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奕新祠，于魏之疆。
岩岩梁公，惠此一方。
（唐）冯宿
唐人冯宿对狄仁杰的这几句赞语，是针对他在魏州刺史任上造福于民的不凡政绩而言的。其实，狄仁杰在地方上的政绩与成就何止魏州一地，可以说是任官一地，造福一方，深得各地父老百姓的爱戴。
人生好似浮萍，谁也无法预料自己飘流的下一站，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更是如此。
狄仁杰自从政以来，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任地方官中度过的。有时是遭受排挤打击，被贬于州县；有时是临危受命，镇守一方；有时则是奉命充使，安抚或巡察地方。不管何种情况，即使是遭到残酷的迫害，他都能做到不计个人得失，依然尽心竭力，勤于政事，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稳定地方秩序，努力为百姓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在狄仁杰任侍御史期间，唐朝与吐蕃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是一个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唐以前吐蕃分为若干部落，散布于西藏高原之上。唐朝初年其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诸部，拥有精兵数十万，成为西方强国。唐太宗时曾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促进了唐朝与吐蕃关系的发展。松赞干布死后，其孙弃芒论芒继位，年幼不能理事，由大相禄东赞摄知国事，禄东赞死后，其子论钦陵专国，举兵灭吐谷浑，兼有青海，并不断骚扰唐朝边境，致使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为了防御吐蕃侵扰，仪凤二年（677），唐高宗任命重臣刘仁轨镇守洮河军（青海乐都），全面负责对吐蕃的军事工作。刘仁轨到任后，积极备战，整训士卒，但是有关边境军情的奏请，却多为中书令李敬玄所阻挠，使刘仁轨的军事计划往往不能实施。刘仁轨大怒，他明明知道李敬玄非将帅之才，却故意上奏高宗，说对付吐蕃非李敬玄不可。高宗不察，竟然同意了刘仁轨的请求。唐朝君臣如此作为，对吐蕃军事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高宗任命李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以代替刘仁轨，李敬玄自知不能胜任，坚决推辞不去，高宗不许，并调动诸道军队开往洮河。仪凤三年，吐蕃与西突厥连兵进攻安西诸镇，高宗企图一举击败吐蕃，消除边患，又下诏召募天下猛士从军，关中一带兵役尤为繁重。这年九月，李敬玄率18万大军与吐蕃大将论钦陵战于青海（青海湖一带）之上。由于李敬玄指挥无能，唐军大败，右卫大将军刘审礼被俘，幸赖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力战，李敬玄才得以率余众退回鄯州（治今青海乐都）。此战的失败震动了长安，关中西部诸州纷纷训练士卒，加紧了战争准备工作。由于兵役繁重，激化了社会矛盾，使这一带的局势极不稳定。
于是，唐高宗派狄仁杰巡察这一地区，设法稳定社会秩序。当时在关中西部诸州中以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局势最为不稳，兵士们不堪忍受繁重的兵役，纷纷逃亡，当地官员不知安抚，反而派军队四处搜捕逃兵。面对官府的高压政策，分散的逃卒便自发聚集起来，或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伙，以武力相抗拒，使官军轻易不敢追捕。他们白天潜伏于山谷之中，夜晚则窜出剽掠，当地百姓不胜骚扰，无法正常生产与生活。州县官员见状，惊恐万状，又担心上司追究责任，便加紧围捕，抓获了数十人，却使更多的逃卒潜匿愈深，使当地人心更加惶恐不安。狄仁杰抵达岐州后，详细地了解了情况，认为军士逃亡，事出有因，如果一味追捕，严加惩处，只会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后患无穷。于是，狄仁杰决定采用安抚的办法，以缓和矛盾，化盗为民。他下令将捕获的逃兵全部释放出狱，发给路费、口粮遣送回乡。又张榜于道，允许在逃的兵士出首，不咎既往。这种策略收效甚好，逃兵们看到被捕的同伴全都安然返乡，于是纷纷走出山谷自首，使岐州一带很快地恢复了安宁。高宗得知此事后，十分高兴，赞扬狄仁杰“识国家大体”，并将这一政策颁示诸州，“宥其同类”，很快地收到了“潜窜毕首矣”的良好效果。狄仁杰完成使命，返回长安后不久，高宗遂提升他为度支郎中。
度支郎中，为户部度支司之长官。度支司是国家的最高财会主管机构，掌管政府的预算开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在狄仁杰充任郎中期间，唐朝的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病故，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尽管高宗遗诏中规定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后借故废去中宗，另立李旦为皇帝，史称唐睿宗。睿宗虽被立为皇帝，却居于别殿，无权过问国事，大权握在其母武则天手中。一个有着传奇般经历的伟大女人所期待的最好时机终于到来了，从此，历史进入了武则天统治的新时期。
面对这巨大的变化，狄仁杰的态度如何？史无明载，不过随着唐高宗的驾崩，狄仁杰也离开了长安，被派到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充任刺史，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刺史的品秩虽比度支郎中高，权任却轻，在唐人看来是被贬官了。宁州是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时有摩擦与纠纷发生。新任刺史狄仁杰到任后，针对当地社会特点，采取了“抚和戎夏”的政策，使当地社会安宁，“人得欢心。”同时他还革除积弊，约束官吏扰民，注重发展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当地人民立碑镌文，以颂其德。垂拱二年（686）十二月，右台监察御史郭翰奉命巡察陇右，所到之处按劾了大批的州县官员。进入宁州境后，“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郭翰进入馆驿后，十分感叹地对僚属说：“入其境，其政可知，愿荐使君美于朝，毋久留。”当场就命人取笔纸，起草表章推荐狄仁杰入朝为官。很快，狄仁杰就被征召入朝，升任冬官侍郎。
次年，天下大饥，山东、河南一带尤为严重，饥民遍野，死人无数。武则天命狄仁杰与司属卿王及善、司府卿欧阳通为使，于垂拱四年（688）二月，正值春荒不接灾情最重之时，前往山东、河南一带抚慰赈济。他们在这一带开仓放粮，救济饥民，使许多百姓免于饥饿而死，社会局势渐趋平稳。六月，狄仁杰又奉命充任江南道巡抚大使，前往江南巡视。返回洛阳后，升任文昌右丞，随即又出任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在豫州任上狄仁杰因得罪朝中权贵，被贬为复州（治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后调任洛州（治今河南洛阳东）司马，转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狄仁杰担任宰相不久，就被酷吏来俊臣诬陷下狱，虽侥幸未死，却被贬为彭泽（江西彭泽东北）县令，地位一落千丈。
狄仁杰是在长寿元年（692）被贬为彭泽县令的。经过牢狱的摧残、贬黜的打击，狄仁杰并未从此消沉，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民间疾苦。他是当年一月被贬职的，经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南下到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水陆兼程，到达彭泽任上时已到秋月。这年彭泽一带自春至夏，未降雨水，发生了多年未见的大旱灾荒。这一带百姓主要种植水稻，水田干涸，根本无法插秧。秋季虽略有降雨，但已失去了改种的节气，百姓们靠食野菜草根度日，“全无米粒”，人们惶恐不安，求告无门。狄仁杰看到这一切心急如焚，遂上疏朝廷，反映灾情。他如实地写道：彭泽地狭山峻而田少，百姓每户耕种之田不过十亩五亩，在正常年份纵然丰熟，缴纳赋税之后，所剩稻米只够食用半年。今年粒米未收，将何以活命？自春至夏，多饥饿而死者，检视簿籍，户口已少大半，乡里之间多有绝户者。要求免去彭泽等九县百姓全年的租税，使百姓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狄仁杰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后，他一面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一面督促百姓生产自救，使大批百姓免于饥饿而死。狄仁杰在彭泽充任县令数年，这期间他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生产，贮粮防灾，同时还革新吏治，勤政爱民，深为当地人民所拥戴。百姓们为感谢狄仁杰的大恩，自发地行动起来，为他建造了生祠。直到唐朝末年，诗人皮日休游江南时，到达过彭泽，还听到当地百姓传颂着狄仁杰的事迹，看到他的祠堂香火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