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史上，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已走过60多年坎坷不平而又不断奋进的历程。
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创立。1949年，因暨南大学停办而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中文系于1960年开办新闻学专业。1970年，暨南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办，新闻学专业随中文系并入华南师范大学。1978年，复校后的暨南大学重建新闻学系。从此，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暨南大学新闻学系逐渐扩大办学规模：1984年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双学位专业（后改为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94年创办广告学本科专业，2001年创办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专业。2001年，在原新闻学系的基础上组建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新闻学系、广播电视学系、广告学系。与此同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努力提高办学层次：早在1986年即成为我国第三批新闻学硕士点之一，2001年又获准设立传播学硕士点；2003年，新闻学同时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重点学科；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成为华南地区首家设立新闻传播学类博士点的院系，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继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之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7年又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绩：①获准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②与中文系联合组建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获准为广东省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③新闻学获准为广东省重点学科；④新闻学专业获准为教育部首批特色专业建设点；⑤获准增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气象一新。
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各项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年来十分重视学科建设。特别是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华诞、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六秩荣庆之后，学院明确提出了要从教学型学院逐渐转变为研究型学院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学科建设的核心与龙头地位，完善了学科建设的激励机制，加大了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全院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
在当代中国学术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单位的学科建设要有所建树，必须发挥优势，强化特色，开拓创新。为此，凝练学科方向至关重要。经过多次讨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明确了六个重点建设的学科方向，即新闻传播理论与媒介批评、中外新闻传播历史、新媒体与新闻传播业务、传媒产业与传媒经营管理、海外华文传媒与华文传播、广告公关与营销传播。除此之外，学院还将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努力把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设成为“华南学术重镇，媒体精英摇篮”。
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工作。譬如，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开展高层次的科学研究，进行高质量的学位点建设，推动深层次的教学改革，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涵。其中，科学研究上层次、上水平尤其重要，因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主要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高质量的学位点建设必须以高层次、高水平的科研工作与科研成果作为支撑，深层次的教学改革也必然以科学研究的进步作为根基与动力。因此，大力推进上层次、上水平的科学研究，便成为摆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面前的历史使命。
在推进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领导，组织团队，争取项目，协同攻关，力求重大突破；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度重视学者的自主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史表明，许多重要的成果不一定出自“规划项目”，而往往出自学者的自主研究。鉴于此，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力提倡多样化的研究，不仅鼓励积极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而且支持学院教师进行富有学术价值的自主研究。
为了相对集中地展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的各种研究成果，学院决定推出“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陆续出版学院教师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论著。开放、多元、丰富的研究主题，将统一在“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的开拓与创新之中。
2008年，是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50周年与复校30周年，也是暨南大学新闻学系重建30周年。在这个时刻推出“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应当说具有令人充满想象与期待的意义与价值。我们相信，“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不仅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致力于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而且是学院在新的起点上迈向更加辉煌未来的重要见证！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2008年3月
玉玮来电话索序，说是他的博士论文《电视剧城市意象研究》要出版了，我们很为他高兴，从命命笔。一是因为他三年攻博，我们作为导师、师兄，或因公务繁忙，或因诸事缠身，对其照顾甚少，能作序以荐，算是一种补偿。二是因为名为作序，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何乐而不为呢？
一般说来，意象，既可指“表意之物象”，还可指“情意与物象融合而生的心象”。据此，城市意象，亦可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从建设过程来说，将建设可视物的城市作为一种表意之路径，其主体是建设者，其视阈中心是表意的“容器”（城市），其成品是作为可感知的市民生存的空间；二是从鉴赏城市来说，将可视物的城市作为一种心理接收对象，其主体是城市精神的理解者、反映者，其视阈中心是城市蕴涵的精神与灵魂，其成品是创作出的文艺作品中的“有意味的形式”。玉玮的博士论文中的“城市意象”所指的当是后者，是对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一次研究。
先说第一层面。城市实际是地域个性内涵的表征，是精神的栖息地。毋庸讳言，当下城市建设中，将城市作为一种“表意之象”的理念正在消退，历史积淀下来的城市精神正在被“戏说”。正如冯骥才所言，“趋同化已经是当前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可悲又不可逆的文化走向。千百年来风情各异的景象已不复存在，而经过再造的城市全都是似曾相识。”其实，这种“城市趋同化”是要不得的“文化全球化”的表现。一些拥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名城，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为市民、国民所骄傲，甚至以此作为身份归属、族群认同的DNA。且看近廿年来，中国的六百多座城市，建设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但遗憾的是，建来建去，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如苏杭这样还保留着城市个性的太少太少。许多城市在“接轨”中“被接轨”了，俨然成了一些无意甚至有意的“情绪”的试验田。这些城市，这种表“意”之“象”成了无我之“意”，倒成了他者之“象”。
再说第二层面。城市意象为市民所理解、所反映，这种理解、反映的成果就是相关联的诗歌、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中的“城市形象”乃至“城市意象”。他们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审视“一方水土”、反映“一方人”。一个城市的内涵、灵魂、精神总是“作家群”的集结号，他们总是在共同精神的辉映下以不同形式进行个性化述说。就电视剧而言，当下“京派”和“海派”、西域与岭南等“城市意象”就各呈异彩。但多数作品中，趋同意识还是远甚于个性意识。本来，借用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但是，当下影视剧中原本在一些很有特色的中国城市拍摄，剧中的“恋爱者”好端端的吃顿饭却非要进奢华西餐馆、咖啡厅不可，制造浪漫非要到“北海道”不可……这种并不“美好”的表现，说到底，还是文艺生态观出了问题。最早提出文艺群落生态观当属法国19世纪的美学家丹纳。傅雷翻译了他的《艺术哲学》，并在“译者序”中指出，“丹纳受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极深，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他又以某种植物只能在适当的天时地利中生长为例，说明每种艺术的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从而指出艺术家必须适应社会的环境，满足社会的需求，否则就要被淘汰”。鲁迅先生曾对相关命题也有精辟的见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在这里，丹纳的“特殊的精神气候”和鲁迅的“地方色彩”都是指“一方水土”中的精神特质。若以之观照城市，那当是“城市意象”之核心。当下电视剧中，城市的“共相”有余而“殊相”不足，势必使得剧中环境整齐划一、人物扁平无趣。
当下文化现象中，还有一种“城市意象”的表现也得注意，那就是在“文艺大潮”中人为地推波助澜，将一些还谈不上是“艺术”或者是“艺术”的粗陋形式这种文化幼苗揠苗助长。前不久，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先生的一句笑言“东北除了赵本山，还有李默然”饱含深意，那就是运用强势媒体运作出来的某种地域特色的文化有可能对另一种优秀文化形成抢滩圈地，甚至围而剿之。巴金、沙汀之于成都，老舍、曹禺之于北京，周氏兄弟之于绍兴……城市因人文而增辉，文人与城市齐名。但如今，“城市意象”概念淡薄了，发达的资讯将颇具地域特色的“鲁郭茅”、“巴老曹”摩荡出统一的“赵小李”（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赵小李”作为面对市场的一种娱乐文化自有其价值，出于研究目的，文化意义是存在的；但作为“城市意象”中的“文化偶像”，从鲁迅降到小沈阳，这之间的文化落差有多大！城市养人，文化化人，偶像引人，可见，“经济一体化”可共享大自然恩赐的物质和人类创造的财富，但是“文化全球化”对“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的“艺术品种”确实无疑是一种戕害。
令人高兴的是，玉玮这本书尽可能地考察了研究“城市意象”的已有的理论成果和相关电视剧作品，对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诸多现象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作了深入思考。本书不仅考察了作为“器”的物质城市意象元素，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苏州的小巷、武汉的吉庆街、广州的西关等等，还考察了作为“道”的非物质城市意象元素，如不同时期的北京的“皇城根下的张扬与猥琐”、上海滩的“搏杀与婉约”、珠江边的“殖民与反殖民”等等。更为可贵的是，玉玮能将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艺术建构的方式”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能将“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美学特质”进行梳理，能对“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进行初步探索。这在电视剧理论研究中别开生面，拓展了电视剧理论研究空间。
玉玮的博士论文原题是“当代电视剧中的城市意象”，内容上稍显驳杂，哲学思辨尚待加强。经过玉玮近两年的博士后工作，对答辩专家的意见择善而从，反复打磨，现在的《电视剧城市意象研究》已更为深沉、缜密。这也看得出在消费至上的、喧嚣的当下一位有学术抱负的青年学者艰辛的求索历程。
当然，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代步伐中，在影视剧的“文化化人”与“艺术养心”中，对“城市意象”和“电视剧中的城市意象”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诱人的理论空间期待学者驰骋翱翔。正如孙家正同志在一次城市论坛的讲话中所说，“文化如水，润物无声”，“丢弃传统，割断文脉的发展，往往使城市成为日益增加的、毫无个性的建筑物的堆砌……如果这样，这座城市的风格和灵魂将随之消失，城市记忆也将荡然无存。而一旦失去记忆，我们便难以找到回家的道路”。
愿更多的学者一起来找这条“回家的路”。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仲呈祥
张金尧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