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第四纪地质学获得蓬勃发展的光辉年代。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从学科研究内容或总的发展方向上看，20世纪早期以前，基本上以研究第四纪冰川作用为主，特别是彭克和布鲁克纳阿尔卑斯第四纪冰川研究结果发表后，引起全世界地质学家们的极大关注。许多第四纪地质学家便认为冰川和冰期是第四纪主要事件和特色，研究第四纪地质必须先研究冰川，把第四纪称为“冰川纪”。于是在世界范围内，一种“泛冰川”论的思潮也相继而生。有些地区根本没有发生过冰川，但一些专家也误认为有冰川，如西伯利亚、美国中低纬区。“阿尔卑斯”一词几乎成了冰川的同义语，如日本中部山脉称为“日本阿尔卑斯”，新西兰北部的山脉也称为“新西兰的阿尔卑斯”等。众所周知，这种早期的“泛冰川”思潮，显然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影响是很大的，一直持续到今天。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由于印度尼西亚“爪哇猿人”和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使有关第四纪古人类问题的研究成为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有人甚至认为人类的出现是第四纪的主要标志，因此，他们建议把第四纪改为“人类纪”。自50年代后，人们逐渐把第四纪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古人类及其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古环境上。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深海和洋底第四纪研究的开创和发展，使全球性海陆对比和古环境的系统研究成为可能。80年代后，提出的全球变化，实际上是70年代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应当指出，要完成这个巨大的研究计划，可能还需要几代第四纪地质学家的共同努力，方能实现。
北京是我国首都，同时也是我国第四纪地质研究的发祥地。迄今已有130余年的第四纪地质研究历史了。1863年庞培里（Pumpelly）到北京西山调查斋堂煤矿时，便注意到清水河两岸的黄土与其他第四纪沉积，并认为是湖相沉积，这可以说是北京地区第四纪研究的起点。1914—1920年，安迪生（J。G。Andersson）曾三赴斋堂地区调查西山地质。1919年，他提出了一直沿用至今的“马兰黄土”、“马兰砾石层”及“唐县砾石层”。这些经典的地层单位，经以后许多第四纪地质学者的观察和研究，都认为是正确的。1923—1936年，一些中外地质学家对广布于西山地区的长辛店砾石层进行了观察和研究，认为长辛店砾石层属第三纪早期始新统的产物（安迪生，1923；斐文中，1930；谢家荣，1993；杨钟健，1936）。
在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北京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所取得突破性进展。1927年，步林（B。Bolin）和李捷在周口店洞穴堆积物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北京猿人臼齿、头骨碎片、两个破碎牙床及数个碎牙齿。1929年12月2日，斐文中等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截至1966年，在周口店洞穴堆积物中先后发现了将近9个猿人头盖骨化石。这些重大发现震撼了世界科学界。与此同时，在发掘工作中，还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经斐文中、杨钟健、贾兰坡及刘宪亭等专门研究后，发表了大量论著，做出了巨大成就，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古文化意义，获得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认，使北京周口店不仅成为中国猿人的家乡，同时也成为联合国重点文物保护地点而誉名世界。
1937—1949年，因8年抗日战争和4年解放战争，北京地区第四纪地质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1953年，周明镇研究了北京西山山前地带广布的长辛店砾石层的分布、岩性及地质时代。据长辛店附近发现的若干哺乳动物化石，他提出长辛店砾石层应属于老第三纪的始新统，最新也不能晚于渐新统的看法。此外，1977年，翟人杰据高佃村发现的少量哺乳动物化石研究，亦提出长辛店砾石层时代应为晚始新统的类似看法。
1957年，李四光首先在北京西山模式口引水渠旁基岩露头上，肯定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并认为该冰川是从永定河和西山山上流下来的。此后他又在隆恩寺、潭柘寺、香山及八大处等地确认了有第四纪冰川遗迹。并由此推论，第四纪时期，北京西山曾发生过广泛的山麓冰川作用（李四光，1962，1975）。与此同时，王曰伦和贾兰坡（1952）、纳里夫金（1961）、汤英俊（1964，1977，1983）也观察了周口店、潭柘寺及灵岳寺等地的第四纪冰川作用。但是，对李四光及其支持者的冰川论观点，斐文中、王乃梁及周挺儒等很多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考虑到非冰川派有关学者在评价李四光的冰川论时，野外调查研究工作较粗略，其结论不能令人信服，为此，1989—1996年，郭旭东等（1991，1993，1996）对北京西山的所谓冰川遗迹逐一进行了多次反复的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此外，还攀登了东灵山和百花山等西山最高山峰，考察那里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和冰川地貌。结果除了发现西山没有任何确凿的冰川证据外，却发现许多冰缘现象（郭旭东等，1992，1993）。它证明，第四纪时期北京西山确实未发生过冰川作用，冰期阶段这里是一个较好的冰缘环境。该结论不仅被第六届国际冻土会议所确认，而且对认识整个中国东部第四纪气候环境的重建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郭旭东，1993）。此外，1993—1996年，郭旭东等还就北京山区的上升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新构造运动、环境地质及地震预报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应用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郭旭东等，1993，1995）。
此外，还应当提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地质矿产局，尤其北京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公司，国家地震局及其下属的第一地壳形变监测中心和地震地质研究所，以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很多生产、教育部门及科研单位，在北京地区亦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第二章 第四纪冰川与气候问题
据报道，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教授曾多次提出北京西山有古冰川作用发生，但未加以论证。此后，王曰伦（1952）、汤英俊（1964）等对周口店，李四光等（1963，1964）对北京西山的象鼻子沟、碧云寺、八大处、隆恩寺、潭柘寺、模式口等处做了冰川地质研究工作，确认上述地区冰川遗迹的存在，同时指出华北平原及其西部、北部所发现的泥砾，给予了冰川作用的解释。水力（1977）、赵松龄（1984）、地质矿产部航空遥感中心（1985）也对北京西山的古冰川作了肯定的报道。
李四光（1960）指出，北京有几处“典型冰川遗迹”点，即隆恩寺、八大处、模式口、荷叶山及潭柘寺等。从冰川作用标志而言，指出隆恩寺山坡处有冰溜面及擦痕、模式口基岩面上有冰川擦痕、八大处有带条痕的“漂砾”；荷叶山顶有小砾石，认为是属“鼻山尾”型小丘或基岩鼓丘……对此，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并进行了实地考察。
现就北京西山地区前人报道的若干“冰川遗迹”辨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