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放弃个人优裕的生活，几十年来一直为受污辱的黑人的平等和自治而英勇斗争。黑头发斗成了白头发，２７年的铁窗生涯使他坚信正义最终会取得胜利。他胜利了，一个被奴役、污辱３００多年的民族重见光明。
这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像一团“黑火”，他以其顽强的斗志、坚忍的毅力、博大的胸怀、鲜明的立场、高尚的人格和幽默的智慧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成为和解、和平、正义与友善的象征，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被誉为“活着的传奇”。
追求真理的不屈精神是曼德拉魅力的基石，铸就了曼德拉钢铁般的意志。２７年的铁窗生涯非但未能消磨他坚强的意志，反而使其历久弥坚、愈益坚强，锤炼出坚韧顽强、沉着大度的优秀品格。曼德拉此时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南非人民整体的人格魅力的象征，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南非民族之魂。
他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而不要“将白人赶到海里去”，拯救了一个新南非，他的一生正是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个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体现着一种包容万事万物的海量。
曼德拉只有一个，他是英雄、巨人，我不可能是他，我只能是塔博·姆贝基。
——南非总统 姆贝基
纳尔逊·曼德拉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对此毫无疑问。我们的悲剧在于他不能在我们身边帮助扑灭正在毁坏我们美丽国家的烈火。很明显，他是一个巨人，有超人的智慧。……你和他在一起时，你毫不怀疑，他具有我们的语言所称的“魔力”——人格和风度。他为他的信仰付出极大，人民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无可争辩的演说才能。他能把群众的感情用雄辩的、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你读他的法庭陈述时，你就会为你也是一个黑人而骄傲。这个国家需要曼德拉和其他那些在狱中或流亡在外的人。
——南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德斯蒙德·图图
曼德拉先生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能同国王一起散步，也能同乞丐一起散步。我要告诉塔博，他如果同纳尔逊·曼德拉说话，他就是同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同一个狂暴的人说话——他是最和蔼、最诚实、最爱和平的人士之一。
——埃迪·丹尼尔斯
他对前途的信心一直在增长。他从来没有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能活不到出狱了。无论在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很乐观。
——马哈拉吉
他是个黑人，他是个囚徒，也许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正是这个人，在欧洲，人们唱歌赞美他；在伦敦，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他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一个为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必要时使用武力——而献身的人。
——贝塞尔勋爵
纳尔逊·曼德拉于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８日出生在特兰斯凯的姆维估村，他的父亲是滕布人部落的一个贵族。曼德拉的童年是美好的，他是在正直、严厉的父亲和端庄、慈爱的母亲的培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不幸的是在曼德拉９岁那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父亲临终之前将曼德拉托孤于当时任滕布人大酋长的荣欣塔巴。荣欣塔巴在曼德拉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关键人物。这位大酋长对待曼德拉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既严厉又慈爱。
曼德拉从小就立志要当律师。因为他一直牢记着那位傲慢的哈罗教授的话：“黑人难以成为好律师”，并立志要做出个样子来。曼德拉之所以选择学习法律专业，是因为当时他认为要使在白人种族政权的淫威下呻吟的黑人获得解放，法律可以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
１９４４年发生的一件重要的事则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西苏鲁的介绍下，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当一些白人和黑人教师劝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并说这与教师的身份不符时，他感到十分气愤：“人生的目的是求发展，这也是命运的召唤。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发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帮助。我想帮助人来领导这一场非洲人的解放斗争，你们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教师的责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示那种执著的追求和叛逆精神。
曼德拉参加非国大之后，立即投入到斗争中。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天生的领袖气质吸引着周围的人。１９４８年，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书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非国大执行一项重要的“曼德拉计划”，即“Ｍ计划”。此时，南非政府发生改组，维沃尔德上台执政，出台“班图斯坦法”。这项法令将１０００万非洲黑人限制在１２．５％的国土上，并且强化通行证制度，导致了１９６０年的“沙佩韦尔惨案”：南非政府向５０００名示威群众公然开枪，６９名示威者被打死，其中包括８名妇女和１０名儿童，另有１８０人受伤。曼德拉也被逮捕入狱。曼德拉经过在法庭上的英勇辩论，最后被宣判无罪释放。但是，沙佩维尔血的教训提醒非国大，尤其是它的领导层，在解放运动中是否还应该坚持非暴力手段，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此，在南非解放运动史上，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直接导致了“民族之矛”的建立，在转折时刻曼德拉起了关键作用。
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非国大被迫转入地下，塔博流亡到津巴布韦请求政治避难，而曼德拉声称“不离开南非，也不自首。只有通过艰险、牺牲和战斗行动才能赢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斗争，直至生命的终结”。
１９６２年８月５日，他被捕了。在法庭上，他控诉了种族主义的种种罪恶，讲述了自己从童年时期就感受到的非洲人的影响，以及后来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他为自己是非洲人而感到骄傲，并发誓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自由事业。在历数了政府的暴力罪行之后，强调非洲人已开始走向暴力反抗。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南非人民已觉醒，声明“在我走出监狱之后，还会继续斗争，尽我最大的努力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
曼德拉被判处５年的监禁和苦役。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０日，南非政府组织了著名的“利沃尼亚审判”，作为第１号被告，曼德拉做了长达４个小时的讲话，他在声明的最后，宣布了自己始终坚持的必胜信念：“我已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这一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种族统治进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专制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他的讲话使绝大部分在场的人受到震撼，妇女不住地哭泣，外国记者奋笔疾书，将一封封电文发往国外报纸，平时爱打瞌睡的白人警察凝神细听……法庭在６月１２日进行最后裁决，法庭外挤满了黑人群众。鉴于国内外的压力，曼德拉等人没有被处极刑，只是判处了终身监禁。如卢图利所言：“曼德拉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最崇高的道德和伦理……他们被隔离起来，正义和理性将离开南非舞台。”
曼德拉２７载的囚徒生活并没能禁锢他的思想和智慧，反而使他的政治信仰和斗争目标更加坚定，性情变得更加深沉老练，观察问题更加周全客观。曼德拉在狱中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他深切地认识到在南非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国度里，要反对种族隔离制，民族团结是何等重要。他还与监狱的看守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刚与曼德拉接触时，格列高里对关于他和其他黑人领袖的谣言深信不疑，认为曼德拉是恐怖分子。格列高里后来说：“我那时对他们这种人仍有偏见，以为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将我们赶下海去。”然而，曼德拉的自强自尊和深沉含蓄的气质很快就打动了他。他说：“我发现曼德拉天生就是个领袖，我开始尊敬他。”这位重要政治犯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深得其他人的尊敬。尽管他一向温和，但格列高里注意到他有一次真正发火了。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说他是个浪费时间的“黑鬼”。曼德拉极其气愤，他用颤抖的声音狠狠地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拯救你。”
１９９０年曼德拉获释，当时他已是７２岁高龄的老人了。出狱才半个月的曼德拉来到黑人之间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德班。他呼吁黑人把互相残杀的刀枪扔到海里去，加强团结，实现和平。他动情地说：“当我们一起站在一个新南非的入口处时，纳塔尔处在火焰之中。兄弟之间为复仇互相残杀。在这场争斗中，每一个家庭都失去了亲爱的人。在我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最大的心病、最深的痛苦是听到在纳塔尔的人民中间发生的这种可怕的事情。在你们遭受痛苦的时候，我的职责是提醒你们不要忘记今天所负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停止这场冲突，我们将处于毁掉我们斗争的可贵成果的巨大危险之中。我们将使全国的和平进程面临危险。”曼德拉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他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０日宣誓就职总统。就这样，以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主导的新一届南非民族团结政府诞生了，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终于实现了。
曼德拉：我们时代的巨人
曼德拉的一生充满激情，他每天都在为自由而战。他身上的一切都使人想到这片土地，想到他对这个国家的爱，对正义的爱。他是一棵历经沧桑的大树；他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热切地追求着永恒。在他血管中流淌的鲜血不是黑色的，不是白色的，而是红色的。这使我们猛醒：世界上决没有什么种族存在，这只是种族主义者的发明。
纳尔逊·曼德拉在２０世纪留下了他的印记，而且还赋予它新的意义。他充满人性地（但决不过分强调人性）、执著地尊重法律、维护正义，这使他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同时又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这个民族在通过民主的选举方式选择他之前就已经从他身上认识了自己。在非洲和其他地方，人们饱受痛苦，他们在司空见惯的屠杀中被扔进万人冢，他们被装进麻袋从飞速行进的列车上抛下，他们的声音中永远回荡着愈合不了的创伤，在这些人们的记忆中，曼德拉体现了一种不可摧毁的坚定信念，一股扑不灭的火热激情。
囚禁、屈辱、骚扰和挫其士气等一切阴谋都不曾动摇其“只有斗争才能获得自由”的信念。他心中的自由是一种与尊严密不可分，与责任并行不悖的绝对价值。
正是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驱使他在罢工失败之后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他感到他就像在森林中受到野兽袭击那样，用非洲的一句古话来说：“要避开野兽的袭击，赤手空拳是不行的。”
曼德拉，这位被人们比作甘地的人，也曾屈服于现实原则：他曾想放弃他本想奉行的非暴力方式，在一个完全建立在种族隔离和极度残暴的基础之上的国家，非暴力证明是不足以 解决问题的。
然而，他亦不希望暴力四处蔓延。他深知“内战会使种族和平更难实现……要消除种族间战争的伤痕需要多长的时间呢？这场战争必然会给双方带来重大的伤亡”。
就在曼德拉承认有必要进行武装斗争之时，他开始思考今后的发展——民族和解的必要性和可能出现的南非民主制度的形式。他毫不含糊地选择了西方的议会制度。他说：“我认为英国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其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制度总令我仰慕不已。”他坚定地反对那些认为该制度不可能适用于非洲的人，反对那些认为非洲需要一党独裁的统治，为了更好地推行适合他们的种族隔离形式而反对普遍适用的自由和法制价值观的人。据报道，曼德拉从狱中释放后不久，曾对记者说：“对，我就想在我的国家有威斯敏斯特！”
曼德拉从不允许把集体斗争的要求摆在高于尊重个人权利的需要之上。个人无论生活在伦敦、巴黎、开罗还是索韦托都是单独的实体，其生存需要自由。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这一简单的事实并不符合每个人的胃口。过去，人们因饥饿而走上街头。今天他们举行示威，甘冒生命危险，是为了捍卫原则。在许多氏族或部落迄今仍各行其道、人民的权利在社会的名义下遭到践踏和粗暴干预的国家，个人的概念已开放成为人们逐渐接受的价值观。个人的崛起预示着这些国家的人民自我实现的开始：他们将逐渐为他们自己带来一个合理的政治结构，反对那些天佑神授的“民族之父们”，因为这些人不久就被集权弄得利令智昏、腐败不堪——并会令人遗憾地把国家的金库视为其个人财产。
曼德拉很早就认识到，抵御这些迅速攫取人民斗争果实的政治寄生虫的最佳途径是普遍建立起民主制度。适合于白人的东西自然也适合黑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等式，但却在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之后才使南非领导人开始深信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思想。即使在无情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即使在他囚禁于狱中饱受孤寂之苦的时候，曼德拉也从未怀疑这是一种最神奇的思想。南非人民有曼德拉在斗争中为他们指路，这无疑是他们的幸福。
有待完成的工作确实还有千千万万，但这丝毫也不会贬低他们二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伴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在这位能够向囚禁他的人指明自由之路的前囚徒开始掌权之时，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便已迈出。曼德拉在其自传的结尾这样写道：“正是在那漫长和孤独的岁月里，我对本民族人民自由的渴望变成了我对各民族人民、白人和黑人的自由的渴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囚禁他的是偏见和狭隘……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形式的转折是多么地奇妙，这个从囚室的漫漫长夜中走过来的人却深信囚禁他的那些人也应获得自由。
曼德拉是一个受人景仰的历史性人物。他坚定地与他的人民站在一起，他个人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胜利、荣誉还是幸福，都被立即交给了他的人民，仿佛他们才是这一切的天然受惠者——交给了一张张摆脱了奴役他们的企图的脸，一双双挣脱了不幸的镣铐的手，那些在破败贫困的小镇走街串巷找工作，寻求自尊的不知姓名的人。曼德拉是一位属于其人民的超凡政治家；他从他的人民中脱颖而出，又成为他的人民的象征。他之所以是２０世纪的巨人，原因就在于此。他很可能不喜欢人们这样描述他，但这绝非虚夸之辞。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人类精神与灵魂的使者
南丁格尔60岁的时候，她开始拥有了安宁而温馨的暮年。她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误解在晚年得到冰释。原先因为得不到她们的体谅，南丁格尔内心一直存在着怨怼。这个感觉扩大了与母亲、姐姐之间的鸿沟。
然而，当母亲越看越老，渐渐地像个孩子，眼睛瞎了，行动也迟缓了；而芭丝的健康是越来越坏，经常久病在床。对于生重病的人，南丁格尔总是深感怜悯，故而南丁格尔的不平之怒，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于无形。这些内心的变化，使得她恢复了“慈祥”的个性，比以往更温并且心存宽容。
她也不像过去那样时常有失败感：“我真的这么一无所成吗？为什么非要这样胡乱地指责自己呢……”更不再以悔恨的心情对过去的事情作无谓的喟叹，她知道自己还能做许多事情，必须勇敢地向前方看。
1884年戈登救援队被派到埃及时，政府委托南丁格尔推荐护士。她就亲自考选了一批护士并签订合同。想到当年她曾到埃及旅行以摆脱苦闷，她感到那段痛苦的回忆仿佛是一场梦。
这批护士的工作表现相当优异，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即使也有过与当地看护兵发生冲突或医疗用品补给中断的事情，但当局仍然十分善待她们。
南丁格尔的身体慢慢好转过来。天气好的日子，她就到伦敦的公园坐马车兜风。马车的窗半掩着，她还是生怕有人认出她。她的生活依旧以工作为重，时常工作到夜深人静的时分。虽然有时她想到自己的生命已至迟暮，或是因感叹老友一个个离开人世而自觉孤寂，但是她的生命之火始终在燃烧着。那火啊，不曾熄灭。
渐入老年的她已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发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甚至有点苛刻地追求完美。所有的欲望都已化作宽容的心。现在的南丁格尔，犹如沉浸在初春的阳光下愉快而自得。
1886年，有议员提出一个提案。提案是关于受训护士要给予公认的资格，并经由确立的标准为依据颁发护士执照。全国医院联盟委员会主张邀请一些与任何护士学校均无关的人士组成考选委员会。经过考试合格后的护士，就核发执照并公布名单。
南丁格尔不赞成仅以考试来评断是否合于资格，因为护士本身的人格条件也是极重要的一环。奉献精神、亲切、同情心……都是护士应具有的特质。但这一切又岂是一场考试可以裁定的。
另外，护士协会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主张只要受过训练的护士，就可以登记执照，而所谓的资格，即以在医院中有3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首要条件。后来护士协会还通过信奉基督教的公主向女王请求，要求发给特许执照，不过并未受到普遍的支持与认可。
这场纷纷扰扰的风波令南丁格尔无暇回顾。她的确是老了。虽然精神仍然很好，但她的世界却越来越小。年老的她开始和近亲们往来，保持一定的联系。
如果说南丁格尔的大半生受尽苦难与折磨，那么她的晚年生活可说是已获得了补偿。因为很少有人在晚年像她一样幸福。
许多人敬她如敬神。始终有大臣官员、皇亲国戚、政治家来向她讨教，对她十分敬畏。对于全世界的女性而言，她是新时代与新希望的象征。然而，她也有平凡的一面。虽然她一生都独身，但她仍能与年轻人打成一片，并保持坚毅祥和的性格。
年老的南丁格尔，面容平静自若，喜欢将日常的心事坦诚地与他人分享。诗人克拉夫的儿子，就曾经找她谈论感情的事情。
她家中的布置令人难忘。花环绕着床，洁白、明亮、井然有序，亲戚的孩子常说：“老婆婆，你家里好清洁啊！”
是的，如果走进南丁格尔的居室，你立即会获得一种整洁、明亮的印象。在她的卧室中，法国式的落地窗正对着阳台。四壁洁白无瑕，窗明几净，室内浴满阳光。
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落地窗前的花架上，一年四季都放满了威廉·拉斯明送来的盛开着的鲜花。整个房间异乎寻常地优雅、清新。这样的环境，不由得你不感觉精神饱满。而窗外是树木、花草和小鸟的鸣叫声。夏天，阳光会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地上。斑驳的阴影，像起伏的人生，沉郁地焕发着某种沧桑的气息。
在这样的时候，南丁格尔就可以站起身，到客厅里接待客人了。在很多客人的印象里，她身穿黑色丝绒长袍，围一条白色围巾，整个人显得高贵、庄重。她经常自己动手做家事，还将一天之中客厅、卧室和厨房的固定工作列了一个工作进度表。
这段时间，她的工作除了咨询工作、回信和记日记，她又以重读青少年时代喜爱的旧书为乐。她也兴致勃勃地关心着19世纪后半期的医学进展：细菌学、免疫学研究的进展；麻醉与消毒方法的进步；预防医学的兴起和精神病人的解放：X光的发现与运用，思索着这些医学成就与护理学的关系。
南丁格尔对物种起源学说、留声机、电灯、电影等新的科学成果，也深感兴趣，并且很自然地立即联想到这些新科技必然会改善医院的条件，有助于医学资料、经验的交流传播。她还遗憾地发现她对中国、印度、阿拉伯宝贵的传统医学接触甚少。
在个性上变得宽容祥和之后，南丁格尔身体的外观也有了改变。当年，她是那样窈窕、轻盈、婀娜、高贵的气质，可以打动每个见到她的人；后来，光明飞逝，便应了年龄不饶人那这句庸俗不堪却千真万确的话。她成了形容憔悴的中年妇人，多年来的奔波与征战，使她饱经忧患的脸上、在依稀可见年轻时的影子的同时，也渐渐多了皱纹。而现在的她，是位富态的老妇人，脸上时常会显出开朗的神情。
1890年的5月，姐姐芭丝去世。
1889年，91岁的玛依姑妈也去世了。
1891年，南丁格尔71岁时，在“小陆军部”中与她共论大事的沙达兰特博士也在80岁时去世了。“请多保重！”这是沙达兰特留给南丁格尔最后的一句话。
1893年，乔伊特教授也离开了人世。生前他在致南丁格尔的一封信中提到：“你所给予我的，我不知何以图报！我只能告诉你，在我后半世的生涯中，以结识你为我最高的荣耀。”
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南丁格尔身受多重死别之苦。渐渐地她把自己关在家里。自1896年以后她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伦敦的家。一生的剩余时光，她都在自己的卧房中度过，她的意志力仍在，所以依然手不离工作。
陆军当局不断征求她的意见，她还是颇具影响力的。她也一直和印度保持联系，致力于公共卫生的建设。由于她的深居简出，一年一年有关她的误传越看越广。世人已将她的影像，如同伟人一样烙印在心中，很多人都以为她已不在人世。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年庆，在一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展”中将展出南丁格尔的工作成就。主办者请南丁格尔把女王继位以来的看护法做成图表公之于世，并且邀请她出任博览会的主要委员。但南丁格尔毫无兴趣地回答说：“到了这个年纪还要我去献丑吗？”
主办者回答说：“不是这么说，不但不是让您献丑，您那共荣的功绩将是照耀人的太阳请务必捧场。英国看看护法的历史是您始创的，要是没有您的话，这个纪念博览会也将毫无意义。”
南丁格尔最终还是被说服了，在这博览会中，她的一座胸像和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乘的马车被展览出来。有一位不知姓名的观众每天都在南丁格尔小姐的半身塑像前献上一束鲜花。而那辆马车虽然已经很破旧了却是人们从克里米亚赎回来赠给南丁格尔的。
“这时天使乘坐过的马车！”会场上有一位老兵，走到马车跟前严肃的亲吻它。这位老兵大概是忘不了过去住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受到南丁格尔的种种恩惠吧！
这项展览深深吸引了广大观众。
青山夕照，斜晖依旧美丽，她关心着与她接谈的每一位青年。谁有什么心事都愿意找她诉说。克劳的几个儿子都向她袒露了各自的爱情秘密，肖尔的女儿们也把各自的考试卷子拿给她审阅。她的博爱精神甚至越出自家墙垣，普照着周围每一个人，包括街上的小贩和警察。家中的事务她样样操心，每个人的健康她都记挂在心上。
但薄暮的阴翳依旧降临。她渐渐失明了，但仍以不屈的精神展望着未来。
有一天，陪她同住的斯蒂芬女士说起一个刚刚去世的人，斯蒂芬说这个人操劳一生，这下总可以安息了。不料南丁格尔听后立即坐了起来，很认真地说：“不，我相信，宇宙的运动是无穷的。”
1901年，比南丁格尔大一岁的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了！她是最了解南丁格尔并且全力支持她的唯一同性好友。这位极力赞助她，为她解除困难的女王，却在81岁时与南丁格尔永别了。
内心隐痛的南丁格尔翻阅当年的日记，在1893年11月3日，她写道：“39年前的今天，我带着无限的祝福到斯卡特里，长久以来，我梦寐以求的事终能如愿以偿。现在，环绕我的却是忧伤和失意。神呀！我愿搭上天国的船，随您回航。”
1897年12月25日是克里米亚巴拉克拉瓦战役的纪念日，南丁格尔曾在那日为参加战争幸而生还的老兵们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不要厌恶人生，生命是神最伟大、最神圣的赐予，只要能依照神的旨意，行使神的使命，那么不论是今生或来世，我们的生命都将散发出无限的光芒，愿神祝福你们！”
这是南丁格尔的心声和信念。此时，她渐趋衰竭的身体令她只能依靠身边精明强干、品格高尚的秘书和女佣人来协理日常事务。
始终放在床头的纸和笔，现在已不见了。自从她无法再提笔后，便改用口述的方式，由秘书随时笔录。现在她连口述的能力都丧失了，因此只好完全停止她所热爱的工作。
来自各地的信件，仍如雪片纷飞，其中以士兵的信件最能使南丁格尔感到安慰。
在她眼睛尚能清晰分辨事物时，她赏玩着花。1901年，她完全失明了，便请人读报，告诉她世界大事。这些已成为她日常生活最快乐的享受。至于传记类以及幽默有趣、豪情洋溢的叙事诗，也被她所热爱，每当听到高潮或精彩的地方，她都会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
但随着南丁格尔年事渐高，有时甚至丧失了时间和空间概念。1906年，有关当局已不得不转告印度事务局，不必再给南丁格尔小姐寄有关卫生工作的文件了。她已经完全失去神智，双手放在被子上，皮肤到老年依旧很润泽，日夜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就在她已经完全超脱于人世间的欢乐与痛苦的时刻，各种荣耀接二连三地降临到她头上。
1907年，国际红十字会年会通过了对南丁格尔表达崇高敬意的赞辞决议。
同年11月，英国国王艾得华七世授予南丁格尔荣誉勋章，这种勋章还是首次授予女性。勋章由国王的使者亲自送到南丁格尔在伦敦的住所，当场举行了简短的颁赠仪式。南丁格尔倚靠着枕头，勉强支撑着坐在床上接受了国王的赞誉。
这是她最后一次露面。
1910年夏天，她的病情恶化了。在这最后的两年多中，她大多处在半昏迷状态。她的鬃发似雪，皮肤依然润泽，但日日夜夜，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这是非常平静的诀别。1910年8月底，她的病情再度恶化，13日午后，她开始进入昏睡状态，到了下午14时30分，便与世长辞了。
临终之前，她没有留下一言半语，便悄然而安静地去了！南丁格尔临终没有留下遗言，但她生前早已写好遗嘱。遗嘱以她特有的耐心和细致，详尽交代了遗物的分赠和处理事宜，对葬礼的说明却比较简单，主要是不要兴师动众，由秘书、护士、律师和一名牧师护送到基地已经足够，墓地上除了一个简单朴素的十字架形墓碑外，不要再有任何纪念性的建筑。墓碑上不留姓名，只刻写姓名缩写字母和生卒年份。N．F．1820年生，1910年卒。
仅由三四个人送葬的遗言设法避守，因为自发前来送行的人太多了，绵延了好几千米长。
其实，南丁格尔立遗嘱不仅这一次。当年，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思热病的险境里，也曾写下一份遗嘱，虽然那份遗嘱不如她最后的遗嘱详尽、琐碎，但或许更真实地反映了她的志趣，她在那份遗嘱中写道：
如果有来生，我仍愿做一个照看病人和伤兵的护士！
南丁格尔走了，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地消失了，但在人们的思想中却永远地活下来了，她是永垂不朽的护士。
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肖邦——波兰的民族之魂
肖邦用他的旋律给那些厌倦了世间仇恨与暴乱的灵魂以安慰，弥合那海洋般无尽的苦难带给人们的伤痛，他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妙的新宇宙，在那里，没有死亡，只有爱统治着一切。
肖邦，这个身形瘦小的年轻人，在钢琴上奏出自己的灵魂、祖国的灵魂与时代的灵魂，他是最有能力让我们每个人看到自己的梦想的作曲家。他有比所有作曲家都更猛烈、更来势汹汹却又更难于捕捉的无常力量，他用声音记载着自己的时代，又塑造自己的世界。
肖邦，这位“拥有敏感心灵的心理学家”，作为艺术家比作为思想家更为伟大。他像济慈一样，美就是他的全部哲学。尽管肖邦也常常徘徊在河边捕捉芦苇的歌唱，但他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辽远的行星上。他就是造化最精美的发声板，与大自然一同活泼地欢唱，歌声中那强烈的激情与斑斓的色彩都举世无双。肖邦的欢欣总是染着一丝忧郁情调，完全不同于那些身体强健的人沉湎于其中的纯感官快乐。不过，肖邦表面的温柔下掩藏着潜在的力量，他的痛哭始终处于雅典式的良好比例感的节制下。
肖邦是在琴键上挥洒色彩的大师，他的眼睛能分辨出最细小微妙的色调差别，他还能编织出如彩虹般奇幻诡异的旋律，神秘空旷，似乎是来自于另一个奇妙的世界。
肖邦用他的旋律给那些厌倦了世间仇恨与暴乱的灵魂以安慰，弥合那海洋般无尽的苦难带给人们的伤痛，他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妙的新宇宙，在那里，没有死亡，只有爱统治着一切。
在肖邦的音乐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代代人苦苦追求的最高尚最精致的情感，可以找到那交织着审判之日的神秘感的我们灵魂中最后的东西。
——奥斯卡·比埃
肖邦是钢琴界的行吟诗人与狂想者，钢琴是他的头脑，也是他的灵魂……烂漫的、抒情的、英雄的、戏剧性的、奇妙的、深情的、甜蜜的、迷离的、辉煌的、灿烂的、简洁的、有悲剧感的……所有这些词汇都可以被用来形容他的作品，也都在他本人的演奏当中展露无疑。
——鲁宾斯坦
每一个听过肖邦演奏的人都说，类似这样的演奏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他的演奏和他的音乐一样。这种流畅和这种力量，真的，这种力量！可是只持续了很少的几小节……他的整个身躯在颤动。从钢琴中出现了一个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东西。当肖邦演奏时，这活生生的有灵魂的东西不是从乐器中产生，而是从他的手指下诞生出来……
——肖邦的学生 乔治·马提亚
与其说这个光辉的天才是音乐家，倒不如说是一个情感的精灵。
——巴尔扎克
肖邦的夜曲，是一张温柔的网，打捞上来明静的夜色，也打捞上来你逝去的岁月，和自己快要磨成老茧的心，和已经风干成瘦筋筋腊肉一样的情感。
——肖复兴
肖邦出生在波兰华沙近郊的热里亚佐瓦·沃利亚。他从小就显示出特殊的音乐才能，不仅能弹钢琴，并能作曲。８岁时，肖邦就以钢琴演奏“神童”的身份，经常被华沙的贵族邀请去演奏，一时成为贵族沙龙中的宠儿。
肖邦在少年时代，与不少思想进步的师生交往。这些年里，肖邦经常去乡间度假。他欣赏祖国的自然风光，倾听农民歌唱、奏乐，参加乡村的舞会和婚礼。祖国的文化、民族民间的音乐，就像种子一样，播种在肖邦的心田里。
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中的波兰，处在异族的奴役下，好像一座封闭的不透气的大监狱。人民没有民主、自由，更没有天才发展的广阔天地。可是，正如一首波兰爱国歌曲所唱的：“波兰不会灭亡！”波兰人民始终坚持着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这时，肖邦的亲人、老师和朋友们敦促着肖邦出国去深造，并通过他的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获取荣誉。为此，肖邦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写到：“我还在这里，我不能决定启程的日子。我觉得，我离开华沙就永远不会再回到故乡了。我深信，我要和故乡永别。啊，要死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离别的痛苦、永别的预感折磨着他，但是，亲友们的勉励、嘱咐和期望又鼓舞着他，使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国外用艺术来歌颂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为此他又感到激动。他写到：“我愿意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情感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一部分）能作为约翰（指１７世纪的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索比埃斯基）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已绝响，但它们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两岸。”
１８３０年１１月２日，萧瑟的寒风增添了华沙的秋意，更增添了离别时的痛苦。送别的友人以这样的话语叮咛着即将离去的肖邦：“不论你在哪里逗留、流浪，愿你永不将祖国遗忘，绝不停止对祖国的热爱，以一颗温暖、忠诚的心脏。”
肖邦接受了友人们赠送的一只满盛祖国泥土的银杯，它象征着祖国将永远在异邦伴随着他。送别的场面激动人心，使肖邦百感交集，在登上旅途时不禁失声痛哭。当时他创作的抒情歌曲《战士》可以表现出他对祖国的崇高的情感和别离她的心情：
“时间已到，战马嘶鸣，马蹄忙不停；再见，母亲、父亲、姐妹，我告别远行。乘风飞驰，扑向敌人，浴血去斗争，我的战马快似旋风，一定能得胜。我的马儿英勇战斗，如果我牺牲，你就独自掉转头来向故乡飞奔。……”
肖邦刚到维也纳不久，还没有赶到巴黎，就得到了波兰１１月２９日武装起义的消息。他愿像《战士》歌词里写的那样“乘风飞驰，扑向敌人，浴血去斗争”，他愿和所有的爱国志士一样，把自己的热血洒在波兰的国土上。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沮丧地回到维也纳。
不久，肖邦得到消息，起义以失败告终，华沙陷落了。肖邦感到这是他的民族的悲剧，他为祖国，为亲人担忧。这种不安一直攫取着他的心。他痛苦到极点，他愤怒地高喊：“上帝，你还在吗？你活着却不去报仇雪恨！俄国人的罪行，你认为还不够吗？——或者，或者你自己也是一个俄国人！？”肖邦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燃烧到顶点，他对侵略者进行了无情的谴责。
在献身祖国、拯救祖国的神圣事业中，肖邦和密茨凯维奇走到一起，音乐家和诗人结成了战斗的友谊。诗人于德累斯顿创作了长诗《葬礼》，肖邦创作了感人肺腑的不朽作品《葬礼进行曲》。
肖邦对祖国的沦亡，对自己不能再回祖国而成为流亡者，流亡在巴黎而痛苦，但他没有灰心，没有失望，更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写到：“加里西亚的农民已经给佛尔希尼和坡多利亚的农民作出榜样，事情是不会没有恐怖的变故就结束，不过一切的结果都会产生一个壮丽的、伟大的——波兰。”
在肖邦的心目中波兰是伟大的，将来仍然会繁荣强盛。这信念一直鼓舞着他在流亡的生涯中进行艰苦的音乐创作。他创作了夜曲《对祖国的冥想》《波兰主题幻想曲》和《波兰葬歌》等等大量的爱国主义的作品。
肖邦早已把心献给了祖国，但是，他又不得不每天穿着燕尾服和胸褶衬衫在巴黎的上流社会抛头露面。这对真正艺术家的良心是痛苦的折磨。他说：“多到淹没我头颈的一切饮宴、晚会、音乐会、舞会，都使我厌倦，我周围是这样地悲哀、郁闷、凄惨。本来这是我所喜爱的，可是不能采取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我不能随我的心愿做什么，我必须修饰自己、打扮自己；在沙龙里，我装出平静的样子，可是回到寓所后，我却在钢琴上作雷鸣。”
这种心情导致他常常不愿公开演奏，不愿在大庭广众中弹琴。渐渐地人们听他演奏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挂上厚厚的窗帘，点着蜡烛，坐在钢琴前，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苗，驰骋他的想像，浸沉在对祖国——波兰美好的回忆里。
这段时间，肖邦的耳边时常响起少年时代在乡间听到的波兰的民歌的旋律，响起了热烈的马祖卡舞曲……肖邦情不自禁地弹起即兴曲，弹起了马祖卡舞曲特有的旋律。马祖卡舞曲描写了波兰人民的生活，也表现了他们不论内心多么痛苦，都不能毁灭他们的惊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信仰。
“祖国、荣誉、自由！尤其是自由、自由！痛恨奴役、痛恨专制、痛恨卑鄙！死！死！立刻去死！宁可死一千次，也不愿丧失自由的心、自由的个性，也不愿依赖沙皇和皇后的恩典，依赖专制君主的微笑或污辱，依赖专制君主龌龊的屈辱的温存或狂怒的任意横行！”这就是肖邦常常在钢琴上所做的雷鸣，这就是舒曼所称的“隐藏在花丛里的一尊大炮”。
突然他的琴声断了，疾病这个恶魔，悄悄地爬进了他的肌体，肖邦在疾病中经受折磨。青春、俊美的脸颊浮着病态的红晕。他头晕无力，咳嗽，感到胸部像被绳索捆缚着，呼吸有些困难。１８４９年他在法国巴黎逝世。他要求将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以表他对祖国波兰无限的热爱！
肖邦，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
海涅说过：“每个时代都是一头斯芬克司怪兽，一旦有人解答了它提出的问题之后，它就会纵身跃入深渊。”肖邦生于浪漫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的剧变时代，但他并不完全是一个艺术上的造反者。肖邦的激情是成熟的、自制的，总是暗含着一句合适的格言警句，他把自己的全部激情都编织进康乃馨与晚香玉的花饰，但一个沉重的戏剧性主题永远蕴藏在那装饰性的花丛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肖邦索性把美丽的花环抛在一边，他的曲风变得更为厉害，更具哥特式风格，他把巴赫当做自己最敬仰的神，并且用奇妙的和音唱出了一个灵魂的历史。这个灵魂被远古的癫狂所震撼，为对于可怕事物的回忆而惊栗，它被美神吸引到一块秘密的林间空地上，那里正在举行着原始的牺牲仪式，空中回响着如天乐的庄严声音。
肖邦敢于尝试一切手段来营建自己梦的宫殿。他的一生磨难重重，但从苦难中流淌出的却是甜蜜与力量，就仿佛黄连中的蜜一般，让人不禁联想起雪莱、济慈、莫扎特、舒伯特以及其他所有的受难天使。在失意的生活与种种意外打击面前，肖邦火一般的精神经历着阴晴圆缺，他把耳朵贴近大地来寻求安慰。他听到了宇宙喜剧的声音，听到了群山遥远的笑声，听到了大海的悲鸣与呜咽，所有这一切，连同关于阴云、晴空的传说，以及种种奇异的生物在五彩缤纷的暮色中羞怯地跳舞时所发出的轻微声响，他都努力用钢琴追踪下来。世界对于一位诗人来说，总是丰富多彩的。肖邦不仅是钢琴界的诗人，也是整个音乐界的诗人，是所有作曲家中最富于诗情的一位。与他相比，巴赫就像是专写平实散文的作家，贝多芬像是群星的雕刻者与咆哮的暴风雨的指挥者，莫扎特像一位鲜艳挂毯的编织匠，舒曼则像是遭受天遣的口吃者，只有舒伯特在无穷无尽的抒情方面与肖邦相近。
探究与复现肖邦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意义重大。在肖邦生活的那个时代，艺术氛围空前浓厚，肖邦既不布道也不画画，但他的艺术却兼具戏剧性与装饰性。肖邦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波兰国土的深厚情感，如果没有这深情厚意，他的音乐就会失去其负载的全部伦理、民族意义与戏剧化信息，而仅仅能带来纯感官愉悦与艺术享受。肖邦谱写的是可听的诗，是“用声音记载下来的灵魂”。我只能用一种模糊的语言来象征肖邦的音乐打动我的地方，那是生机勃勃的玫瑰花瓣与死灰般沉静的心灵的完美结合。人们把肖邦比做爱伦·坡、魏尔伦、雪莱、济慈、海涅、密茨凯维奇……但这些类比只不过是批评家们的标志牌，因为肖邦根本就是不可比拟的，他独一无二，卓尔不群。沃尔特佩特写到：“在生与死之间，我们的生命就像幕间休息一样短暂。”很少有人能在沉思默想中度过一生，完全理解生命的旋律与色彩；许多人在狂躁不安中虚掷时光，而更多的人则闷闷不乐地屈服于生命中的种种磨难与挫折。但肖邦一生都在与倦怠的情绪做斗争，他富于挑战生活的勇敢精神，他的乐曲中既有灵魂精致的哀伤，也有世俗世界甜蜜的痛苦，这丰富的宝藏给我们带来了超越个人的永恒安慰。
人的天性就是易于堕入延迟、虚荣与悲观主义的泥潭之中，而艺术家又是最易感到倦怠的人，要做到永远集中精力努力奋斗决非易事。肖邦很清楚这一点，他不断地教育驯化着自我。他看到“为美而美”的想法虽然迷人却总是使人走火入魔，因此，他将自己的艺术之根深深地扎入波兰大地，获得了坚实稳固的基础。只有到了一种新的音乐美学体系完全颠覆了旧价值的那一天，只有到了美被丑彻底取代、音乐成了科学的侍女的那一天，肖邦的艺术才会消解。而在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可怕的一天到来之前，肖邦都会牢牢抓住我们灵魂中的旋律，赋予她血肉之形与独特的声音。
肖邦要告诉人们，他的爱国主义是多么哀婉动人。舒曼告诉我们，肖邦是“他那个时代最骄傲并富于诗意的灵魂”。他听从于自己内心那个熟悉的魔鬼的驱使。在精神气质上，他既像尼采的“超人”，又酷似没有翅膀的爱默生的超灵。
肖邦的音乐是一个由爱国主义、自尊感与爱培养起来的人格的美学象征。它的美在钢琴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这种乐器最善于表达易逝的曲调、棉感的弹触与多变的力度。钢琴就是肖邦的竖琴，是他“心灵的管弦乐队”，他用钢琴像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一样探索着人类心灵最隐秘的地方。在所有的现代抒情诗人中，海涅与肖邦最为相像，他们都因为内心的痛苦而歌唱，都大胆地唱出了人们所避讳的讽刺性旋律，却都因他们的勇敢、真诚而超凡的艺术而承受更多的痛苦。如果缺少了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肖邦这个名字，人类的精神史诗是不完整的。瓦格纳使戏剧的灵魂永生，肖邦则让反映着时代精神的抒情体诗歌变得雄辩，他的音乐改变了那个时代作诗的方法，肖邦是自己时代的英雄，一个可以用斯温伯恩的诗句来形容的英雄：
“啊，那个长着刚健翅膀的灵魂，
用它那唱着预言之歌的灼热滴血的嘴唇，
用它那具有磁性的心弦的颤动，
用它那如在人群中炸开惊雷般的思想，
用它那热情而和谐的曲调，
你利剑一般刺透人们的灵魂，
让他们聆听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