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厚重历史和灿烂文化，其中关于“和”、“和谐”、“和谐社会”的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价值珍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是这种传统文化构成了我们党在现时代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
一、中国的“和谐”文化历史悠长
和谐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时代课题。“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个字组成。“和”字有温和、和缓、谦和的意思，如和风细雨、和颜悦色等；“谐”字有协调、调和、无抵触、无冲突之意。所谓“和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指事物的各局部或属性通过组织互相和合而协调为一个整体。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为什么“和”字与禾相关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讲到“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禾代表着粟、五谷、庄稼。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早在神农氏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种植五谷，从事农业生产及活动了，距今至少有九千年的历史。而五谷的种植乃至获得丰收全有赖于风调雨顺、冷热适中、管理得当及各种要素和条件的和谐配置。因此，禾离不开和，和就与禾相伴随。有人将“和谐”拆字来解：“和”是“口”中有“禾”，人人都有饭吃；“谐”是有“言”“皆”可以讲，人人有言论民主与自由。有饭吃，有民主，社会就和谐了，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从史伯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和”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两种以上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二是指两种以上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状态。“和实生物”是讲两种以上事物之间的关系状态达到和谐就可以产生出新事物，“同则不继”则是讲千篇一律、万物一面、没有差别，则使事物的过程出现停滞而不能继续发展。后来荀子也说过与史伯意思相近的话：“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讲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的实质是气和。孔子在《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在和，在于调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人的境界不同，对和的理解也有差别。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最重要的。子思在《中庸》中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和”是宇宙万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贵子，和气才能生财，家和才能万事兴。“和”又是一个过程，具有不同的层次。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其中太和是“和”的最高境界。这种“和”文化不只体现在非物质文化的典籍中，同时也体现在物质文化的遗迹中，如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北京紫禁城有三大殿，分别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自然成为“和”文化的物质载体和承担者。同时在杭州有六和塔、北京有颐和园、河北正定有阳和楼。也体现在地名中，如广州白云区太和镇、陕西省大荔县两宜镇仁和村等。子思在《中庸》中还提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是达到理想境界的通道和必由之路。
由于“和”文化反映了世界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趋同，因此，这一文化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和丰富其内容。我们所说的“和”包括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和气气、和和美美、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传统“和”文化的精髓，并赋予它以时代的内涵和意义。江泽民曾指出：“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这一论述使中国传统“和”文化得到升华，并具有时代的新意。
二、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源远流长
和谐社会是美好的社会，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和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文化渊源、思想材料和精神启迪。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理想社会的目标设计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孔子的“大同世界”
孔子在《礼记》中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与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所追求的“大同世界”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由于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大乱，所以在他看来今不如昔，于是他要求“克己复礼”。同时孔子认为维系大同世界社会关系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仁者爱人，只有人人相敬如宾，相亲相爱，“让世界充满爱”，这才是大同世界。孔子的大同世界影响深远，以至于到了近代康有为还写了《大同书》。
（二）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
《老子》中对“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虽老死，不相往来。”由于老子的这种“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使民有什伯之器不用”，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怀旧式的理想社会。同时，“民虽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把“社会的人”当成了“自然的人”，人们之间不发生任何关系和联系，只能说这种社会状态下人们之间相安无事，而谈不上和谐与否。
（三）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社会
晋代隐士陶渊明在其所作的《桃花源记》中描绘了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桃花源记》中写道：“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生。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作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村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反映了自己作为隐士的价值追求，他力图逃遁社会矛盾，回避社会冲突，在山林深处构筑田园美景的“世外桃源”，希冀过着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当然，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陶渊明的“桃花源”也只能在梦里。
（四）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社会。
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对他设想的“太平天国”理想社会进行了精心描绘：“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寡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凡收成，“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社会是通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来实现的，但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指导理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拜上帝教”，最终又被清朝政府镇压而失败，由于他所设计的太平天国理想社会脱离社会现实，所以也只能是存在于彼岸世界的“天国”。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理想社会普遍存在着缺陷：第一，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任何一种社会理想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支撑，脱离开生产力的发展高度侈谈美好理想，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以农业为基础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社会。所有设计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生活图景，没有商品生产，没有市场交换，更没有科学技术，当然也没有城市，因而这种理想设计虽然有前景，但是没有前途。第三，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问题无力解决。虽然先哲们看到了社会存在着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并对此表示不满，但他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只有绕行、逃避或另辟蹊径。太平天国运动也曾力图解决，但最终失败了。第四，绝对平均主义的模式。他们从农业小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企图在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上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消费、分配及生活诸方面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曾说过：“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尽管如此，先哲们仍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理想社会的美妙图景，他们的追求和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他们对理想社会制度的设计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素材。他们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存在着种种缺陷和错误，但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三、和谐社会的内容非常丰富
（一）人的内在和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文化对人的理想要求。怎样做到人的内在和谐呢？其中又包括三个环节：首先，是“修身”。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修己”、“吾曰三省吾身”，用现代语言讲就是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以内心的价值准则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审视。世界是平的，不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不要老是在生活中发牢骚，抱怨自己吃了亏、受了委屈。“天道酬勤”，老天爷是公平的。应当学会换位思考，甚至逆向思维，不断地调整心态，提高人生的境界。其次，是读书。要提升人生的境界，就必须读书。书是历史，书是精神，书是文化。读书可以增长知识，读书可以“知书达礼”，读书可以拓宽视野，“一览众山小”。只有读书才能“明明德”。读书可以扩展我们的胸怀，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乃至包容天下，“容天下难容之事”。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我们才能理解“世界是平的”。最后，是实践。中国传统哲学讲践履，即将道德准则、道德规范转化为行动。
（二）家庭和谐
儒家文化讲求“齐家”，“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三字经》中写道：“父子亲，夫妇顺。”《治家格言》说：“家门和顺，虽饔飨不继，亦有余欢。”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和万事兴。怎样处理好家庭中的各种关系，最主要的是做到四个字：孝、慈、俭、妻。
1.孝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孝”，把它视为社会和谐的基石。《孝经》是关于孝的经典。古人在实践中不断地对“孝”的内容给予阐释和丰富。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经》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曾子认为：“孝有三，大者尊亲，其次弗辱，其三能养。”孟子则进一步指出不孝有五。
2.慈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慈”，把它看做是和孝相对应的概念。父慈子孝，互为因果。慈是指父母对子女的爱。孔子说：“孝慈，则忠。”老子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墨子说：“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养育，即在衣食住行方面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使子孙后代能够健康发育，茁壮成长。二是教育，其中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即父母的言传身教与老师的教育，还提出坚决防止和杜绝一切溺爱子孙的行为。
3.俭
“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治家、持家的基本要求。“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俭”即节约、节省。早在三千多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把节俭看做乐事，《周易》中提倡“贵俭”，《尚书》也要求人们“克勤于帮，克俭于家”。诸子也提倡节俭、节约。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与其奢，宁俭。”老子则把“俭”看做三宝之一。韩非子说：“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唐代著名诗人李绅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告诫子孙粒米皆来之不易，崇尚节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应当吸取和借鉴。
4.妻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国乱思良相，家贫思贤妻”的说法。封建社会讲求“男尊女卑”、“夫唱妇随”，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居于服从的地位，但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至今仍然受到称颂和赞叹。
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华的部分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思想，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直接的理论渊源，只是由于中西文化及语言的差异，在表述中各有不同罢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老子《道德经》中以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的宗主，“道，渊兮似万物之宗”，“道者，万物之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构成万物的因子，又是促进万物形成和推动其发展的动力；道成万物，万物中的一部分构成人类社会。那么，“道”自然也就是人类社会的总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遵循地，地遵循天，天遵循道，而道是根据事物自身的内在规律而运动的。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自然”成为“道”的规范，也就成了宇宙万物必须遵循的法则。“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想范畴则是由北宋哲学家张载明确提出的，他说：“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综观中国文化发展史，天人关系是常谈常新的课题，因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归结起来有五：
第一，何谓天与人？所谓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三种含义，一是指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它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例如，董仲舒称：“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事百神犹无益也。”二是指与地对应的天空。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三是指与人对应的自然。如张载所言：“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又说：“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而所谓人，则是指生活中现实的人。
第二，“天人”何以能够“合一”？先哲们认为天与人具有同源性。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而张载提出：“万象，皆气也。”“太虚即气”，气散为“虚”，气聚为万物、为人。
第三，“天人”怎样达到“合一”？道家强调“无为”，即顺其自然，归隐自然，超凡脱俗，遁入仙境，人与自然合而为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这种“天人合一”的境况给予了精彩的描绘。而儒家则强调“知性”，即通过知天、知命接近自然、认识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孟子则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
第四，“天人合一”是一种人生境界。孔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即是说人活到七十岁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是道家的祖宗之一，故人称“老庄”，他始终致力于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现代儒家冯友兰将人生追求划分为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其中的天地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达到这种境界，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当然，要达到或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则须经历一系列自觉的修炼过程。
第五，“天人合一”思想的社会基础——农耕文明。中国古代的圣哲们为什么热衷于讨论天人关系，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呢？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国情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财富的根本，而农业的特点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一切农事活动都得根据天气、天时、自然规律进行安排和统筹，为此人们就自然而然会关心、观察天时地利，讨论天人关系。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比较发达。同时，为了获得农业丰收，人们就必须使自己的农事活动符合自然的节奏和节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以适应和顺应自然，达到“天人合一”。总之，“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华的部分。其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难能可贵。但它毕竟属于“传统”，也必然带有过去的印迹，因此，我们在珍惜这一份历史遗产的基础上，需要剔除其中被神秘化的封建性糟粕，继承和改造那些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合理因素和精华，使其具有时代的新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思维和存在、自然和精神的统一性原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理论渊源，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重复或者翻版，而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其中既有理论思维的延续，又有实践的提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源于前人，同时又高于前人，这种高于前人既包括视野的开阔、思维的缜密、内容的丰富，又包括科学性更强、境界升华更高，因而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