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不久以前，思维起源的上限还停留在人类进化史的范围以内，人们固守着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习以为常的划分人兽之别的不二法则：人是惟一的理智动物，有没有思维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
曾几何时，这类充斥在各类教科书中的传统信条终于发生了危机。现代科学发展的跨学科趋势打破了长期以来因眼界狭窄而人为划定的学科疆界。考古学、人类学、比较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等新兴综合科学为考察人、人的本质诸属性的生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新的实证材料。于是，“熟知”的背后显露了无可怀疑的事实：动物也有相当发达的思维活动。
在整个19世纪的心理学领域，思维仅仅被等同于人类所特有的按照逻辑程序而进行的认识活动，“只是在20世纪初，思维的具体研究才具有真正历史主义的特点”，“研究人类思维经过史——思维在动物界的发生根源的一些实验工作，形成第二个流派”。列昂节夫：《苏联哲学百科全书》，“思维”条，1964年。中译文见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68—185页。随着这一流派卓有成效的研究进展，思维起源的上限已延伸出了人类为自己设置的樊篱，从而在动态的、发生学的透视中对思维的本质和机制有了新的辩证理解。
当代日本著名心理学家仓石精一指出：
从广义说，思维是对“问题情境”作出解决办法所经历的过程的总称；从狭义说，是指运用语言来表达观念所形成新的构成的过程。……这种广义的思维，不仅存在于人类，而且也存在于高等动物。例如，动物寻找曲折的弯路，使用觅食工具的棍棒，制作类似工具的一种有意识的动作等等，这些与人类的高等思维作用在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这种有意识的动作对问题所作的解决，叫做动作思维，而不同于语言思维。仓石精一：《世界大百科事典》，“思维“条，1974年。中译文见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3—157页。
基于这种新的认识，就人类而言，思维的起源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思维发生过程中的质变问题，即动物的动作思维如何发展为人的动作思维，进而达到语言思维的问题。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人与动物特别是高等灵长动物同源同祖，只是在进化途中才各自分道；既然人类本身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脑是从猿脑发展起来的，那么人的思维起源也只有在同动物思维的联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承认了人的思维同高等动物的思维之间的这种有机联系，就能有充分把握地断言，人类的早期思维活动也是一种动作思维。由考古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们提供的关于猿人发音器官复原模型的数据表明，人类能使用分节语言只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距今10万年左右的尼安德特人虽然可能已经有了某种初级语言，但其发音器官甚至无法发出现今世界上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三个差别最大的基本元音｜a｜、｜i｜、｜u｜。参看E。H。Jlahob：《尼安德特人会说话吗？》，中译文见《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1期，第50—57页。从这一材料来看，在语言思维产生以前的人类进化史中，一定有一个极其漫长的非语言性的思维发展阶段。在那里，思维活动的表现形式是继承自高等动物的外部运动动作，或称之为行动思维、实践智能。
在宗教起源的探讨方面，所碰到的情况也大体类似。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说：“黑猩猩没有宗教；一切初民部族全有宗教。”Robert H。Lowie：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纽约，1929年，中译本《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第215页。这也就是说，宗教起源的上限要比思维起源晚近得多，它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精神产品，或者说是人类早期思维的副产品。不过，宗教起源上限的相对缩小并没有减少这一问题研究的困难。动物没有宗教，这就使对宗教源头的探索更陷入一团迷雾之中。人类学之父摩尔根曾悲观地指出：宗教观念发展的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充分圆满的说明。宗教涉及想像和感情方面的东西太多，因此也就涉及相当多的不可确知的事物，使得一切原始宗教都显得很怪诞，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理解的问题”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页。。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就宗教的起源提出了各种假说：万物有灵论说(泰勒)、前万物有灵论说(马雷特)、法术说(弗雷泽)、拜物教说(孔德·勒勃克等)、图腾崇拜说(涂尔干)、自然崇拜说(马科斯·缪勒)等等。所有这些起源论的根据都主要是从古代文献和现存原始人中找到的宗教现象。由于这些宗教现象所存在的原始部落大都已有高度发达的分节语言，所以很难说它们是人类最早的即处在非语言性思维状态下的宗教活动。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是：如何确定这样一种就其所达到的思维水准来说适合于动作思维阶段的宗教现象或准宗教现象。如果能确定这样一种宗教现象，那将不仅有利于说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还会反过来有助于了解人类思维的发生和发展。探讨这样的课题，有必要把心理学同人类学、宗教史研究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