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了他最大的政敌——李建成、李元吉，迫使唐高祖退为太上皇，从而皇袍加身，成为唐朝第二代君主。
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他在君临天下的二十三年中，励精图治，开创了自汉代以后从未出现过的天下大治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之所以能取得大治的局面，关键在于他及时抓住了历史赋予他的机遇：就国家形势而言，随着平定各路诸侯战争的结束，天下重归一统，中央政权名副其实地控制了全国，治理的方略得以贯彻执行；从社会状况而言，人心久乱思治，百姓嗷嗷待哺，从上至下欢迎治理的政策。
其实，这种机遇在每个大乱过后的时代，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绝非历史单独钟情于唐太宗。然而，什么唐太宗能取得大治的成就，而其他具有相同机遇的君主却未取得？这不能不归结于个人因素。
唐太宗有求取天下大治的深切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屏弃奢侈，甘于淡泊，放弃物质享受；为了这个愿望，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放弃精神享受。放弃物质享受固然可贵，然放弃精神享受更为难得！为何唐太宗能成为独步千古的君主？关键在于他敢于放弃作为君主本可享受的人世间最高级的精神享受。
唐太宗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求取大治，实在是他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一种如同梦魇般的恐惧：他和隋炀帝太像了！
第一个像是：他俩都出生在贵族家庭，尽管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生活，但面对的是上层社会无休止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打小耳濡目染了权术，惯于经意、不经意地用权术来待人接物。
第二个像是：他俩都面对着乱世，并用各自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在艰难的夺权过程中，他们渴望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万死不悔地愿意用生命来换取。
第三个像是：他俩都在统一战争中出过大力，立过大功，他们善结人才，崇拜武力，有英雄情结，有豪情壮志，有四海之内惟我独尊的感觉。
第四个像是：他俩都在兄弟中排行第二，虽对本朝的建立有着莫大的功勋，然在传统的嫡长继承制下，对最高权位却是望尘莫及，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他们因此而积极投身于宫廷争斗的漩涡里，不惜用超乎常规的手段，对原太子及其集团给予了万劫不复的打击，从而取得了皇位继承人的资格。
第五个像是：他俩都在取得太子资格后，对父皇施加了某种政治手段或压力，从而促使父皇过早地离开人世或退位，让自己登上了皇位，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如此的相像，若排除道德因素，本无可厚非，但是隋炀帝的下场，以及由此带来的隋朝灭亡，着实让唐太宗刻骨铭心，他怕自己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怕唐朝重蹈隋朝的覆辙。他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反其道面行之：收敛享受的欲望，收敛行使权力的欲望，一切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发，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而这样做，光凭自己一个人的悟性，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有制约，这制约就是让群臣监督自己，随时随地地监督自己，保证自己一直在正确的轨道上走下去。隋炀帝曾说过：“我性不喜人谏……”这句话常在唐太宗耳边响起，于是他提倡谏诤的风气，鼓励群臣大胆且无顾忌地谏诤，纠正自己的各种过失。
唐太宗确实这样做了，然而做得很不易，有时觉得非常不自由，有时觉得失去了自尊，几度不想再做下去，他扬言要杀了谏诤不断的“田舍翁”魏徵，责斥刚直不阿的王圭等事例，便是显著的反映。但在长孙皇后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反省下，他还是保持了纳谏的气度、开明的姿态，接受群臣的制约。“贞观之治”来之不易，唐太宗的做法更是千古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