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狄仁杰评传(隋唐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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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安边定国的主张

武则天统治时期,周边地区正值多事之秋。在西北吐蕃不断地向外扩张,与唐朝争夺西域地区;在北方突厥再度强盛,频繁地侵扰唐朝边疆;在东北自从唐高宗征服高丽、百济以后,唐朝的驻军也不断地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加之契丹的反叛,使局势更为错综复杂。

狄仁杰作为一位政治家,又是执掌朝政的宰相,当然不会对边疆的局势漠然置之,他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反复思考应采取的对策。

神功元年闰十月,狄仁杰重任宰相之始,就针对西北局势向武则天上了一道经过长期思考的表章,提出了自己对吐蕃、突厥问题的见解。在评述狄仁杰提出的边疆政策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这一时期西域局势变化。唐朝在天山以南设置有所谓“安西四镇”,指龟兹(新疆库车)、于阗(新疆和田西南)、疏勒(新疆喀什)、碎叶(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北)等四个军事重镇,统辖着天山以南广大地区。高宗以后,由于吐蕃的不断进攻,咸亨元年(670),安西四镇一度被攻占。武则天临朝之初,曾数次派大军征讨吐蕃,都遭到失败,损失很大。后来武则天任用王孝杰为总管,率大军再次讨伐吐蕃,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击败吐蕃军队,于长寿元年(692)十月重新收复了安西四镇。需要说明的是,吐蕃攻陷的诸镇中不包括碎叶镇,其势力当时还达不到那里,但包括焉耆(新疆焉耆)在内,碎叶镇代替焉耆为四镇之一,是调露元年(679)以后的事。吐蕃当然不甘心丢失安西四镇,在万岁通天元年(696),攻破了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杀都督许钦明。然后向唐朝提出了议和条件:(一)要求唐朝撤出驻扎在安西四镇的重兵;(二)两国分割西突厥十姓部落之地,以伊犁河及天山以北之地属唐朝,以热海、楚河、怛逻斯河之地归于吐蕃。《通典》卷190《边防典》六。这个条件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唐朝放弃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当然不能为唐朝所接受。但是唐朝屯兵于万里之外,往返番替困难,军资转输所费甚大,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国家财政也不堪重负。

狄仁杰的上疏正是针对这种问题。他认为国家竭府库之实用兵于绝域,争夺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是很划不来的事。这都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做过的事,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所以汉武帝晚年才罢兵息战,休养生息。神功元年,关东一带发生灾荒,饥民甚多。狄仁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仍然东守安东,西戍四镇,调发频繁,百姓不得喘息,蜀、汉一带逃亡现象严重,江淮以南也发生了百姓“相率为盗”的情况。如果不尽快改变政策,减轻百姓负担,“本根一摇,忧患不浅”。鉴于以上情况,狄仁杰提出封西突厥贵族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让他率突厥部众戍守安西四镇。国家军队内撤后,只须严守备,聚资粮,远警戒,吐蕃来攻则出击,可以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将会战无不胜,如此数年边境自然安宁,百姓也无远戍转输之苦。

狄仁杰所说的这个阿史那斛瑟罗是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步真的儿子,在垂拱初年被授为右玉钤卫将军、兼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辖西突厥十姓部落中的五弩失毕部落。天授元年(690),改授左卫大将军,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他的势力最大时,部下共有20员都督,每位都督统兵7000人,牙帐设在碎叶,远近诸族部落皆归附他的统辖之下。后来由于不断遭到东突厥默啜的侵掠,部众离散,斛瑟罗遂率残部六七万人,迁入内地,不敢再回故地。

阿史那斛瑟罗在安西四镇尚有官军屯戍的情况下,都没有能守住故地,在官军内撤后由他单独守御四镇恐怕更难担此重任。事实已经证明行不通的事,狄仁杰却提出要斛瑟罗再回去重任可汗,显然不切实际。狄仁杰提出这个建议的历史根据是唐太宗曾任李思摩为可汗,统率东突厥部落返回故地守御。但是,唐太宗的这个做法后来证明也是失败的,李思摩在薛延陀的压力下,无法统御部众,单骑返回长安。狄仁杰的这个根据也是不成立的。唐朝设立安西四镇不仅在于控制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对于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保证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经济上巨大的商业利益也是相当惊人的。狄仁杰虽然是杰出的政治家,但是和中国古代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唐初名相魏徵也持和狄仁杰相同的观点,与狄仁杰同时代的人持有这种观点的也并非他一人。这种观点滋生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土壤上,与古代中国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狄仁杰的主张遭到右史崔融的反对,他上疏指出:如果一旦放弃四镇,将会导致吐蕃乘虚进占西域。吐蕃占有西域,实力增强,必然向东进攻高昌(新疆吐鲁番一带),进而威胁敦煌(甘肃敦煌西南),西部边境将永无宁日。崔融指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自从吐蕃强盛以来,成为唐朝的劲敌,安西四镇在军事上的意义就在于此,牵制了吐蕃的力量,使其不敢全力向东进攻。安史之乱时,唐朝为平定叛乱,从西北大量地抽调精锐军队到内地,致使安西及河陇地区陷于吐蕃。从此以后,吐蕃便没有后顾之忧地直接威胁关中,甚至一度攻入长安,迫使唐朝每年都从关东抽调军队到关内防秋,即防御吐蕃侵扰,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崔融比狄仁杰看得更远一些,他的建议不被朝廷接受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狄仁杰主张的出发点在于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压力,稳定国内局势,这些都是可取的,只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而已。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黠戛斯进攻北庭都护府,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出兵援救,宰相李德裕就曾以狄仁杰的这个主张为依据,断然否决了出兵的建议。可见具有与狄仁杰相同观点的还大有人在,而且还不止李德裕一人。在唐朝以来的历朝中也都有类似观点出现,这就说明植根于这块土壤的传统观念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决非一时一事所引发的现象。

高丽问题也引起了狄仁杰的高度关注。唐朝初年,今朝鲜半岛上共有3个国家,即高丽、百济、新罗。由于高丽占据着辽东地区,而这一地区汉魏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这就引起了唐太宗收复故土的欲望。他曾亲率大军征伐过高丽,结果铩羽而归。唐高宗即位后,利用高丽内部矛盾激化,实力有所削弱之机,派李为大总管,统率大军于总章元年(668)灭亡了高丽。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朝鲜平壤),下辖9个都督府、42个州,以右武卫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都督、刺史、县令由华人与高丽人参杂充任。由于当地人不满唐朝的统治,不断举兵反叛,虽遭到唐军的镇压,但矛盾始终未能缓和。上元三年(676),唐朝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辽宁辽阳),并将华人任都督、刺史的统统撤出。仪凤二年(677),安东都护府又移至新城(辽宁沈阳东北)。圣历元年(698),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唐朝不断迁移安东都护府的行为,表明已无意再在朝鲜半岛插足,实际控制区已完全移到今朝鲜大同江以北。唐军撤出后,朝鲜遂逐渐为新罗所统一。

圣历二年(699),狄仁杰又一次上表,请求废去安东都督府,以高丽王族高氏后人为君长,恢复高丽政权。主要理由与以前请求放弃安西四镇大同小异,认为辽东屯兵的资粮大部依赖于海上运输,而海上风涛无常,船只漂没,损失颇大,屯兵计口给粮,犹且不足。长期以往对中国不利,只能导致弱干强枝,肥四夷而瘠中国的不良后果,而恢复高丽政权,还可以获得存亡继绝的美名。

狄仁杰的这个主张早在神功元年就已经提出过,此次是旧话重提。实际上唐政府早在仪凤(676—679)中就曾封高丽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朝鲜王,居于辽东城,管辖旧部。由于高藏到辽东后,密谋联合反叛唐朝,事泄后被高宗召回长安,流放到邛州(治今四川邛崃)。其旧部分散到河南、陇右诸州,只有贫弱者仍留辽东。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又封高藏孙高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元年,封其为忠诚国王,打算让他统辖在辽东的高丽部众,因故未成。次年,狄仁杰重提此事,遂又任命高藏的儿子高德武为右武卫大将军、安东都督,让他统管辽东旧户。但是,由于辽东的高丽旧户多已分散投奔突厥,所剩人户极少,以高氏为君长已失去实际意义。

至于狄仁杰主张废去安东都督府,撤回军队的建议,实际并不可行。他主张恢复高丽高氏统治地位的建议,是建立在“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全唐文》卷169《请拔安东表》。的基础之上,即想凭借高氏在当地影响力稳定局势。由于高丽旧户已分散到各地,辽东地区并无多少高丽人,即使恢复其统治已无任何实际作用,而且一旦撤回军队,罢去安东都督府,辽东无人管理,将会给突厥或以可乘之机,他们一定会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地区。这样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幽州(治今北京西南)等唐朝固有领土,将永无宁日了。因此,他的这种主张不被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狄仁杰以上主张之所以多不切实际,不为朝廷所采纳,除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外,他作为一位文臣,对军事问题的生疏,也是他的主张流于空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他的政治观点相比较,狄仁杰对边疆军事的主张明显地表现出自守性、封闭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