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从语言的诗歌功能的展开这一角度，重新讨论了汉语诗歌的发生历程，关注的中心问题是语言发生的自发过程如何作用于诗歌文学的发生。下面将调换一下角度，看一看《诗经》这一部汉语诗歌成熟形式的最早范本如何反作用于语言本身，在汉语史上留下其永不磨灭的印痕和回声的。
《诗经》语言运用方面的重言叠字现象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可观的影响。就口头语言而言，汉语复音词常常就是单音词重叠后构成的。有人把这类复音词叫做“复性重言式”词儿。如“丁丁当当”源出于象声词“丁当”，其中每个单音各重复一次连续说出，就有了“丁丁”加“当当”构成的新词。殷孟伦先生指出：
在汉语里，无古无今，类似这种形式的复音词的融合和发展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在数量上也可以说是够多的。例如“时刻”这个称名的词儿发展为“时时刻刻”，“玩耍”这个状事的词儿发展为“玩玩耍耍”，“大小”这个状物的词儿发展为“大大小小”，都和“丁当”之发展为“丁丁当当”的情况一样。就是“凄惨”这个双声融合式的词儿发展为“凄凄惨惨”，“趔趄”这个复性融合式的词儿发展为“趔趔趄趄”，以及同义融合式的“接连”这个词儿发展为“接接连连”，反义融合式的“好歹”这个词儿发展为“好好歹歹”等等，也是出口即是，可以说得上是充类至尽。殷孟伦：《关于汉语复音词构词形式二三例试解》，《子云乡人类稿》，齐鲁书社，1985年，第287页。
重言成为构词法的一个常用方式，而且能够达到自然天成，“出口即是”的自如境界，这固然并非《诗经》作者们的首倡，但也不能说与《诗经》所代表的上古口语惯例没有渊源关系。换言之，《诗经》中大量运用的摹声词和重言叠字大大强化了这种口语模式的生命力和“能产性”，使之在后世语言发展中代代相沿，蔚为大观。除了上述的由AB发展为AABB的构词方式外，还有由AB发展为ABAB，由AB发展为ABB或AAB的另外三种构词模式，其运用之灵活自如，变化之巧妙繁多，都是汉语所特有的。其中由AB到ABB的发展，似乎始源于诗骚，如《诗经》中的叠字“緜緜”到了《楚辞》中发展为“缥绵绵”，类似的造词法还有“芳菲菲”、“莽芒芒”等等，形成一种前一后二式的三音的复音构词法，越到后来，发展越迅速，甚至通过在市民文学如小说词曲中的大量运用，竟成为“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特别鲜明的标志之一”。仅以元曲中常见的ABB复音词为例，就有以下几十种之多：
活生生，死搭搭，醉醺醺，怒吽吽，虚飘飘，实辟辟，漫悠悠，短促促，热汤汤，冷湫湫，红东东，黑窣窣，黄晃晃，绿油油， 白洒洒，灰普普，圆衮衮，长梭梭，硬梆梆，软太太，密拶拶，细濛濛，颤巍巍，高耸耸，混董董，闹哄哄，文，粗剌剌，香氵贲氵贲，花簇簇。……参看《子云乡人类稿》，第287—288页。
而活在现代人口语中的此类词例就更不胜枚举了。由《红楼梦》中诗句“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灭”等例来看，这种形式的构词好像没有什么条件限制，确实是顺口说出来的。这充分说明《诗经》所奠定的这种重言模式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汉语口语之中。
不仅是口语，书面语中的“重言”构词法也十分多见。最能体现《诗经》直接影响的有趣例子就出现在注解《诗经》的《毛传》之中。如清代学者钱大昕所揭示的，《毛传》和《郑笺》解《诗》有一种通例，即“以重言释一言”。钱氏举出的例证是：
《诗》“亦汎其流”，传云： “汎汎，流貌。”、“有有溃”，传云：“，武也，溃溃，怒也。”笺云：“然溃溃然无温润之色。“硕人其欣”，笺云：“长丽俊好，欣欣然。”、“咥其笑矣”，传笺皆云：“咥咥然笑。”、“垂带悸兮”，传笺皆云：“悸悸然有节度。”、“条其肃欠矣”，传云：“条条然肃欠。”、“零露溥兮”，传云：“溥溥然盛多。”、“子之丰兮”，笺云：“面貌丰丰然。”、“零露湑兮”，传云：“湑湑然萧上貌。”、“噂沓背僧”，传云：“噂犹噂噂然，沓犹沓沓然。”、“有扁斯石”，传云：“扁扁，乘石貌。”、“匪风发兮，匪车偈兮”，传云： “发发飘风，非有道之风。偈偈疾驱，非有道之车。”、“匪车嘌兮”，传云：“嘌嘌无节度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页。
此种由汉代注经家们使用的“以重言释一言”的注解模式，其实也就是以“复性重言式”构词法所造出的多音词去解释《诗》中原有的单音词，或者说是将《诗》中某些单音词看做复音重言词的缩略形式。在把“噂沓”注解为“噂噂”、“沓沓”的做法中，不是清楚地显示了由AB发展为AABB的逻辑线索么？由《诗经》到汉儒的注经，可视为重言叠字表现法内化为汉语造词规律的重要发展时期，其意义就好比婴儿语的表达模式通过自然而然地重复和扩展，内化到成人言语习惯之中。
研究汉语史的学者们无不高度重视《诗经》所提供的语言资料，尤其是其中突出表现的重言和双声叠韵的语言现象。我们已经明确了双声叠韵脱胎于重言的规则，那么双声叠韵在后来的汉语发展中的作用也就不妨视为重言的间接反响了。在这方面，清代以来的学人已多有所涉及。如邓廷桢便指出，“古双声叠韵之字，随物名之，随事用之。泥于其形则岨峿不安，通乎其声则明辩以晰”②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第228、228—229页。。这种要求从语音而不是字形去考察双声叠韵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邓氏举例说：
如，果蓏，草木之实也，叠韵也，以名二物也。以名一物则为果。其于虫也为果蠃。鼎董，草也，双声也。其于木也为朾橦，其于地也为町疃。薢茩，草也，双声也。其于人也为邂逅。
沧浪，水也，叠韵也，又为狼汤，亦为蒗，亦为浪荡。其于草也为藏莨，其于竹也为苍筤，其于器也为枪唐，其于气也为沧涼，其于人也为仓兄，稍变则为抢攘，为伦囊，为恇攘。②
类似的现象，邓氏举出了几十种，足以显示双声叠韵如何通过语音的屈伸变化派生出大量的双音词。此外，钱大昕从同样的道理入手，追索上古人名和草木虫鱼之名的由来，亦有独到之处。参看《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双声叠韵”条。其《音韵问答》则从宏观上描述说：
四声昉于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叠韵；字母出于唐季，不可言古人不识双声。自《三百篇》启双声之秘，而司马长卿，杨子云益畅其旨。于是孙叔然制为反切，双声叠韵之理遂大显于斯世。
这一评价突出了《诗经》使双声叠韵从自发趋向自觉的重要启发作用，无异于点出了语言的诗歌功能大发展的契机所在。现代学者胡以鲁干脆更进一筹，提出“国语缘双声叠韵而发起”的惊人之论，可谓将“诗乃人类母语”的比喻说法阐释为一种系统理论了。胡氏所著《国语学草创》一书中说：
语意之引申，非尽如抽稻剥茧，逐渐而起也；有相对相反而引申者矣。此在吾国语大抵以双声叠韵为之。双声即同韵异音语……如对于天而言地，对于阴而言阳，对于古而言今，对于生而言死，对疾言徐，对精言粗，对加言减，对燥言湿，对夫言妇，对公言姑，对规言矩，对褒言贬，对上言下，对山言水等是也。
叠韵者，双声之逆； 同音异韵……如对旦言晚，对老言幼，对好言丑，对聪言聋，对受言授，对祥言殃，对出言纳，对起言止，对寒言暖，对晨言昏，对新言陈，皆叠韵也。……就吾辈想像之所及，双声叠韵，吾国语发起之一程序也。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引见王力：《汉语音韵学》，《王力文集》第4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4—55页。
胡氏此论虽术语不严格，但意思还是明确的，他所遵从的“相对相反”的语义演变这一思路，倒是与结构主义者的“二元对立”原则有不谋而合之处。双声叠韵对于理解汉语之奥妙，于胡氏之论中可窥一端矣。
§§第六章 诗可以兴——神话思维与诗国文化
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论语》
在社会幼稚时代，每个作家必然是一个诗人，因为在当时，语言本身就是诗。
——雪莱《为诗辩护》
歌与思，皆是构诗的枝干；它们诞生于在，又入达在的真理。
——海德格尔《诗人哲学家》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诗歌功能的最早也最有系统的见解出自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论语·阳货》所提出的“兴、观、群、怨”说是中国诗学和美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和经典性的艺术作用论。孔子所列举的诗歌的四种功用对于后世文艺思想的发展都有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诗可以兴”的理论命题始终占据着传统诗论的中心地位。如周英雄先生所著《赋比兴的语言结构》一文中说：“兴的应用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诗词的核心问题，因为“托物言志”不仅和修辞有直接的关系，更间接牵涉到诗人处理物我的基本人生观。研究中国诗词，若能以兴为枢纽，进而循历史的一轴，追踪此一修辞与文学观之演化，则或能将中国诗词的精义，作更精确的界定。”见《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122页。然而，对孔子这一命题的理解和解释却两千多年来未能定论，至今在国内外学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看法。
本章从跨文化角度透析孔子“诗可以兴”的诗学命题，发掘其中蕴涵的人类学意义。笔者首先评述古今中外学者对“兴”的研究，指出作为引譬连类的“兴”不只是修辞技巧，而且也是一种类比联想的思维推理方式，它充分体现着先秦理性的“诗性智慧”形态。再通过纵向的发生学考察，确认“兴”源于史前人类的神话思维，又从横向比较中表明，希腊的逻辑理性在否定神话的同时否定了诗的思维方式，斥之为非理性，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理性传统却只拒绝神话的超自然内容，自觉继承了神话思维的形式，倡导“不学诗，无以言”。由此而产生的正统诗教，一方面上承史前盲诗人的宗教政治体制(瞽宗)，从神话的法规作用中引出诗证、谣占、歌谏等引诗用诗的稽古传统，奠定了儒家理性的基本致思方向；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诗歌的发展超越了文学艺术的界域，催生出赋诗言志、以诗取士、诗哲合一的诗国文化。本章最后提出的中国诗性智慧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贡献问题，以期引起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