付诸行动。在实际生活中,美国人主张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他人而不顾及他人,反对社会和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涉。由于美国没有经历中世纪社会,个人主义在美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在我们被看做是一种罪恶的个人主义,在美国却被看做一种伟大的价值观。可以这样说,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强烈地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美国认为,美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在于美国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使个人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美国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经验。1998 年,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多次炫耀美国的成功经验。他向中国反复传达这样一个观念:经济繁荣是和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自由一直是美国成功和兴旺的关键动力。……在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经济成功建立在观念的革新上,个人自由是革新和创造的必要条件,而革新和创造,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美国人民坚决相信,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个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行使那些权利的人是如此,而且对国家也是同样的重要,这些国家在21 世纪的成功,有赖于个人的知识、创造力、自由交流与进取的精神。”“我相信21 世纪的稳定将需要高度的自由。”“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政府干扰地发表言论和不同意见、结社和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便是美国220 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思想。这就是领导我们从大陆的一方到达大陆的另一方,最后踏上世界舞台的思想。这也是美国人直到今天仍然珍惜重视的思想。”“对信息时代的一个成功的社会来说,高水准的个人自由相当重要,因为必须让人们自由地去开发,去表达思想,去探索他们自己的信念,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这样才会使社会的内涵更丰富,更稳定。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① 克林顿的这些讲话反映了美国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重视。

应该承认,个人主义对于美国的发展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美国的这种文化传统也有它消极的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消极的方面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现今美国社会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等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们精神空虚,社会道德沦丧,色情、吸毒、凶杀、犯罪,甚至邪教蔓延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当美国向中国大肆贩卖其个人主义时,中国当然不会接受美国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三是种族歧视严重。

种族歧视也是美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美国的发展历史是与残酷的杀戮、迫害印第安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来到北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首先碰到的是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为了自身的发展,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行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疯狂掠夺印第安人的资源,他们同印第安人进行多年的战争,大肆杀戮印第安人,使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美国独立后,还进一步迫害印第安人,将他们赶出世代居住的东部地区,向西部迁移。印第安人被迫生活在政府划定的保留地内,在美国社会倍受歧视,现在仍过着贫困的生活。

美国的发展历史也是与残酷地剥削、奴役黑奴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欧洲移民到达北美后,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他们除继续吸引各地的移民外,还从非洲向北美大批地贩卖黑奴。美国虽然没有从欧洲带去中世纪的专制制度,但却实行野蛮的奴隶制度。美国独立后,奴隶制度还保留了80 余年,直到1865 年才废除。密西西比州议会直到1995 年2 月才正式作出废除奴隶制的决定。美国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黑人在美国社会仍然受到歧视。

在美国,除了印第安人、黑人受到歧视以外,亚裔、拉美裔居民也受到歧视。美国白人自以为高人一等,歧视、迫害和不平等地对待其他种族的行为比比皆是(参见第二章第四节)。可以这样说,除了以前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以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种族歧视。因此,当美国在民族问题上攻击中国时,就很自然地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击。

二、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特点

与美国这个由移民组成的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家。中国继承的是与美国不同的五千年一脉相承的独立的文化传统,因此,很自然地形成与美国很不相同的价值观。

“礼”是中国文化的源流。据史书记载,从大约公元前21 世纪夏王朝开始,民主推举部落首领的“禅让”制度被破坏,确立了王位世袭制度。为了维护贵族等级制度,奴隶主贵族确立了以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孔子认为,“礼”在夏代就已出现,并被后世所继承和发展。他说,殷因于夏礼,而有所损益,周因于殷礼,而有所损益。但由于文献不足,他对夏礼和殷礼虽能言之,却不能“征之”。据考古发现,礼在殷商确已出现,当时是一种祭祀祖先的仪式,表示对祖先和上帝的敬意。周公旦所作的周礼———即礼乐制度和典章制度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周礼比前代更为完备,使孔子赞叹不已,他宣称“吾从周。”西周王朝建立后,以宗法式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制度化。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是天下诸侯的共主,掌管国家的军政大权。天子的庶子有的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来说是小宗,在本国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诸侯的庶子有的分封为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家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与小宗的关系与上同,职位均由嫡长子继承。国家组织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周天子统帅诸侯,诸侯统帅卿大夫的宝塔式政权结构。“周礼”就是维护西周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自己在家族内和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否则就是非礼。“为国以礼”是西周时期治国的基本原则。周礼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极大。后来,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西周的解体,我国开始了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变。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天下动荡,战争频繁,人民苦不堪言。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的统一,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良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著名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等等。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最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崇法家,为了维护法家的正统地位,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使儒家学派遭受沉重打击。经过秦末农民战争,西汉王朝一统天下。随着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巩固,需要大一统的思想为之服务。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还只是一家之言的话,那么,到了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直到现在,儒家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有很深的影响。从人权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有这样一些显著的特点:

一是强调以人为本。

对人的重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西周时期,就有民本思想的萌芽。殷商统治者在强调神权思想的同时,逐步注意人事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汤伐桀,一方面以“致天之罚”为名义,另一方面也以“夏氏有罪”,民不堪命为由。“殷革夏命”既是天意,也是民愿。周朝的统治者不仅总结了“殷革夏命”的经验教训,而且在取代商朝的斗争中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① 以说明殷商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失德和丧失了人心。他们认为,只有“敬德”,才能“永命”,从而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主张“明德慎罚”,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萌芽。对后世思想家和统治者有很大影响。

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民本思想。儒家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民心的向背为国家的安危所系,只有重视人民,爱护人民,国家才能太平,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儒家主张在尊君的同时要重民、爱民,得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② 的结论。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③。“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④ 孟子说:“保民而王”,“仁者无敌”,“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⑤ 儒家认为,为了有效地统治人民,必须实行德治,必须对老百姓进行教化,反对不教而诛。孔子主张用“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人民和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施行仁政,反对苛政、暴政,要求统治者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给予人民休养生息。他指出:“苛政猛于虎”,“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① 他要求君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② 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对统治者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是说统治者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要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民办事,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否则就有被人民群众推翻的危险。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权在民的思想还不是一回事。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领导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当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某些人出现某些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及某些腐败现象也是有的,但这不是主流,而是支流,况且,中国共产党正在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美国攻击中国共产党不尊重人权,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是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

与美国移民社会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君主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就是一个小集体。每个家庭成员从属于这个集体,依赖于这个集体。为这个集体效力是每个人的义务。家庭这个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不仅在家庭是如此,在国家也是如此。由于小生产经济基础的脆弱性,经不起社会的动荡,就需要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老百姓盼望国泰民安的社会生活环境。为了实现整体的一致与和谐,就要求舍小家,顾大家,牺牲个人,维护集体。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以个人为价值主体,而是以社会作为价值主体。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价值在于以天下为依归。儒家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就是服从社会的需要,服从国家的需要。在中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深入人们的头脑之中。“尽忠报国”是一种美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崇高思想境界。因此,在中国,集体主义观念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中国则没有什么市场。不仅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是如此。个人主义只能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而中国没有经历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中国没有发展的余地。由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不可能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在中国不可能经历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资产阶级所要求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个人奋斗在中国没有适合的土壤,当然也就得不到发展了。

集体主义能够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发展。因为单个无产者不可能推翻旧制度。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摆脱剥削和压迫。因此,无产阶级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集体主义的观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家和集体掌握着社会的全部重要资源,个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都必须从国家和集体那里得到,一切社会成员都归属于某一单位。这就形成了个人对集体、对国家的依赖,必须把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的利益是融化在集体利益之中的。社会要求个人奋斗,个人自由不能妨碍集体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为了维护集体的、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必要时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与美国正面肯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来看待个人主义的。中国把个人主义看成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尔虞我诈等。个人主义在中国历来是遭到批判的。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并不是不关心个人利益,而是反对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集体利益之上。我们关心每个劳动者的利益,同时引导人们自觉地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保护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中国的这种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与美国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必然要在人权问题上反映出来。在实际生活中,为了维护集体的、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就必然要对个人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而这正是美国所反对的。

三是维护统一与崇尚权威。

整体意识与大一统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整体思想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大一统。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主张“克己复礼”,以周礼为标准来统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的统一。孔子的“一匡天下”,孟子的“天下定于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都旨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和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因此被称为“礼仪之邦”。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所宣扬的“礼”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妨碍着人们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的一面。我们应该注意克服其消极的一面。

大一统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家分裂时,它起着促进统一,结束分裂的向心作用;在国家统一时,它又起着维护统一,防止分裂的黏合作用。因此,统一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现象。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新中国成立后,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就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人权问题在中国制造分裂时,就很自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小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家长制、君主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为了家庭的利益,每个家庭成员都要维护家长的权威。儒家所宣扬的“亲亲为大”就说明了这种价值取向。就全国而言,要保持小生产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代表这个中央权威的就是封建皇帝。全国就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这个大家庭的总家长。国家大事都由皇帝决断。各级官吏只不过是皇帝管理万民的代理者,必须按照皇帝的意旨行事。维护中央的权威,是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必要条件。一旦中央失去了权威,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状态。这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总是寄希望于一个好皇帝,中国历史上爆发的多次农民战争,其目的也都是为了推翻一个坏皇帝,换上一个好皇帝,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为了维护家长制和君主制的社会秩序,儒家极力宣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社会的社会规范和行为规范,要求国民对君主尽忠,子女对父母尽孝。社会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

崇尚权威这一思想对人权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拥护强有力的政府,并强调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有一个好政府、好领导来不断改善人权状况,而不是像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那样强调个人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视这个基本事实,肆意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损害中国政府的形象时,只能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愤怒。

四是重义轻利。

与美国崇尚权利本位、强调个人权利、个人奋斗、个人发展、个人至上的价值观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义务,提倡谦让,强调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在中国,人们重视的是个人在道德上的义务,而不是权利。中国的儒家文化把重义看成是“君子”的行为,把重利看成是“小人”的行为。孔子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轲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董仲舒认为“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要求人们“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① 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提倡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这种观念二千多年来在人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权利的规定,而只有义务的要求。如《礼记·礼运篇》中就规定了“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十义都是从义务的角度对社会中不同角色的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不是说他们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中,没有公民这一说,当然也没有公民的权利这一说,更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要经过同级贵族的合法审判才能对公民判处死刑这一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否则就是乱臣贼子,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说,臣民有要求君主爱护的权利,儿子有要求父亲慈爱的权利的话,那么这些都不是作为权利提出来的,而是作为义务提出来的。也就是说,爱护臣民百姓是君主应有的品德,是君主应尽的义务。对子女慈爱是父母应有的品德,是父母应尽的义务。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臣民向君主争取什么权利的例子。如果臣民向皇上要求什么权利,一定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有权势的臣子逼迫皇帝退位而取而代之的例子,但这并不是臣子向皇帝争取什么权利,只不过是把君臣的地位改变一下而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提倡舍己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美国重视的是个人奋斗,个人竞争。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中美之间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在中国,孔融让梨的故事被传为佳话。这个故事颂扬的是利他主义。而美国人对这个故事则另有看法。他们认为,孔融在他的兄长面前永远都是小的,如果根据年龄小就应该得小的这一原则,那么孔融就永远只能得小的,这是不公平的。弟兄之间,权利应该是平等的。根据权利平等的原则,孔融就不一定总要得小的。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认为,孔融确实不一定每次都要得小的,也可以得大的,但这要由他的兄长提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是谦让,主张互让互爱来维持社会的和谐,而不是鼓励争夺。认为争夺就是不高尚的表现。而美国传统文化把争夺看成的正当的、积极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对于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传统的美德得到了发扬光大。舍己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内容。

总之,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保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说中所指出:“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辽阔的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团结统一深深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短暂的分裂现象,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各民族人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了区域自治。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获得不断的发展。所有这些,为巩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我们应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积极的一面。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基础之上的,是为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服务的。这种文化传统容易产生专制主义、个人崇拜,损害个人的权利和利益,给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一定的难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崇尚权威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毛泽东的热爱逐渐发展成为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广泛流行着这样的口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没有个人的思想,没有个人的看法,当然也没有个人的独立性,它必然影响到人们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妨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的权利受到严重的践踏,使社会主义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应该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一面。

在实践中,我们要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同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片面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容易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甚至造成社会动乱和瓦解,从根本上损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片面强调集体、社会的利益,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容易压抑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整个民族、社会、国家就缺乏生机和活力,就会严重地妨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既要保持社会的稳定,维护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弘扬和谐精神,克服西方传统人权的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对抗主义倾向,又要注意发扬民主、尊重人权,弥补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开启人们的智慧,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繁荣,民族才能兴旺,社会才能进步。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成分发扬光大。

三、两种文明———冲突还是交流和融合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美国社会以个人为本位,崇尚个人主义;中国社会以集体为本位,崇尚集体主义。美国以权利为本位,强调个人应有的权利;中国以义务为本位,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美国蔑视权威,反对政府对个人的干预;中国崇尚权威,主张强有力的政府。这种文化差异就自然而然地在人权领域中表现出来。中美在人权领域的斗争在很多方面都是由于文化的差异造成的。

如何看待这两种文化的差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他认为,未来的世界主要不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冲突,而主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西方文化与儒家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他甚至以中美之间文明的冲突设想了一场战争。

我们不赞成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论。我们主张各种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我们认为,各种文明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吸取对方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克服自身文化中消极的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走向融合,至少可以做到求同存异。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各种文明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冲突,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不同的文明之间完全可以从对方的文明中吸取有利于自身文明发展的积极的东西。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总要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变化,扬弃旧的、妨碍社会发展的东西,不断产生、吸收新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东西。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文化要生存并发展起来,它就必须有吸纳其他文化精华的能力。那些封闭式的文化,没有能力吸纳其他文化精华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或者已经消亡,或者正在衰落。只有能够博采众长的文化才有无限光明的前途。现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文化都是不同文化千百年来互相交流、融合、同化的结果。现代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文化就来源于东方。中华文化是几千年来华夏大地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结果,也是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精华的结果。中国的现代文化就从西方文化中学习和借鉴了许多有益的成分。

中美两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不足为怪的。但我们认为,文化的差异并不妨碍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进行对话和交流,共同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尽管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很大,但只要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交流、相互吸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中美两国的传统文化中都有积极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我们应该通过加强交流,吸取对方文化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重视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一面,这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兴旺,我们应该注意克服这一方面的不足。美国文化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有利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点应该肯定。我们应该吸取美国文化中在这方面的积极因素。当然我们在学习和借鉴美国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尊重的同时,要注意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美国的这一套照搬过来,不但不能起到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作用,而且还会给中国带来不安定的因素。美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过分重视个人而忽视集体的一面,目前美国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就是由于极端个人主义造成的,难道美国不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有利于克服美国社会弊病的某些积极因素吗?1997 年11 月1 日,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中美两国只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交流,互相取长补短,是会有益于自身的进步和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的。

但是,美国不是这种态度。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以及在国际活动中,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这里我使用了“文化霸权主义”这一概念,并不是要给美国戴什么帽子,而是指出了一个客观事实。所谓“文化霸权主义”,就是不尊重别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国际活动中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政策和作法。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极力宣扬“文明对野蛮的教化”,总是企图向中国施加影响,把中国融入西方文明之中。这就很自然地被中国的先进分子视为文化侵略。直到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改变这种文化心态。这种心态不可避免地在人权领域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美国认为,美国的文化是优于其他文化的。美国的价值观念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美国的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美国从立国之初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后工业社会———即一个以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光辉榜样而屹立在旧世界面前的新世界。”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美国从建国之初即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价值和理想。我们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国内外维护这些价值观念并使之发扬光大。”②1996 年11 月召开的美国人大会有一篇文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世界各地,是被一种共同的命运和共同追求《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所宣布的价值观维系在一起的。此外,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美国人没有认为这种价值观能超越各自祖先之间的文化差异的信念,他们就会按照各自不同的历史处于分裂状态。此外,既然这种价值观不仅适用于各种不同文化的美国人,而且还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向美国移居,那么从逻辑上说,它必定具有国际感召力。如果《独立宣言》适用于美籍意大利人,那它也应该适用于现在仍生活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如果葛底斯堡演说说出了美籍华人的心愿,那它也应该适用于现在仍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因此,美国不能将这种价值观的追求仅限于自己的国土范围,如果这么做,人们就会对这些价值观的普遍意义产生怀疑,并会危及到这些价值观在国内的信誉。”“美国不可能放弃其在国外对促进人权的关注,因为美国的许多国际事务思维中仍然带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因为美国人越来越相信尊重人权同负责任的国际行为和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①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说:“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② 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在对外交往中,总是力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推销到世界各地去。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000 年初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总想单方面将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而且不考虑别人的反应或长远代价。③ 因此,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美国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教训人的口气说话。这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们主张各种不同的文化加强交流,取长补短,我们从来不拒绝吸收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但我们反对不尊重别人的文化,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作法。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中国必然要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也决定了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斗争的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