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教会我们如何向非理性的材料索取理性的信息，人类学的哲学意义就在于此。它引导我们去发掘理性得以成为理性的非理性之根，探寻形而上学得以成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参看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页。海德格尔，这位在精神旨趣上秉承了古希腊盲诗人传统的20世纪的先知性哲人，也许最能代表西方思想史上对理性异化的反拨和质询。笛卡儿曾把哲学比做一棵树，它的根是形而上学，它的干是物理学，在树干上长出的枝杈则是全部其他科学。海德格尔对此追问道：
哲学之树的根在什么土地里找到它的立脚之地？这根和整个树从什么基础中取得滋养的液汁与力量？树的起负荷作用与滋养作用的根混合了深藏在土地与基础中的什么元素？形而上学在什么地方栖息与发动？从形而上学的基础来看，什么是形而上学？总之，形而上学根本是什么？海德格尔：《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什么是形而上学》1949年第五版导言），梁志学译，《哲学译丛》1964年第2期。
按照海德格尔在此发问的逻辑，从基础和源头上探求事物就是从本质上探求事物，这正应验了启蒙时代以来一句金言：“懂得了起源就懂得了本质。”
从人类学立场上对“诗可以兴”的命题做跨文化(原始与文明、中国与外国)考察，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思维特质的渊源及其形成过程，认识到作为类比联想符号典范的古诗在从原始向文明的理性转变进程中异常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深入理解儒家诗教对于培养中国式推理和论说能力的文化范式作用，而且还将从一个侧面启发人们思考与诗性智慧和诗文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古代文学史上为什么是诗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为什么叙事性作品直到佛教影响之下才较晚地发达起来？为什么在后起的小说等体裁之中还会出现与西方小说迥然不同的“引诗为证”的情形？从文化互补的意义上看，引譬连类的诗性智慧与西方的逻辑理性之间有没有沟通和整合的可能？既然现代西方哲学家已经重新看待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理性异化，既然海德格尔已在《诗·语言·思想》中重新确认了诗对于人类认知、思想和语言的本体论地位，那么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文化将对人类思维的未来发展提供怎样的启示呢？
带着人性的未来发展和艺术的生态意义问题，重新看待孔子的诗学观，也许还有更多的被忽略的东西等待着后人去开掘。日本美学家今道有信说：
孔子认为，人的精神在学术处于定义界限之内，是不能充分进行活动的。因而他说“兴于诗”。这是在说，语言艺术的象征力量超过了学术界限，巧妙地暗示出不可做出定义的精神状态，把人的精神引导到超越学术的价值上。今道有信：《关于美》，鲍显阳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页。
如果我们还记得“兴于诗”的原初境界本是一种仪式性歌乐舞浑然为一的、全身心沉醉其中的体验境界，那么孔子有关“兴于诗”的说法同当代存在哲学家们为反抗抽象理性异化而倡导的“我舞故我在”的时代命题之间，不也就获得了某种超越时空的共识与沟通吗？
§§第七章 颂的本相——人头祭俗、谷灵信仰与农功典礼
颁，大头也。《诗》曰：
“有颁其首。”
——许慎《说文解字》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毛公《诗大序》
在阿斯马特文化中，人们通过割下敌人的头颅寻求力量，认为这样做能把储藏在敌人头颅中的性能量传递给胜利者和他们的孩子。
——H·R·海斯《危险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