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有时读那古人的文章，不过是拿他来做个参考；决不是要句摹字拟，和古人这文做得一模一样的。至于古人文中所说当时的实事，和假设一事来表示一种意思者，在他的文章里，原是很自然的。我们引了来当典故用，不是肤泛不切，就是索然寡味，或者竟是“驴头不对马嘴”，与事实全然不合。我们做文章，原是要表出我们的意思。现在用古人的事实来替代我们的意思：记忆事实，已经耗去许多光阴；引用时的斟酌，又要煞费苦心；辛辛苦苦做成了，和我们的意思竟不相合，——或竟全然相反。请问，这光阴可不是白耗，苦心可不是白费，辛苦可不是白辛苦了吗？唉！少年光阴，最可宝贵，努力求正当知识，还恐怕来不及，乃竟如此浪费，其结果，不但不能得丝毫之益，反而受害，——用典故做的文章，比不用典故的要不明白，所以说反而受害，——我替诸君想想，实在有些不值得！
四五
有人说：典故虽然不该用，但是成语和譬喻似乎可以沿用。我说：这也不能如此笼统说。有些成语和譬喻，如胡适之先生所举的“舍本逐末”、“无病呻吟”之类，原可以用得。但也不必限于“古已有之”的，就是现在口语里常用的，和今人新造的，都可自由引用；并且口语里常用的，比“古已有之”的更觉得亲切有味。所以“买椟还珠”、“守株待兔”之类如其可用，则“城头上出棺材”也可用，“凿孔栽须”——这是吴稚晖先生造出来的——也可用。至于与事实全然不合者，则决不该沿用。如头发已经剪短了，还说“束发受书”；晚上点的是lamp，还说“挑灯夜读”；女人不缠脚了，还说“莲步珊珊”；行鞠躬或点头的礼，还说“顿首”、“再拜”；除下西洋式的帽子，还说“免冠”；……诸如此类，你说用得对不对呢？大概亦不用我再说了。——更有在改阳历以后写“夏正”，称现在的欧美诸国为“大秦”者，这是更没有道理了。照此例推，则吃煎炒蒸烩的菜，该说“茹毛饮血”；穿绸缎呢布的衣，该说“衣其羽皮”，住高楼大厅，该说“穴居野处”；买地营葬死人，该说“委之于壑”；制造轮船，该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了。这“茹毛饮血……”，确是成语；但是请问，文章可以这样做吗？如曰不能，且宜知“夏正”、“大秦”和“茹毛饮血……”正是一类的成语呀。
照此看来，则成语有可用，有不可用，断断不可笼统说是“可以沿用”的。（譬喻也有可用与不可用两种。）（《随感录》（四四）、（四五）发表于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署名玄同。）五○
王运说，耶教的十字架，是墨家“钜子”的变相，钜子就是“矩子”。姑勿论矩的形状和十字架的形状是否一样，就算是一样，请问有什么凭据，知道从中国传出去的呢？就算查到了传出去的凭据，请问又有什么大道理在里头？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夫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夫子发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立宪是管仲发明的；阳历是沈括发明的；大礼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夫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说的。）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会不但可笑，并且无耻。请问：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自己不但不会改良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种话吗？
这好比一家人家，祖上略有积蓄，子孙不善守成，被隔壁人家盘了去；隔壁人家善于经理，数十年之后，变成了大富翁，这家人家的子弟已经流为乞丐，隔壁人家看了不善，给他钱用，给他饭吃，他还要翘其大拇指以告人曰：
“这隔壁人家的钱，是用了我们祖宗的本钱去孳生的；我们祖宗原是大富翁哩！”你们听了这话，可要不要骂他无耻？——何况隔壁人家的本钱是自己的，并不是盘了这位乞丐的祖宗的钱呢？
五一
有一位中国派的医生说：“外国医生动辄讲微生虫。
其实那里有什么微生虫呢？就算有微生虫也不要紧。这微生虫我们既看不见，想必比虾子鱼子还要小。我们天天吃虾子鱼子还吃不死，难道吃了比他小的什么微生虫倒会死吗？”我想这位医生的话讲得还不好。我代他再来说一句：
“那么大的牛，吃了还不会死，难道这么小的微生虫吃了倒还死吗？”——闲话少讲。那位医生自己爱拿微生虫当虾子鱼子吃，我们原可不必去管他。独是中国这样的医生，恐怕着实不少。病人受了他的教训，去放量吃那些小的虾子鱼子，吃死的人大概也就不少。我想中国人给“青天老爷”和“丘八太爷”弄死了还不够，还有这班“功同良相”的“大夫”来帮忙，也未免太可怜了。但是“大夫”医死了人，人家不但死而无怨，还要敬送“仁心仁术”，“三折之良”，“卢扁再世”
的招牌给他，也未免太奇怪了。
五二
中国人自己说自己身体的构造，很有生些特别：心在正中，一面一个肝，一面一个肺，这三样东西的位置，和香炉蜡台的摆法一样；这已经很奇怪了。此外还有什么“三焦”，什么“丹田”，什么“泥丸宫”，什么“气”。身体里还有等于金、木、水、火、土的五样东西，连络得异常巧妙。所生的病，有什么“惊风”，什么“伤寒”，什么“春温”、“冬温”，还有什么“痰裹火”，“火裹食”。这样的怪身体，这样的怪病，自然不能请讲生理学的医生来医了。
（《随感录》（五○）、（五一）、（五二）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署名玄同。）五五
昨天在一本杂志上，看见某先生填的一首词，起头几句道：——故国颓阳，坏宫芳草，秋燕似客谁依？笳咽严城，漏停高阁，何年翠辇重归？
我是不研究旧文学的，这首词里有没有什么深远的意思，我却不管。不过照字面看来，这“故国颓阳，坏宫芳草”两句，有点像“遗老”的口吻，“何年翠辇重归”一句，似乎有希望“复辟”的意思。我和几个朋友谈起这话，他们都说我没有猜错。照这样看来，填这首词的人，大概总是“遗老”、“遗少”一流人物了。
可是这话说得很不对；因为我认得填这首词的某先生：某先生的确不是“遗老”、“遗少”，并且还是同盟会里的老革命党。我还记得距今十一年前，这位某先生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道：——借使皇天右汉，俾其克绩旧服，斯为吾曹莫大之欣。
当初希望“绩旧服”，现在又来希望“翠辇重归”，无论如何说法，这前后的议论总该算是矛盾罢。
有人说：“大约这位某先生今昔的见解不同了。”我说：这话也不对。我知道这位某先生当初做革命党，的确是真心；但是现在也的确没有变节。不过他的眼界很高，对于一班创造民国的人，总不能满意，常常要讥刺他们。
他自己对于“选学”工夫又用得很深；因此，对于我们这班主张国语文学的人，更是嫉之如仇；去年春天，我看他有几句文章道：——今世妄人，耻其不学。己既生而无目，遂乃憎人之明；己则陷于横溷，因复援人入水；谓文以不典为宗，词以通俗为贵；假于殊俗之论，以陵前古之师；无愧无惭，如羹如沸。此真庾子山所以为“驴鸣狗吠”，颜介所以为“强事饰辞”者也。
但是这种嬉笑怒骂，都不过是名士应有的派头。他决非因为眷恋清廷，才来讥刺创造民国的人；他更非附和林纾、樊增祥这班“文理不通的大文豪”，才来骂主张国语文学的人。我深晓得他近来的状况，我敢保他现在的确是民国的国民，决不是想做一“遗老”，也决不是抱住“遗老”
的腿想做“遗少”。
那么，何以这首词里有这样的口气呢？
这并不难懂。这个理由，简单几句话就说得明白的，就是：中国旧文学的格局和用字之类，据说都有一定的“谱”的。做某派的文章，做某体的文章，必须按“谱”
填写，才能做得像。像了，就好了。要是不像，那就凭你文情深厚，用字的当，声调铿锵，还是不行，总以“旁门左道”“野狐禅”论。——所谓像者，是像什么呢？原来是像这派文章的祖师。比如做骈文，一定要像《文选》；做桐城派的古文，一定要像唐宋八大家；学周秦诸子，一定要有几个不认得的字，和诘屈聱牙很难读的句子。要是做桐城派古文的人用上几句《文选》的句调，或做骄文的人用上几句八家的句调，那就不像了；不像，就不对了。——这位某先生就是很守这戒律的。他看见从前填词的人对于古迹，总有几句感慨怀旧的话；他这首词意的说明，是：“晚经玉虫东桥……因和梦窗‘西湖先贤堂感旧’
韵，以写伤今怀往之情”，那当然要用“故国”……这些字样才能像啊！
有人说：“像虽像了，但是和他所抱的宗旨不是相反对吗？”我说：这是新文学和旧文学旨趣不同的缘故：新文学以真为要义，旧文学以像为要义。既然以像为要义，那便除了取销自己，求像古人，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比如现在有人要造钟鼎，自非照那真钟鼎上的古文“依样葫芦”不可。要是把现行的楷书行书草书刻上去，不是不像个钟鼎了吗？
一九一九，三，一三。
（本篇发表于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3号，署名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