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上述儒家话语的考察，我们已经看到尹寺阉人集团及其价值标准对于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也就无异于为儒家诗教的发生提供了思想渊源上的宏观视点。不过，在上引诸文献中，作为儒家诗教核心观念的“温柔敦厚”一语尚未出现。甚至“温”与“柔”的概念也还处在各自独立使用的状态，尚未合成为一个新词。作于西周时期的《抑》一诗中，“温”与“柔”两个概念同时并存，作为对恭人人格的界定词与赞誉词，对应于《尚书·皋陶谟》作为九德之二的“柔而立”和之六的“直而温”，可以看到这两个词的近似价值取向已经为它们的进一步合成奠定了语用基础。从诗人用以取兴的“柔木”、“桑柔”等自然物象，到诗人所标榜的恭人品格“温温”，这种隐喻本身也在“温”与“柔”二字之间架构起了类比认同的逻辑联系和语义联系。及至《论语》问世，书中记述了孔门弟子先后3次用“温”的概念称颂孔子，而孔子本人也标举出“色思温，貌思恭”等“九思”的人品和“中庸”为德《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的价值观。于是，在编纂年代稍迟于《论语》且可信程度亦低于《论语》的儒家经典《礼记》中，记述了孔子提出的温柔敦厚说。《礼记·经解》篇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达，《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达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经解》以《六经》的教育教化作用为主题，全篇托之于孔子之言，很可能是孔门后学所作。任铭善先生说：“孔子之时实不能有六者之教。孔子教人学文，学文之事，曰读《书》，诵《诗》，学《礼》。故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弟子之问，若子张于《书》，子夏、子贡于《诗》，宰我于《礼》，亦未出于数者之外也。至《周易》、《春秋》，孔子不以为教。虽《左氏春秋》言韩宣子观鲁《春秋》，《晋语》云羊舌肸习《春秋》，《楚语》云庄公王教太子以《春秋》不过谓春秋史籍，未尝为国人之教。故此篇所云六艺之政教，非孔子之言，而后人托之者也。”见《礼记目录后案·经解第二十六》，齐鲁书社，1982年，第60—61页。其中所述《诗》、《书》、《乐》、《易》、《礼》、《春秋》的教化功效，而《诗》冠其首，这对于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理论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奠定基调的作用。孔颖达《礼记正义》对“温柔敦厚”的解释是：“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09页。 用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温柔敦厚的诗教目的在于培养一种理想人格，其特征同先秦尹寺文献中所推崇的“温温其恭”的恭人性格一脉相承。或许孔子正是看中了出自尹寺之手的《雅》、《颂》之诗所树立的那种以“柔嘉”为榜样的君子型人格理想，因此而极度推崇《诗》对于培养人格性情的这种驯化作用吧。
从语用记录方面考察，尹寺话语早已将“温”与“柔”这两个同义词作为人格理想的概念而使用了，但却没有用过“敦”与“厚”来表达同一意思。清末小学家于鬯指出，《经解》篇所言《六经》之教化功用的六组词中，除了指《春秋》教化功用的“属辞比事”是“各连二字为义”外，其余五组词皆是“四字平列”，如温与柔，敦与厚，疏与通，广与博，易与良，洁与静，精与微，恭与俭，庄与敬，都是同义词并列为义。于鬯：《香草校书》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第649页。托名孔子的作者除了将“温”与“柔”两字并为词，还挪用了已有的成词“敦厚”与“温柔”连言为义。仅从这种用语习惯上看，也不会早于战国时代。因为现存先秦文献中尚无“温柔”连言之例，厚与敦连言最早见于战国时的《荀子》一书。
《诗经》中已常见“敦”字。《说文》训敦为怒，似乎成了温柔的对立面。《说文通训定声》谓“敦假借为惇”，这就揭明了敦何以又训厚。《邶风·北门》三章“王事敦我”毛传：“敦，厚也。”《周易·艮卦》：“上九敦艮、吉。敦艮之吉，以厚后也。”疏：“敦，厚也。上九居艮之极，极，止者也。在上能用敦厚以自止，不陷非妄，宜其吉也。”《左传·成公十六年》：“民生敦尨，和同以听。”注：“敦，厚也。”《礼记·曲礼上》：“敦善行而不怠。”注：“敦，厚也。”可见敦与厚连言，犹温柔连言，是同义词的组合。《荀子·非十二子》：“古之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十谓“士仕当为仕士”。敦厚这个合成词首次出现，便是用来指称某种人格特征的。其源盖出于《老子》第十五章所标示的人格理想：“古之善为士者……敦兮其若朴。”荀子把《老子》较为含混的“敦兮若朴”改换为互文见义的“厚敦”，使之明确化。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难言篇》沿用了这一说法，但颠倒了二字顺序：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厚恭祗，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拙而不伦。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于“敦厚恭祗”句下曰：“乾道本作‘敦祗恭厚’，《意林》引作‘敦厚恭祗’，是也，今据改。”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一，诸子集成本。不论王氏这一改动正确与否，至少在西汉以来，荀子的“厚敦”已被更为流行的“敦厚”一词所取代。司马迁《史记·公孙弘传》：“其行敦厚，辩论有余。”《礼记·中庸》：“敦厚以崇礼。”《汉书·平帝纪》：“举敦厚能直者各一人。”《后汉书·章帝八王传》：“章帝长者从敦厚。”《后汉书·马援传》：“龙伯高，敦厚周慎。”皆是其例。
值得注意的是与“温柔敦厚”说的出现关联最紧密的《淮南子·泰族训》中的“温惠柔良”说：
六艺异科而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湻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遵杨树达谓尊当读为尊刂，尊刂训减。类书引作揖，盖不知尊为假字。见《淮南子证闻》卷七，《杨树达文集》之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忮，《太平御览》引作“乱”。，《春秋》之失訾刘安：《淮南子》卷二十，诸子集成本。。
且不论这里的“温惠柔良”说与《礼记》中的“温柔敦厚”说在措辞上的微妙差异，也不去追究这两处大致相同的六艺施教纲领究竟孰先孰后、到底是谁抄袭了谁的问题。两家说法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强调每一种经典可能导致的不良教学效果方面，可谓面面俱到。尤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淮南子》与《礼记》在概括《诗》以外的其他五经的可能弊端时，分别用了五种不同的语词：鬼、淫、拘、忮、訾和贼、奢、诬、烦、乱；唯独在《诗》的教学弊端上用了同一个词“愚”，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解释说：“诗教是以诗教人，教的结果要使人温柔敦厚，而弊害则在愚，所以温柔敦厚而不愚那才是真正深通于诗的。”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洪顺隆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页。这一解说似只停留在字面，未能触及所以然的问题。
诗既然是“多识”的博物标本，又是启人灵感、教人言语应对能力的好教材，为什么古人却要担心它有使人“愚”的副作用呢？看来这并不是单纯的教材利弊选择的问题，在它背后还潜存着深刻的心理学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对《礼记·经解》所说的“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一句的透彻理解。说穿了的话，道理并不深奥：要教会一个人养成温恭柔顺、敦厚笃实的情性，同时又不扼杀他的个性、才气和创造力，使其变得既无棱无角，又才华横溢，既老实厚道，又机敏过人，这怎么可能呢？ 倡导诗教的儒者们似乎多少意识到了他们人格教化理想的副作用。换句话说，他们发现了“温柔敦厚”与“愚”之间的同步关系或因果关系：用人为教化的方式让一个男人变得温柔敦厚，这自然难免使他智力受损，同时变得愚顽呆笨。作为道德培养之工具的《诗经》原来也是软化人的性格，愚化人的灵气的“鸦片”。于是乎，为了让人们在接受《诗》的道德熏陶的同时避免普遍发生的弱智低能的连带效应，儒生们终于假托孔圣之口宣布了他们的可怕发现，不过是用正面预防的语气来宣布的——“温柔敦厚而不愚”，试图尽量淡化诗教后果的可怕性。这可真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一相情愿之苦心，然而事实上又怎能兑现呢？
如前所说，男性的温恭化本是得之于阉割实践的一种教化经验。生理上的去阳手术所带来的驯化效果启发了后代设教者从心理上阉割阳刚气质的尝试。温柔敦厚说的实质就在于此。什么“兴观群怨”也好，什么“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好，说来说去，实质仍在于“事父事君”。要做事父事君的忠臣孝子，首先要从心理上彻底打消来自生物本能的犯上冲动，使儿子们和臣民们能像温婉顺从的羔羊那样俯首听命。这便是温柔诗教与统治术之间相互呼应的妙处。而敦厚与忠孝当然也是互为表里的，儒生们尚且担心敦会导致愚，可统治者在潜意识中巴不得万民皆能愚忠愚孝，以便江山社稷永保平安。适应此种政治上的需要，温柔敦厚说在后来又蜕变为忠厚说，其心理阉割之初衷，也伴随着语词上的这种简化而由隐变显了。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论诗者动辄说‘诗人忠厚之旨’，‘忠厚’是温柔敦厚的约言，‘诗人’是指《诗经》之作者；这是儒家教给后世诗人最尊贵的赐物吧。而体会其旨的最杰出的作家，是唐之杜甫。杜甫就是儒家思想产出的第一诗人，与道家思想产出的李白，是极好的一个对照。”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隋树森译，重庆出版社，1982年，第40页。或许还可以补充说，李白继承了道家的自由放达一面，却没有被老子关于柔弱胜刚强的哲理所濡染，他的诗风中透露着一种反阉割的雄健之气；而老杜作为儒家诗教的楷模，在杜诗的“忠厚”格调之中最典型地体现着温柔敦厚与愚的共在关联。即使在杜诗因含有“人民性”被奉为圭臬的日子里，人们对老杜的“愚忠”不是也曾深表惋惜，进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