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城市建设远不如今天这样完美和辉煌，我们租下的那个农民小楼座落在一片开着金黄色油菜花的庄稼地中间。农民盖它本来是自用，好歹改善一下家居条件，听到我们报出来的还算丰厚的租金，农民就动心了，生活暂时不作改善，先收上几年租金再说。
农家的小楼，简陋是肯定的，四壁水泥墙之外，我们住进去的几乎就是一个空壳子房间。好在我们也不是什么讲究生活的贵人雅士，我们自己动手，把楼下隔成三间住室，楼上隔成三间画室，每人都摊得上"一楼一底"，可以算得上奢侈。农民为了挣他的租金，对我们简直就是言听计从，让他在楼顶开个天窗，他二话不说拿锄头捅个窟窿；让他打掉墙壁安上半面墙的透光玻璃，他立刻叫来兄弟子侄，叮里咣啷动手砸墙。当然我们决不是无理取闹，我们反复跟农民解释，明亮的自然光线对画家是多么重要。农民两眼茫然，并不能懂，但是一脸肃穆的面容表明了他对我们三位艺术家是多么的崇敬。
为鼓舞士气，我们为自己封了一个爵号：画坛三剑客。我们还抄录了1917年在巴黎诞生的"达达运动"的一段宣言，贴在我们餐室的墙上：
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力所在，正是章 没有道德教唆的自由是十分必要。达达主义仍然局限于欧洲弱者的范围之内。虽然它现在十分弱小，但我们希望从现在起让艺术的动物园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咚咚锵！嘿啵哈啵！嘿啵哈啵！
万事俱备，现在我们要拼命地作画，狂热地作画，画出我们崭新的人生和光辉灿烂的前程，画出马宏和居真理的幸福，我和木子以及我们未来女朋友的幸福。
我们三个人当中，无论从年龄还是画坛的地位来说，马宏都是老大。马宏已经是中国美协会员，作品参加过画展，上过杂志的封二和封三，甚至还卖出过钱，说明这世界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肯定和欣赏他了。相比之下，木子的色彩感总是欠缺，画面上经常是乌糟糟的，说不出来的一种混乱，他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能说色盲吧，色差，有没有这种说法呢？他经常长吁短叹，对自己的前景不十分看好。当然他后来还是摸索出了一种画风，能够把他那些混乱的色彩恰到好处地包容进去，成为另外一种和谐。这是后话了。
我呢，因为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的书籍装帧，基本上是个杂家，什么都能够学上两手，什么都学不出精髓。好在我这个人本性平和，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我不着急，慢慢画，时间长了，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市场。实际上，在我们出版系统内部，我的作品和成就还是能够让众多的编辑和作者趋之若鹜的，点名找我设计封面和插图的人如此之多，需要排队等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宏作品对我的压力。
我绕了一个圈子，把我们三个人的情况作了一个大概介绍，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宏身上，我还想对他作一些进一步的说明。
我一向认为马宏是个有实力的画家。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比现在更加轻松地出名，比如把色彩弄得更热烈一些，把笔触弄得更狂野一些，往当下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上靠拢得更近一些。不管他内心对这一切是否苟同，现实当中这就是出名的捷径，你只有被人们归纳入某一个"主义"或者"流派"，人们对你的作品才能够有话可说，你也才能轻而易举地跟着这些潮流一荣俱荣。
马宏想出名，却没有学会借势出名。相反，在我们租下了农民的房子，生活在简单、平静、自然的环境之中，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和骚动之后，马宏的画风慢慢地趋向纯朴和稚拙。他喜欢用纯色，绿就是绿，黄就是黄。他的人物基本是平面的，大大的脑袋，笨笨的手脚，木偶一样的眼神，透着儿童画的稚气和可爱。他哪怕是画一棵树木，用的都是儿童画的笔法：从根到梢一笔不差，每一片树叶和每一串花朵都是脉胳清楚，轮廊鲜明。他的想像力和画面变形的程度都有孩童的率真，完全的不受规矩约束，那样一种简单和大胆，常常令人匪夷所思，只有不谙世事的儿童才能有那样的尖锐和荒诞。
暂时还没有人欣赏马宏的画风。他需要等待。连我和木子对他都不能理解。我们认为艺术家都是攒着劲儿往前走的，只有马宏闭上了眼睛一步步地退缩，退到原始和童稚，退回他的内心深处，那一片幽秘昏暗不可知的世界。
我们集体雇了一个钟点女工，帮我们打扫卫生和做饭。是房东家的女儿，名字特别朴实，就叫丫头。
丫头在家里是老巴子，平常挺受宠。那年她二十出头，初中毕业，在乡办厂里做工，好像是缝制劳保手套吧。我们租下房子搬过来的那天，她刚好休息，很勤快地帮我们楼上楼下洒扫除尘。她身材小巧结实，腰肢胳膊圆鼓鼓的，胖胖的手背上有几个可爱的梅花坑，引得我们的眼睛老是要往她手上瞄。那一天她好像也特别卖力，丢了水桶拿扫把，身子蹲下去又直起来，腰眼里安了弹簧一样，没有一点疲倦的意思。干到最后，她热得脱剩一件紧身棉毛衫，脸颊浮着两团艳艳的红，头发粘在额头上，鼻尖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米粒一样排列着。我们都很感动，觉得农民的女儿就是跟城里姑娘不一样，她们想要帮你的时候，那就真是掏心窝子的帮。
第二天我们就对房东提出来，要请他帮我们找一个钟点工。丫头听说后，连工钱多少都没有问，自作主张地辞了厂里的工，到我们小楼里上班来了。她的理由是：钟点工活不累，跟文化人相处着还能长学问。丫头来了之后的确是尽心尽责做她份内的事，为把我们的那顿晚饭做得丰盛可口，她还自己掏钱报了商业学校的一个烹饪学习班，每星期两个晚上，骑车进城上学。
丫头刚来时，还不懂得装扮，穿的衣服比较土气，而且还总是把好好的衣服穿出乱七八糟的效果。比如说吧，她新买了一件浅绿色格子的上衣，本来挺不错，高高兴兴穿到小楼里给我们看。可是她为这件上衣配了一条深绿格子的裤子，这就很可怕了，颜色绿到了一块儿不说，大格子小格子又连到了一块儿，南美洲沼泽里的绿蜥蜴一样，效果令人恐怖。再比如说，她有一件粉红色的尼龙花边衬衫，颜色非常娇嫩，是她的一个表姐从上海带给她的，也是她最引以为自豪的出客衣服。粉红颜色本来就难搭配，偏偏她别出心裁地配上一条铁锈红的裙子，好端端的衣服一下子变得万般俗气，简直就有了暴殄天物的意思，让我们气不能平。
但是丫头的爱美之心非常强烈，她勇于学习。
有一回，马宏要去参加美术界的一个会议，穿戴整齐了走下楼来。丫头站在楼梯口，她先看见从高处踩下来的一双咖啡色半旧的皮鞋，又看见一条咖啡色的灯芯绒裤子，再看见一件磨得发了毛的驼色花呢短大衣。丫头看得目瞪口呆，也对马宏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第一次明白了衣服不可以随便穿着，颜色和质地、款式的匹配非常重要。回家以后，她把身上的那条深绿裤子换掉了，浅绿格子的上衣配了一条黑色裤子。过一天再穿绿格裤子时，又配了一件纯色毛衣。粉红色衬衫很难配色，她虚心请教马宏，马宏建议她配一条乳白长裤。果然是好，清新，而且娇嫩，很符合丫头的年龄和身份。
居真理的大学同学中有一个法国女孩，是到中国学汉语来的，跟居真理结成了互帮互学的对子。那一年圣诞节，她回法国度假，居真理托她在巴黎买了四顶法兰绒的贝雷帽，一顶浅灰色，三顶墨绿色。浅灰色的那顶她戴了，墨绿色的三顶送给了我们三个。那个冬天里，我们的四顶贝雷帽在全城出尽了风头。居真理给她的浅灰色帽子配上了黑色高领毛衣，黑色的直筒呢裤。她淡妆素抹，再加身材修长，穿戴上这样一身行头，优雅得叫人惊叹。而我们三个男人从小楼里走出来的时候，三顶墨绿色的帽子齐唰唰扣在头顶，帽子下面是艺术家特有的苍白而颓废的面容，随随便便搭配上一件毛衣夹克什么的，回头率都是百分之一百。
我们第一次戴着帽子出门，刚巧丫头拎了满篮的青菜从外面进来，她一下子吓住了似的，一只手飞快地捂住嘴巴，眼睛瞪成了两个铃铛。我们得意地朝她笑笑，有点炫耀，也有点恶作剧的使坏，不约而同地挺起胸脯，甩开胳膊，迈出了军队出操时的整齐正步，从她的眼前昂扬而过。
她的那只手一直捂在嘴上，着了魔一样地跟着我们走，穿过菜地，转上大路，一直跟到公交车停站的地方。在她的一辈子当中，可能还没有见到过如此帅气、如此不羁的男人。
后来她又看见了戴浅灰色贝雷帽的居真理。她的震惊更加明显，因为居真理出现在门口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丫头的脸都红了，她的眼珠像是粘在了那顶帽子上一样，手里的抹布一个劲地滴水，把她自己的鞋袜都滴湿了，她浑然不知。
居真理进门之后，把她的帽子摘下来，挂在门后。那里已经挂着我们的三顶，现在又多了一顶。四顶帽子一般大小，活像放在那里接受检阅，很有威势。
丫头打扫卫生的时候，眼睛就不住地往那门后墙上瞄。她还借拭擦门框的机会凑过去，伸手在那些帽子上摸了摸。
当天回家后，丫头就拆了她妈妈的一条紫红色毛线围巾，照葫芦画样子的织成一顶扁圆形无檐帽，第二天得意洋洋地戴到小楼里给我们看。
不能不说丫头是个手巧的姑娘，可能她从前缝制那些劳保手套也为她积累了经验吧，她织出来的帽子圆圆扁扁无可挑剔。但是那不是法国贝雷帽，只是一顶普通的中国毛线帽。细微的、说不上是哪儿的一点点区别，使得二者迥然相异，有了本质的不同。而且，丫头圆圆的脸型和过于健康的肤色不适合戴这种款式的帽子，这使得她的脑袋像一颗过于饱满的紫红色的葱头。
丫头把身子扭来扭去，羞涩地笑着，问我们："好看吗？"
我们朗诵一样地齐声答："好看！"
可是丫头不傻，在居真理戴着帽子第二次出现在小楼里之后，丫头对着镜子认真地比照了自己，觉得情况不对。后来她就把她的帽子藏了起来，再也不戴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丫头都对住在小楼里的我们充满好奇和敬畏。尤其对马宏，她认为他简直不是人，是神。他精细的生活，考究的衣着，修剪整齐的头发和指甲，都使她惊叹，着迷。她为他服务时，要比为我们另外两个人服务多加十倍的细心。她察言观色，举止小心，注意不留指甲，不掉头屑，棉毛衫的领口没有污痕。她要努力以自己的优雅来适配他的优雅。
纵然如此，出错的情况还是不能避免。
我们楼上的画室是水泥地面。水泥地面的特点是任何时候都能够扫出灰尘。灰尘这玩意儿，你不动它时，它静静地呆着，对你没有妨碍。你的脚步一动，或者扫帚一起，它就活跃起来，四处飞扬，无孔不入。有一天，马宏画了一幅桌面大小的油画，是透明花瓶和玫瑰。他把画布摊在地上晾干时，人出去了，丫头趁他不在进画室打扫，灰尘扬开，落到了没有干透的油画上。
马宏从外面回来，看见画面上他精心调配的色彩不再纯净，透明花瓶的玻璃显出混浊，凝着露珠的玫瑰花瓣也变得污糟糟的，滞重得令人难以容忍。他绝望地发一声大叫，脸色倾刻间发白，连肩膀都耷拉下去，痛不欲生末日将临的模样。
丫头哭着站在他的门外，一声又一声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马宏隔着房门，瓮着鼻子答："这不是你的错，因为你不懂，我事先没有告诉你。"
丫头说："你要是原谅我，就下楼去吃饭吧，今天有你最喜欢的清蒸鱼。"
马宏回答她："我不饿。我吃不下。"
丫头说："你吃不下就是生我的气。"
马宏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要处罚我自己。"
丫头哭着下楼，守着她做的清蒸鱼，哀哀地告诉我们说："他这样不吃不喝，又不肯出门，我真是心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