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法西斯产生以后，经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法西斯先后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建立政权。
法西斯的侵略本性决定了其政权自产生之日起就要为实现全面对外扩张，而竭力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
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日、德、意法西斯的扩张，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在法西斯的战争威胁面前，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重新确定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由此引起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
法西斯国家则在对外扩张，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过程中走向结盟。
首先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提出挑战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
1931年9月，日本悍然派兵侵占中国东北，冲破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束缚，迈出了武力入侵中国的步伐，打响了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炮。这一事件加剧了日本和欧美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
1933年，由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和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于是，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当即退出会议以示“抗议”。
3月27日，日本外相正式向国联秘书长发出通知，退出国际联盟。这是日本决心打破华盛顿条约，走向与国际对抗之路的重要步骤。
为了重新瓜分世界，日本大肆扩军备战。然而，华盛顿条约对其军备的限制，却成了其扩军备战的重大障碍。
在退出国联的第二年，即1934年9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
10月23日，英美日裁军预备会议在伦敦召开，日本的扩军要求遭到英美拒绝后，谈判破裂。
12月2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美国，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
1935年12月，伦敦裁军会议正式召开，日本在会议不能满足其大规模扩军要求的情况下，于1936年1月15日，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至此，日本彻底走上了与国际相对抗的道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一翼已经折断。
在欧洲，随着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纳粹德国走上了公开重新武装的道路。为了实现希特勒称霸世界的梦想，过去那种秘密的、小规模的扩军已经不能满足其需要了。为了重建武装力量，必须打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与监督。
1933年10月14日，法西斯德国退出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裁军会议，接着于10月19日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退出国际联盟的国家。退出裁军会议与国际联盟是德国决心摆脱包括《凡尔赛和约》在内的所有国际条约的约束，由秘密扩军转而公开扩军的标志。
1934年8月，希特勒密令在一年内将德国陆军扩充至30万人，海军扩充一倍。1935年3月，德国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并计划建设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全国正规军总兵力达12个军、36个师，共55万人。另外，还组织由冲锋队改编的特种部队30万人。希特勒还声称，德国再也不受《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了。
1936年，德国着手执行扩充军备的“四年计划”，并在3月派军队重占了莱茵兰非军事区，除掉了其向外侵略扩张的最后障碍。德国进军莱茵兰，撕毁了《洛迦诺公约》，打破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3月31日，希特勒在汉堡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凡尔赛的精神已经被摧毁了”。
日德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的公开武装，彻底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奠定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而导致国际政治力量的急剧分化和改组。面对着法西斯国家的威胁，西方一些国家开始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苏联也采取措施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
苏联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作用，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苏联地处欧亚大陆，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时，在空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军事政治冲突的汹涌浪潮中，苏联却一枝独秀，国内经济建设一片欣欣向荣。由于上述原因，苏联成为20世纪30年代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日益引起各国注目。
正如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所说：“苏联这个大国处在当代世界两个危险中心——东亚和中欧之间。”“苏联是对付侵略的屏障，它在一个大陆上对付军国主义的日本，而在另一个大陆上对付希特勒德国。”
1933年3月，就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上台伊始即表示“要想真正改善世界现状，必须实现美苏关系正常化”。在这一构想的指导下，长期拒不承认苏联的美国主动向苏联提出建交要求，并在1933年11月，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深感德国威胁的法国，进一步谋求与苏联共同制约德国。
1934年就任法国外长的巴尔图，提出了旨在防止德国日益增长的侵略扩张危险的《东方公约》，并就缔结《法苏互助条约》开始与苏联接触。尽管巴尔图在1934年10月被暗杀，而使《东方公约》与《法苏互助条约》受阻，但是法国与苏联仍在1935年5月2日在巴黎签订了针对德国的《法苏互助条约》。
德日法西斯的扩军备战和侵略活动，对苏联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在东方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在西方有磨刀霍霍的德国，这种东西夹击之势使它陡增战争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因此，苏联本身也加紧了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摆脱孤立状态。
在与美国建交之后，1933年12月12日，苏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斗争的决定，并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国际联盟。
1934年9月18日，苏联加入国联，并担任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表明其外交战略已作重大调整。苏联外交目标在欧洲的主要打击方向，由英法转向德国，准备利用国联舞台，推动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
至1935年，随着德国扩军备战步伐的加快，德国对英法等战胜国已构成严重挑战，尤其是与德国为邻的法国，更深切感到来自德国的威胁与压力。但是，法国既不具备单独行动以扭转局势的实力，又不愿接受德国违约的既成事实，它迫切希望加强与英、意的合作，遏制德国的扩军行动。
为此，法国政府在向德国提出抗议的同时，要求国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德国的违约问题。在国联召开会议之前，法国提议英、法、意三国先进行协商，以便为会议做准备。此时，英国也感受到了德国扩军备战的威胁。
1935年春，英国三军参谋长在国家与帝国防御年度检查报告中强调，英国的国家安全已到了严重危险的程度，至1939年1月1日，英国的安全将不复存在。意大利为争夺中欧霸权，在奥地利问题上同德国有矛盾，因而在对德政策上同英、法有共同点。基于这一原因，法国的倡议得到了英、意的响应。
1935年4月11日，英、法、意三国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雷萨召开了讨论三国互相保障欧洲和平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国总理弗兰亭和外长赖伐尔，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和外交大臣西蒙。
会议听取了法国宣读的备忘录，它的内容是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向国联表示抗议。法国代表还要求英、意共同行动，对德国的违约行为进行经济制裁。但是英、意明确表示拒绝，英国代表西蒙认为，制裁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反而会殃及实施制裁的国家。
经过3天的会谈，4月14日英、法、意三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温和地谴责了德国的违约行为，认为这种行为“蔑视了公众对于和平秩序的信任”，是令人遗憾的。三国声明中，他们的目的是“在国际联盟范围维护集体和平”，并紧密合作“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手段，反对足以危害欧洲和平的片面废除条约的行为”。
斯特雷萨会议的结果，仅仅是发表了一项内容极为一般的公报，但是英法两国外交家们却深信自己在巩固和平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西欧一些国家的报刊甚至渲染和吹嘘说，英、法、意三国建立了一条保障欧洲和平的“斯特雷萨阵线”。
事实上，这个阵线根本不可能对德国的重新武装起任何抑制作用，英、法、意三国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合作。
时隔不久，英国即与德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准许德国把海军吨位增加4倍多，达到与法国海军大致相当和更加现代化的水平，引起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极大不满。“斯特雷萨阵线”瓦解了。
1936年3月，德国出兵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英法两国都无以武力阻止德国的毁约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国联行政会议通过的决议也只是谴责德国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和《洛迦诺公约》。这致使希特勒的冒险轻易地取得了成功。
这样，继1931年日本在东方打破华盛顿条约的束缚之后，德国在西方又摧毁了《凡尔赛和约》的精神。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赖以支撑世界和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便土崩瓦解了。
世界各主要大国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遭到法西斯国家破坏而面临共同的战争威胁面前，虽然进行了种种调整相互关系的尝试，但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战略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要联合起来限制、对付德日意的威胁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尤其是当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转而对德日意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的时候，这一联合尚属遥遥无期。而法西斯国家在侵略扩张一致利益的驱使下，却迅速地走向了结盟。
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成为国际格局转换和各国力量重新组合的重大转折点。本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刚上台时，德、意，德、日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这是因为，在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有自己的扩张计划，他们在争夺中欧和巴尔干的霸权中有矛盾，尤其在奥地利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尖锐。奥地利地处欧洲心脏，希特勒早已相中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竭力鼓吹德奥合并。意大利则把奥地利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非常忌讳德国染指奥地利。面对希特勒上台后吞并奥地利的活动，1933年3月至8月，墨索里尼数次邀请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访意，强调“由于奥地利地处中欧心脏和多瑙河流域”，意大利的一贯立场是“必须首先保证其独立”。
1934年2月18日，意大利同英法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在“根据有关条约保持奥地利的独立和完整方面”，三国“持有共同的看法”。
一个月后，意大利同奥地利、匈牙利签订《罗马议定书》，相约在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威胁时，三国将互相磋商对策。希特勒为了协调与意大利的关系，于1934年6月14日至15日，在威尼斯与墨索里尼举行了首次会晤，但由于在奥地利问题上互不相让，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7月25日，在德国策动下，奥地利纳粹党叛乱，刺杀了陶尔斐斯，企图扶植亲德分子上台。墨索里尼对此做出强烈反应，他谴责那些对陶尔斐斯之死“负有直接、间接责任的人”，下令调集意军4个师驰赴意奥边界勃伦纳山口，以示强烈反对德国乘机兼并奥地利。
1935年，意大利参加英、法的“斯特雷萨阵线”，5月，与法国签订秘密军事协定，决定共同保卫奥地利的独立。
然而，1935年10月开始的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却使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接近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使英、法、德、意欧洲四强的关系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意侵埃危及到英法在北非和中东的利益，恶化了同英法的矛盾。在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对意大利实行所谓经济制裁。
希特勒乘机笼络意大利，推动德意联盟的建立。他在表面上宣布对意阿战争保持中立，暗地里却给墨索里尼撑腰打气。
德国拒绝参加对意大利的任何制裁，相反，1935年冬希特勒指示增加对意大利急需的燃料供应。德国法西斯的这种举动，赢得了墨索里尼的信任。
侵略野心与经济军事实力非常不相称的意大利，唯有取得德国的支持，才能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实现其在地中海和非洲的扩张计划。
用墨索里尼本人的话说就是，“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同德国结盟”。因此，意大利开始修正其外交政策，向德国靠拢，从此改变了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态度。
1936年7月11日，德国与奥地利签订协议，强迫奥地利服从德国的对外政策，允许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移居该国的德国侨民团体恢复政治活动，从而为德国吞并奥地利创造了条件。一贯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意大利，不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对协定的签订感到满意。
这样，经过意埃战争，德意两国开始妥协，并迈出了勾结的第一步。欧洲四强的关系格局正如丘吉尔所评论的：“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4个强国，从前是3：1，现在却变成2：2了。”
就在这一年，德意法西斯公开合流，第一次采取共同侵略立场，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一行动进一步密切了德意法西斯的关系，使英法最终失去了同意大利重修旧好的机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同意大利的关系，1936年8月下旬，希特勒派遣意大利国王的女婿、纳粹党重要领导人达西亚亲王，作为他的特使秘密前往罗马拜会墨索里尼。
9月23日，希特勒又派亲信汉斯·弗兰克访问罗马，向墨索里尼转达了希特勒邀请他访问德国的愿望，并谈判“德国和意大利越来越紧密合作的必要性”。10月20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前往柏林。次日，他在柏林开始和德国外长牛赖特进行谈判。10月24日，签订了秘密协定，即德意柏林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德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双方共同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府并加强对它的军事援助；在不干涉委员会内采取共同行动方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而德国也承认意大利有权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人；相互协作，发展两国空军。
德意柏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德意法西斯同盟的初步形成。
11月1日，墨索里尼在米兰教堂广场发表轰动一时的演说，声明：“柏林会晤的成果是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谅解”，“柏林-罗马垂直线是一个轴心，可以在这个轴心周围团结所有愿意进行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这充分暴露了法西斯国家欲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贪婪野心。至此，“柏林-罗马轴心”正式确立。
柏林协定的签订，使德国在欧洲有了盟友，但这还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在东方能够牵制苏联与英美的日本，构成法西斯同盟的另一翼。德国与日本的结盟尝试在德意接触之前就开始了。早在1933年年初，希特勒就明确提出了与日本建立密切关系的问题。他认为，除了德国和意大利外，只有日本才是“能够对抗世界威胁的力量”。他还曾同里宾特洛甫就“是否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日本法西斯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走上与世界对抗之路后，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也迫切需要“再次在世界强有力的国家中寻找朋友”，其眼光很快转向了正在欧洲迅速重新崛起的德国。
1933年2月，日本退出国联时，外务省欧亚局局长东乡茂德在提交广田外相的《退出国际联盟后帝国对欧美的外交方针》中提议：“在日德关系上，利用极右党掌权的机会，努力使它了解我国在远东的立场，同时促进日德学术文化的接触和了解，以便把德国引到我方。”
同时，松冈洋右在德国的报刊上表示，德国是“历史上唯一同日本的历史发展道路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并同样在争取世界承认自身地位的国家”。出于相互利用的需要，日德关系很快转热。
1934年3月，日本派出“德国通”大岛浩为驻德武官，6月，日本成立了日德协会和旅德日本人协会，11月，在京都成立日德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团体。1934年和1935年，日本多次派军舰访问德国，以示对德友好。
1935年春，德日两国法西斯政府就建立同盟问题开始进行试探和接触性谈判。最初的接触是在德国外交官哈克和日本驻柏林武官极端亲德分子大岛浩之间进行的。
哈克提议在两国间缔结针对苏联的防务协定，大岛向日军参谋部请示后表示同意，并希望就协定的范围、内容和形式作更详细的研究。
1935年年底，日本又派出参谋部情报部德国组长若松前往德国活动，先后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会谈。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确立，大大推动了德日同盟的建立。
4月，主张日德亲善的有田八郎出任外相后，致电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各种情况表明，有必要在日德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日德之间的谈判遂改由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同年5月，德国政府拟定了由希特勒亲自修订的德日协定草案和一份秘密附件。7月，德国正式向日方提出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文本和秘密附件。8月7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决定实现日德合作。10月23日，日本驻柏林大使武者小路与德国代表里宾特洛甫代表本国政府草签协定。
11月25日，正式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协定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同希特勒的反动策略手法有关。他充分地利用了英法统治集团惧怕共产主义的心理，以减少英法对其侵略扩张的阻力。
正如希特勒对他的党羽所说的：“我们必须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幽灵来遏制《凡尔赛和约》诸国，要使他们相信，德国是反对赤祸的决定性堡垒。这是我们渡过危机、摆脱《凡尔赛和约》和重新武装的唯一方法。”
协定的主要内容有两条：
一是缔约国相约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施，并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施；二是缔约国对于因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而国内安宁感受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采取防止措施，或共同邀请加入本协定。
在缔结协定时，根据德国的要求，德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个直接反对苏联的秘密附件。双方约定：
缔约国一方无故遭受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不采取任何有利于苏联的行动，并应立即着手讨论保护共同利益的措施；两国保证在条约5年的有效期内，未经缔约国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与本协定精神相抵触的任何政治性条约。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缔结，表明日本法西斯与纳粹德国在侵略扩张的共同利益下，走向结盟的开始。这一协定虽然打着“反共”的旗号，但其矛头并不仅仅指向苏联和各国的革命运动，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以此为烟幕，掩盖他们同英法美争夺势力范围，最终建立世界霸权的狂妄野心。
里宾特洛甫在协定签订后表示：“形式上我们还要把苏联当做主要敌人，而实际上，我们完全应该把英国当做主要敌人。”
当时，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也认为：“尽管日本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个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要和德意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
正因为如此，协定签订后，德国在致日本的秘密照会中强调，它认为德苏之间现有的那些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的条约，如1922年《拉巴洛条约》和1926年的《友好中立条约》，其各项条款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及由此产生的义务是不相抵触的。
在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希特勒急需将意大利拉进协定，结成较为稳固的集团。但是，意大利仍希望抬高自己在盟约中的地位，促使德国在殖民地、政治和其他方面给意大利以优厚的报酬，因此，并不急于加入协定。
相反，意大利在1937年1月与英国缔结了彼此承认在地中海利益的“君子协定”。这使希特勒大为不安。1937年年初，他连续向罗马派去了戈林等一些重要使节拜会墨索里尼，并热情邀请墨索里尼访问德国。
1937年9月25日，墨索里尼接受了希特勒的邀请，第一次访问德国。
访德期间，墨索里尼公开向希特勒保证，意德两国“要共同奋斗到底”，“坚定不移地继续意德合作”。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墨索里尼洋洋自得地发表了一通好战言论，他说：“当言词不足以达到目的，情况又紧迫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拿起武器。我们在西班牙就是这样干的。”
通过为期4天的访问，墨索里尼坚定了与纳粹德国为伍的决心，并决定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6日，德、意、日三国代表在罗马签订了《关于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从而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希特勒得意地宣称：
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了，起初是欧洲轴心，现在是世界的大三角。这个三角主要是针对着我们的敌人，即英、法、美。这个三角，并不是由三个微弱的幻影组成的，而是由三个大国组成，准备并决定实现他们的权利和确保他们的生死利益。
齐亚诺在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像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三个军事帝国结盟，在军事均势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伦敦应当重新考虑它的所有立场。”
德日意三国轴心的建立，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的初步形成，它是三个法西斯国家进一步加紧勾结，准备发动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略步骤。它的建立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壮大了侵略者的声势，为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创造了重要前提。
希特勒在轴心建立后露骨地宣称：“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们缔结同盟只是为了进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