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前年（一九三二）年底本月刊发刊以来，我早就打算把它登在去年（一九三三）的《文学院专号》中。但因那时北平一天一天地危急起来，学校与个人都闹到“不遑宁处”，这篇笔记不知道给我搁在哪儿啦，所以只好暂且不提。最近居然无意之中找到啦，我把它看了一道，觉得柴德赓君所记大体都对，但亦间有未合之处，于是把它略略修改了一下。修改的时候，极力追想那天所听的话，但模糊、错误、忘记之处一定很多。当柴君把这篇笔记誊清了，托方国瑜君交给我的时候，太炎先生尚未离平，我请他自己看看，他对我说，“你看了就行了”；而我当时竟偷懒没有看，直到现在才来动笔修改，实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还有错误，那是我的不是，我应该负责声明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钱玄同记。
（本篇发表于1934年3月《师大月刊》第10期）§§§亡友单不庵
钱玄同讲
何士骥记
不庵先生（清光绪四年戊寅——民国十九年）于去年三月在上海得了脑膜炎的传染病，缠绵病榻者十个月，终于治不好，不幸竟于本年一月十三日逝世！他一生治学勤奋，诲人不倦，道德高尚，出处狷介，凡认得他的人没有不是十分敬佩他的。三月三十日，他的在北平的朋友们，假国立北京大学第三院开追悼会。我因为和他平日过从最密，很知道他一生治学的经过，所以在追悼会中，单就这一点来叙述一番；当时承蒙朱汇丞和何乐夫两先生记录下来，又承何先生把它整理成篇，我真十分的感谢他们两位。现在自己再略略修改，把它发表。
十九，四，六，钱玄同。
今天咱们开会追悼单不庵先生，因为我与单先生有二十五的交谊，对于单先生一生的治学经过，比较的知道得详细一点，所以今天由我略略地来叙述一叙述：
我和单先生订交是在乙巳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而彼此知名，则早在乙巳以前——因为我家和他家是亲戚。
自从我们订交以后，有时共事一方，有时异地通信。除我们两人以外，以前还有一位民国八年去世的北大教授朱蓬仙（宗莱）先生。我们无论见面或通信，总是上下古今地谈些关于学术或教育方面的话。
现在我把单先生治学的经过，从他二十一岁起至五十二岁止——就是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至民国十八年止，共三十二年——分作四期来说。
第一期——自戊戌到辛丑此四年中，我和他并无往来。那时我年纪尚小，只知他是我先兄念劬先生的内弟。后来（庚戌年）他给了我一封信，叙述他这四年中做学问的情形，我才知道这是他研究理学的时代。当时和他共同研究理学的还有两位：一位是叶心传（鲁）先生，一位是大家知道的蒋百里（方震）先生。那时候他们都专力于鞭策身心，躬行实践，就是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并不是客观的历史的研究宋学的真相。单先生还恐怕自己对于孝亲敬长不能尽理，于是着手做一部书，名叫《滔天罪恶》，内容安全是责备自己的话；叶蒋两先生看了，觉得太过，单先生也就停止不做了。后来叶先生怎么样，我不知道；蒋先生则因为要想做救国的事业，不再从事那些修身独善之学，到杭州去读书，研究陈同甫一派之学，看《文献通考》，不久就赴日本学陆军去了；而单先生也渐渐转变趋向，舍理学而从事于新教育。故此四年可说是单先生研究理学的时期。
第二期——自壬寅到辛亥在这时期中，因为清廷政治的腐败，和庚子拳乱在外交上受了从来未有的创伤，激起平日不问国事的书生，也群起而加入变法维新革命的运动。单先生本来是一个研究理学，并且倾向程朱而不喜陆王的人，平日是很讲求“穷理居敬”的工夫的；可是到了此时，把《宋元学案》和《近思录》等书，一律置之高阁，专读严几道先生译的《天演论》，梁任公先生撰的《新民丛报》这一类的新书，看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学说，憬然有悟，认定中国非根本改革——从教育上根本改革，决不足以图存。他表面上虽像一迂拙的老儒，实际上却是一个头脑极新颖，言论极激昂的人。他本是一个寒士，从十七岁（甲午）起，就在家中开馆授徒。到了那时，他深深感觉到旧教育的不良，于是自修日文，买些日本的教育书来看。要把《四书》《五经》废止不教，另用一种适合于儿童的新的教材来教授学生。适值商务印书馆第一次编辑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单先生以为用它来替代《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一定好得多了。哪知买来一看，第一课就是“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八个大字，他觉得这还是不适用的。他就自己来编一部《幼稚字课读本》，就在他的私塾里试用，改了几次，后来卖与上海文明书局印行（现在已经绝版）。它的内容，的确要比商务印书馆新编的要浅显得多。他那时最热心于新教育，节衣缩食，尽购教育世界社编译的书读之，又读心理学论理学之类的书，极注意海尔巴脱、廓美纽斯、裴斯太洛齐诸人的教育学说。乙巳年冬天，先兄从俄国回到上海，我那时正在上海读书，单先生到上海来访先兄，我因此得和他常常见面，这是我们订交之始。我知道他对于革命的书报也看得很多。那时吾师章太炎先生因为著文鼓吹革命（在癸卯年），被拘在上海的西狱中；单先生看了非常之佩服。但他以为革命须从教育着手，他曾经对我说，将来总想弄点经费，到日本去留学，但此事很不容易办到；其次则仿日本福泽谕吉氏自修英文的办法，出其死力以读《德文字典》，期以十年，希望能读德文的教育学术书籍。可是总因为他是一个寒士，饥来驱人，不得不为仰事俯蓄之谋，终于没有达到他的这种弘愿。（但他这自修德文的志愿，直到晚年，还不减退，这是他在北大时对我说的。）是年（乙巳）冬末，清廷派五大臣等出洋考察宪政，先兄被派赴日。翌年（丙午）春，即请单先生到日本去帮同编译政治书籍。是时我也在日本，单先生对我说，“我此次来日，是想借此机会，来研究日本的教育的。”但终于不克如愿，到夏间，就返国了。
从丙午秋天到辛亥年，他在嘉兴府中学堂和秀水县高等小学堂担任功课，又曾办理过硖石的双山学堂（单先生本籍在萧山，但他生长于海宁硖石镇），以在秀水高小的时间为最长，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历史、地理。他丁未年办理双山学堂，在秩序上大加整顿，他校职员不得乱入教室宿舍；又把一间土地堂改作厕所；他把原有的“举人”“进士”等匾额一一撤了下来：因此三事，大大的得罪了当地的绅士们，于是他就拂袖而去了。至于他所教的这些功课，实在不是他所喜欢的。他极愿意研究教育，又喜欢植物学。那时我和朱蓬仙先生都在日本留学，他常常写信来托我们买些关于教育和植物的书。又他在丙午年，曾取张之洞的“奏定学堂章程”，就其中蒙养院和小学堂两部分，根据新教育原理，驳斥其谬误。故自壬寅到辛亥这十年中，可说是单先生研究教育的时期。
在此时期中，他有一点和我相反的意见。戊申己酉两年，我还在日本，我和今日在会的沈兼士先生、马幼渔先生等人请章太炎先生讲授“小学”——即文字学，我们很感兴趣，那时我们有极端复古的主张：以为字音应该照顾亭林的主张，依三代古音去读；字体应该照江艮庭的主张，依古文籀篆去写，在普通应用上，则废除揩书，采用草体，以期便于书写。
我将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他。他认为文字学是极应研究的，而复古的主张则表示反对。他以为不但三代古音可以不必恢复，在小学教育上还应该用方音读书：比方“人”字，官音念作“ㄖㄣ”，而在江浙却不妨依方音念作“ㄏㄧㄣ”；“父”字旧读上声，现在大家都读去声，就不妨读作去声。只有采用草体的一节，他却非常的赞成。由此可见他那时始终是主张适今而反对复古的。
第三期——自民国元年到八年民国元年，先兄担任浙江图书馆长，请单先生去帮同整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从此以后，一直到他得病之日止，他对于图书馆编目的事，未尝间断，先在浙江，后在北京大学，最后在中央研究院。）文澜阁的书，遭太平天国的兵燹，毁去不少；后来由杭绅丁氏抄补了一些，但缺失尚多。至民国三四年间，先兄在北京邀集浙江同乡，集资补抄，即请单先生在杭主持其事。单先生那时悉心搜求，从事补抄，又在旧书坊中买回太平天国以前窃售的旧抄也不少。他有时一面还兼着教课，但他的主要工作则全在图书馆方面。故此期可说是单先生最尽力于图书馆的时期。
单先生的“为己之学”，此时倾向到“朴学”方面来了，他对于高邮王氏和德清俞氏的治学方法，最为崇仰。
我还记得民国二年他做过一部关于杨子《法言》的训诂的书，全是用王俞的方法的。他尝说：“整理故籍，最要紧的就是求真；要求真，就得讲究考证。古书中许多难文误句，不易懂的地方，现在渐渐能够读了，这全是清朝人讲究考证的好处。”他对于经书的真伪问题，是赞同晚清今文学家之说的。晚清的今文学家，可以拿康长素先生来做代表。长素先生治经的工作，可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辨证《古文经》为刘歆伪作；一部分是发挥《春秋》等书的微言大义。《新学伪经考》是做前一部分工作；而《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礼运注》等书，则做后一部分工作。单先生对于古文经，认它是伪造的；而对于“春秋微言大义”，“孔子托古改制”
等说，却总持存而不论的态度——我看他是不相信的。单先生的主张，实与先师北大讲师崔怀瑾（适）先生最为相近，目的只在辨证古文经之为伪书而已；所以他对于崔先生的《史记探源》是非常之佩服的。故自民国元年到八年这八年中，又可说是单先生讲求朴学的时期。
在此时期之末，单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民国八年）。那时杭州学界因受了新思潮的冲激，教员和学生发表新奇议论的很多，单先生与当局意见不合，遂辞职而去，于是大家都疑心他守旧。“五四运动”以后，单先生到北京来访先兄，我也以为他守旧，他以为我是和浙江一师的师生们的见解一样的；所以向来和他无话不谈的我，此时见到他，也像隔了一层膜似的。我们本想请他到北大来教书，但他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回南，仍旧到嘉兴中学教书去了。
第四期——自九年到十八年民国九年，我们又写信去请单先生来北大教书，他答应了，秋天来到北京。我请他老老实实的把对于新思潮的意见告诉我们，并且请他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浙江鼓吹新文化的人们，实在浅薄得很。近年出版的新书报，有许多我早已看见过的，他们都还没有知道。我看他们并没有什么研究，不过任一时的冲动，人云亦云罢了。至于文化革新的运动，我是很以为然的。譬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用新方法新眼光来说明旧材料，见解那样的超卓，条理那样的清楚，如此整理国故，我是十分同意的。我自己今后治学也要向着这条路上走。”我又问他对于白话文的意见如何。他说，“我本是很赞成的，白话文老妪都解，实在是普及文化的利器；但不赞成拉拉杂杂夹入许多不雅驯文句的白话文。”从此以后，我们老朋友都了解他的真意了。他对于学生，向来就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他的国学既深邃，他在北大和师大（后来他又兼师大的功课）教书，也和胡先生一样，用新方法来说明旧材料：所以青年学子听过他的讲的，都对他非常敬仰。
那时在担任教课以外，仍兼图书馆的工作。他曾在北大图书馆编中文书的书目，努力不辍，功绩甚著。十四年年底因家事回南以后，十六年又到浙江图书馆担任编目的事，十七年与当局抵牾，愤而辞职。是年冬，受中央研究院之聘，也是做编书目的工作，谁知不久，就病了，——从此他就不起了！
当他在北大的时候，我们因为他从前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很想请他用新方法来讲授程朱一派的哲学。他说，“程朱哲学，可以用程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这两句话来概括它。照第二句话，便是向着科学的路上走；朱子补《大学》‘格物’传，就是发挥此意。所以研究程朱之学，应该着眼于他们的科学精神方面。如朱子疑《毛诗序》，疑《古文尚书》，说《易经》只是卜筮之书等等，皆是科学精神的表现。”但他自己那时却不想讲程朱哲学，他担任讲授的是“浙学”。“浙学”是最重历史的，自宋至今，如吕东莱、薛艮斋、陈止斋、叶水心、黄梨洲、万季野、全谢山、邵二云、章实斋、宋平子、夏穗卿、及章太炎师，皆是长于历史，不愿空谈“心性理气”
的话。单先生那时很想整理“浙学”，他曾细心研究薛、陈二家之书；他曾手抄叶水心的《习学记言》，后来又把它校印出来（在《敬乡楼丛书》中）。又他对于欧阳修辨伪疑古的文章，也曾把它细细的整理过的。他对于整理国学的人，最佩服的是胡适之先生和梁任公先生，这是他常常对我称道不置的。任公先生在清华学校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他以为与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为整理国学的好书。他少年的时候，对于与程朱学说相反的，他都很不喜欢。庚戌年我和他谈到颜（习斋）李（恕谷）之学，因颜李骂朱子太过，他那时还是表示反对。又他对陆王，以前也是同样的表示反对。然而后来在北大的时候，他的态度变了。徐世昌刻的《颜李丛书》，他也买来研究。他在北大图书馆中看到李穆堂的《陆子学谱》，他说这书很好，这样叙述陆学，方不致一味谈玄，令人莫名其妙。他不但对陆象山不持一笔抹杀的态度，连张横浦他也很注意，那时张元济影印《横浦文集》，他说这是一部极重要的书。可见他晚年对于宋明各家的思想，主张客观的、平等的、历史的叙述，和他少年时代专主程朱，排斥余子的态度不大相同了。故自九年到十八年这十年中，可说是单先生整理国学的时期。
他晚年虽不研究教育，但他对于儿童教育的见解还是很新颖的。民国十四年，黎助西先生和他几个学生办了一种《儿童周刊》，单先生看见了，向黎先生说，一定要买一全份。我问他，他说要留给他儿子将来看的。那年他儿子只有五岁，还看不懂《儿童周刊》。今年十岁了，正是看《儿童周刊》的时候了，但他已经变了无父的孤儿，听说在一个旧式的私塾里念书，他永不能再受他慈父的好教育了！唉！
我今天只能叙述单先生治学的经过。我觉得他的一生的治学精神，可以用“健实”两个字来说明它。单先生的肉体虽死了，他这种精神是永不会死的。
（本篇发表于1934年4月21日天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