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今上推678年，为大元帝国文宗皇帝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
这年阴历九月，河南行省安丰路濠州钟离县已是秋风肃杀的季节。眼下，钟离县东乡的这个打麦场，没有了往日的繁忙和嘈杂，只有零散堆放的几个小草垛在做着温馨的梦。与草垛相对，大场北面横着几间茅草屋，像是更大一点的草堆，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这天清晨，草屋主人起得很早。他打开破烂栅门，穿过场边，向东面的土地庙匆匆走去。他显得有些兴奋，步履较平日轻快得多。
这人叫朱五四，就是本书主人公的父亲。他今年五十虚岁（后面提到的所有人的年龄都指虚岁），是我们至今还能见到的北方农村那种淳厚朴实的普通农民。脸上堆满的皱纹中，刻下了劳碌风霜，也呈现出和气与慈祥、忍辱与刚强。或许是生活的担子太沉重了，他的上躯明显前倾，头发已经半白。他的人缘极好，谁家起房盖屋、红白喜事，都主动去帮忙。夏天，人们到麦场休息乘凉，都乐意同他打声招呼；冬天，很多年少年老的，都愿意到他家串门，四邻八乡的年景，不是新闻的新闻，进烂了的古词，说破了的笑谈，都重新讲起，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津津有味。穷苦的人劳累、辛酸，总要给自己找点乐趣。为了消除烦闷，村民们有时更希望强烈地宣泄一下。立春前，他们都举行迎春赛会。由小伙子们扮成的春姐、春姑、春官、春吏、春皂隶，坐在临时扎起的滑竿上，在土地庙前等候出发。只见社长率领着的人群兴冲冲来到，对着诸春神膜拜舞蹈，而后恭迎而出，一路锣鼓喧天，一路歌舞笑谑，迎到打麦场，送上预先搭好的高台，这些春神像是戏中演员，做出各种身段，出演各种故事。台下谀神歌舞遂达到疯狂的高潮，连老人们也情不自禁，扎起袍襟，玩一个狮子滚绣球，破着喉咙唱一曲《月儿高》、《梅花落》。朱五四不会唱，也不会跳，但整个社火期间，他却是相当忙碌，搬个桌子，找个椅子，为社饭厨师们挑个水劈个柴，都跑在前面。特别是他的女人能歌善舞，是赛会期间最惹眼的角色，每当她跳起谀神舞蹈，亮起清唳的歌喉，人们都自动为她扎起一个圈圈，为她鼓掌喝彩。这时候，朱五四就感到特别的荣耀和开心、快乐与陶醉。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暂时抛开重负与压抑，真正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办赛会是要花钱的。每年朱五四都尽可能折变些东西，早早准备，可社长和主事人都不收他的份子钱，事后分社肉，还往往多照顾他家一点，因为他的忠厚，也因为他是社中最穷苦的人家。
他的祖籍在沛县。沛县可是个有名的地方，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不就是沛县人吗？不知道是哪一代先人由沛县迁到集庆路的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市）。居住在句容的五世祖名叫仲八。仲八生有三个儿子，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两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生于至元十二年（1275）。就在这一年，忽必烈令伯颜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伐宋，由襄阳进汉口，顺流东下，直达建康（今南京），第二年二月，攻破宋朝都城临安（今杭州）。南宋丞相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组织残部进行了顽强抵抗，都无法挽救败局，最后，陆秀夫、张世杰在广东新会县南面临海的崖山作最后一搏，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英名，也同时宣告了宋王朝的彻底灭亡。随着元朝的统一，朱初一一家也就由宋朝百姓成了元朝顺民。元朝臣民都被编进固定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有几十种。不同户籍要为国家承担不同供纳和劳役。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每年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可句容县并不出产黄金，朱初一也没淘过黄金，势必要卖掉粮食购买黄金去缴纳。贫家小户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不久便不能支撑。朱初一只好带领全家逃亡。一路辛酸，北行到淮河岸边泗州盱眙县，见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便停下来开荒种地。这时朱五四才八岁，哥哥朱五一十二岁。好在初一有的是力气，两个孩子也能做帮手，第一年就种了十几亩，秋收后，还了种子及借贷利息，勉强能够糊口，而后又继续垦种。在荒僻地方耕种往往能逃避赋役，初一的日子渐渐有些起色。五一、五四都先后讨上了女人。五一的女人娘家姓王，五四的女人娘家姓陈。这位陈姑娘小五四五岁，她的父亲倒是颇有一番阅历。他在南宋末年曾在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当兵，并且参加了崖山之战。战败之后，他侥幸活下来，经历九死一生，神话般地从海上逃回老家扬州。为了躲避元朝兵役，由扬州迁到泗州盱眙县津里镇，靠巫术和卖卜为生。他膝下无子，只生下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季家，朱五四娶得二姑娘。这位二姑娘生性活泼聪明，模样端正，很受父亲钟爱，教她认字，给她讲古来各种故事、各地风土人情，使她出落得越发端庄干练。二姑娘的到来，为朱五四带来说不尽的欢快与幸福。
在那个时代，普通百姓是不能享受平安与美满的。朱家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的聚敛和敲诈就接踵而来。按照元朝规定，淮南淮北的农民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一般是丁税三石，地税每亩三升，丁税是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这对人多地少的贫困户显然是不公平的。像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九石谷，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则每石税再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共七升，这就接近十一石。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一点四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此外，民户还要负担筑城、挑河、运粮、打马草、造船、造甲仗军器等徭役，富裕户要承当里正、主首、社长、看仓库子等职役，这些职役往往承担招待各级来往官员，费用越来越大，他们就渐渐向小户身上摊派转嫁。这样沉重的负担，像朱家这样的贫寒户怎能承受得起呢？待到初一夫妇疾病丧葬之后，家内便一贫如洗，五四兄弟不得不再走父辈的老路，带起家口流浪。这时老大五一已有了三个儿子，大名重一，二名重二，三名重三。五四有一儿一女，儿子取名重四。兄弟俩先逃到五河县，不久，老大带起妻儿单独到濠州钟离县东乡落脚。在钟离，老大再添一子，取名重五。五四在五河稍作停留，又北向流浪至灵壁、虹县，其间又生二儿一女，二儿取名重六，三儿取名重七。七口之家一直在动荡与漂泊中谋生，困难和痛楚是可以想见的。老大捎信给五四，既然在北面也不容易混下去，还不如大家搬在一起，相互还有个照应。五四遂迁到钟离县东乡来。靠着老大和众乡亲的帮助，好容易搭上几间草屋，连租地加开荒，一家大小才算安顿下来。这不，五四的女人又要临产了。添人进口，在高门大户自然是值得庆贺的事，可像朱五四这样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人家，带给他们的却只能是苦涩和忧烦。五四媳妇今年四十五岁了，依然争强好胜。她渴望美好生活的来临，父亲讲述过的那些贩夫走卒落难公子时来运转的故事对她影响太大了，它就像眼下肚子里的小生命，时不时撞击她的心扉，给她以希望，给她以顽强生活的勇气。她幻想着，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说不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这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见一个戴黄帽子穿红衣服的仙人道士从西北来到家南打麦场，将一粒光亮亮的白丸交给她，她吃下去，觉得热气下沉，满口清香，惊喜之间，一觉醒来。她听父亲说起过，怀孕时候梦见和尚道士是好兆头，孩子会大富大贵。她愈想愈觉得甜蜜，颊齿之间真像是留有余香。她急忙把五四弄醒，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梦告诉他。五四的困乏还没有解过来，也不相信有哪位神灵会赐福给他这个苦命的人，所以听来并不在意。但他的女人却是那样的兴奋，还搬过他的脖颈，让他闻闻口中是否有些香气。五四爱他的女人，更可怜她几十年跟着自己受尽煎熬，难得她今天如此兴头，也不好拂她的意，便顺着她搭讪，亲吻一下她的唇颊似乎真有点异样感觉，于是也随之高兴起来。夫妻二人决定，第二天一早，由五四到土地庙去烧炷香，磕个头，请求土地神保佑一家平安，保佑这孩子日后能有好生活。
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五四老汉的小儿子在这打麦场旁的茅屋里降生了。这一天，村里像往常一样的平淡与平静，几天北风刮过，在晴冷的东方天空烧起的红霞铺得更大些，更广些。当时的村民们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茅屋中呱呱坠地的小生命，就是四十年后的开国皇帝。皇帝就是真龙天子，老天爷派到地上来治理百姓的神人，他的从天而降，自然不同凡响。到这时候，人们才恍惚觉得，大元文宗皇帝戊辰年（本年肖龙）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在钟离县东乡所发生的一切，竟是那样的不同寻常，年长于当今皇上的同乡老人，个个都在为那些奇迹出来作证，都在炫耀卖弄自己当时是怎样地躬逢其盛，亲眼目睹。不管是文人骚客还是采风的柱下之史，都是皇帝治下的臣民，有谁不愿意献瑞颂圣，又有谁去愿意考证事情的真伪？于是，关于朱皇上降生前后的种种灵异，便被各种书籍愈来愈详尽地记载并辗转抄录开来。作为明朝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库《明实录》写道：皇帝诞生这一天，“红光满室”，“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入咸疑之”。这类传说，在明代几乎是妇孺皆知，而且情节愈来愈多。嘉靖年间的王文禄将从他母亲那里听到的类似故事做了个系统笔录，取名叫《龙兴慈记》，其中说道：皇帝诞生那天夜间，屋上红光烛天，左旁皇觉寺僧人们，从远处望见，还以为是着了火，天明发人询问，才知道是一个小孩子降生。还说，那天夜间，土地庙中也异香满室，土地神不敢靠近真龙天子，便退避三舍，将土地庙往路东迁徙了几十步，自那以后，土地庙所在的地方数丈方圆寸草不生。
当孩子出生后，到河中去洗浴，恰从远处漂来一方红罗，便取来做了襁褓，后来人们称之为红罗幛。由皇帝的诞生，还联系到祖坟的地脉灵气。说是他的爷爷朱初一曾在盱眙县杨家墩的一个土窝中睡觉，见有两个道士在此经过。一道士指着初一的卧处说：“若葬在此处当出天子。”另一徒儿模样的道士问：“为什么？”答说：“这个地方气暖。你试试看，将这个枯枝插下去，十天以后必能生叶。”说罢，把初一推起，说：“听到我们说的话吗？”初一佯装聋哑。小道士插罢枯枝，二人扬长而去。初一等了十天，见果然生出叶芽，便做个恶作剧，将绿条拔去，另将枯枝插上。两个道士如期而至，小徒问道：“为什么没有长叶？”老道说：“一定是被这个人拔去了。”追问之下，初一只好承认。老道说：“也只好罢了。只是泄了地气，不能由长支传了。”遂大声对初一说：“你有福，死后一定要葬在此地。将来你们家会出真命天子的。”王文禄还说，他的朋友淞江徐献忠也听到过类似的传说，为此专门到泗州初一公（追封明熙祖）熙祖陵做过考察，发现这里龙脉远来，王气攸萃。淮、黄合襟做祭堂，九峰插天为香案，真是灵秀之地。当这些神奇的故事编制附会出来传播开去的时候，朱五四夫妇早已离开了人世，倘使地下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因为他们的见证却完全不是如此。如果这个当初不为人所知的新生儿果真有这些惊天动地的灵异，他们夫妇和他们一家还会受到人们的那些白眼，还会遭受那样惨绝人寰的痛苦吗？
朱五四夫妇为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重八，显然是按兄弟排行起的。当时穷人家的孩子只是依照出生年月、父母年岁或兄弟排行等随便起个名字，哪会像富家子弟那样，由父母再三斟酌或专门请人为孩子命名，做成家中一个隆重礼仪。朱重八后来发达以后几次更换雅名，最后选定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鼎大名。为了前后叙述的统一与方便，本书将不用朱重八这个名字，而直呼朱元璋其名。
元璋出生时，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二人结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王家也就绝户了。这时家里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年纪已大，好歹娶上一房媳妇，但老二老三难望成家，莫说没有姑娘家愿意，就是凭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糊弄上个媳妇，也没住没吃，没钱娶。被逼无奈，俩兄弟只好都出赘给人家做养老女婿。那时候，倒插门是最没出息最为人看不起的，但这样做既有了个家室，也少了两口人的生活费，还少了二丁的重税，一家人也只好忍辱承受了。本来，五四还想把元璋舍给附近的于觉寺做和尚，混口饭吃，但他女人无论怎样也舍不得这个小儿子离开。后来二姐也出嫁了，丈夫叫李贞，是钟离县东乡的渔户。家里大哥那边又生下两个侄儿，仍是七个人的家口，生计艰难。到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元璋十岁的时候，五四老汉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不得不将家搬到钟离县西乡租地耕种。但西乡的土质太差，灌溉条件又不好，一年耕种下来缴了租子落不下几粒粮食，不得已第二年再次迁徙，来到太平乡的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他们一家，吃饭没有粮食，种地没有种子，没有耕牛，当然更没有房子住，真是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一切都要仰赖主人。种主人的地，用主人的牲畜农具，住主人的房子，死后还要葬主人的山场，这样的赤贫佃农与奴仆的地位差不多。男人为主人种地，女人为主人做杂活，孩子们要为主人砍草放牧，还要为主人守家护院，遇有红白喜事要主动前去听候支应，甚至还要穿上白孝衣跪在地上号丧。恰恰这个刘德又是个为富不仁的家伙，对佃户十分苛刻，佃户们种什么、怎么耕种、怎么施肥、怎么浇水，他都训斥干预，庄稼刚要成熟，他就在地里估摸计算，到分成的时候，恨不能连一草一禾都算进去，所以名义上是四六分，他往往要拿到六成多到七成。碰到歉收年景，皇恩浩荡，发下蠲免租税的诏书，他硬说减税不减租，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借你一百，先扣出利息，实际只得八十，到好年景，连本加利上利和租谷一起催缴。元璋一家为刘德忙碌一年，反倒欠下他不少债谷。就是这样，朱五四每逢年节还要拿着一只鸡一坛酒去谢主人的恩德。元璋对刘德的刻薄凶狠，常常背地里咒骂，父亲则总是告诫他：“骂东家是要烂舌头的。再说，不是刘家招揽，我们往哪里去找个吃住的地方去。”他怕孩子们惹事。冒犯了东家，连眼下这条活路也断绝了。但一个娘的孩子生性不一样。刘德的哥哥刘继祖就要宽厚得多，很像他们的父亲刘学老。这位刘老先生曾经做过元朝的总管。原来元朝各地驻军称镇戍军，按万户、千户、百户编制，总管就是万户之下的军阶。刘学老就是汉人军队的万户总管。这位刘总管倒是个见微知著的人，他看到吏贪民困、官场腐败，知道元运将倾，便急流勇退，谢职回乡。他广有田园，是本地有名的富户，却能不暴不戾，不仗势欺人，而把乐善好施、济贫斋僧、广种福田作为晚年的最大乐趣，因此很受乡邻的赞誉和尊重。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刘继祖性情温厚，有乃父之风，也乐于济弱扶贫，朱五四一家就经常受到他的看顾和接济。老二刘德则性情尖苛悭吝，刘学老在世时还有些收敛，现在学老谢世，兄弟分爨，刘继祖也就只好由他。
转眼之间，朱五四在孤庄村又住了六年，元璋已度过了十六个春秋。眼下是顺帝至正三年（1343）。人们常说，十岁八岁花骨朵，十五十六是花季。十五六岁，处在成年以前，得父母的抚爱，未受人世的风霜，真像是春天的花朵。元璋生于赤贫之家，藿葵和粥煮，薪炭仰古槐，难有多少幸福可言，但是父亲疼母亲爱，穷人家的孩子也自有穷人家孩子的娇惯和满足，况且，皇家爱长子，百姓爱小儿，乖巧伶俐的元璋自小从父母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爱怜。母亲从哪里捎回个红枣青杏，白面饽饽，总是给他掖着留着。逢年过节，尽量给他添件新衣服，实在置备不起，哪怕一夜不睡也为他拆洗翻新。父母还把他送到刘家办的蒙学里读了两年书，后来要为东家放牛割草，母亲就教他《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书，还给他讲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元璋在他们放牛的小朋友中是知道得最多又是最会讲会说的人。他也是一个很懂事很疼爱父母哥嫂的孩子，随着年纪渐大，力气渐长，他总是帮着父亲哥哥多干些活，什么苦什么累他都顶得住。十六年，更多的是辛酸痛苦，但也有带涩的温馨、和泪的欢笑，最难得的是父母康健、全家和睦平安。
至正三年（1343），癸未羊年。庄户人家都说，“羊马年好种田，要妨鸡狗那两年”。羊年理应是风调雨顺的好兆头。谁知这年夏季以来滴雨未落，竟是一个多年不遇的干旱荒年。夏麦勉强有收，但稷、黍、谷、豆等秋庄稼便渐渐枯萎了。旁边的濠水断流，田地龟裂，热风扑面。人们望着初升的太阳膜拜，又顶着烈日匍匐在于觉寺佛祖面前，晚间，则在场院筑坛布阵，捉拿扑打旱魃。但一切努力和哀求都得不到任何回报。毒辣辣的太阳烤焦了人们的心，蒸干了人们的汗。八月以后，下过两场小雨，人们补种些荞麦青菜之类，再加上借贷、折卖，好不容易度过了冬荒，可是到了第二年，至正四年（1344）春天，便是在劫难逃了。开春转暖不久，村里不少人就病倒了，高热、咳嗽，眼底和皮肤下面渗出血丝血点。往往是一家几口人先后得病。整个太平乡笼罩在战栗恐怖之中，像是走到了世界的末日。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已经六十四岁，连日的糠菜草根树皮，已经使他极端的虚弱，病魔就先向他袭来，接着是元璋的母亲、大哥和大侄儿。家里没有病人可吃的东西，也没有医药，元璋和大嫂只有加入到祈求神佛保佑的无可奈何的人群。听到父母裂人心肝的阵咳和呻吟，元璋在半夜里默祷上苍，泪如泉涌。四月初六，五四老汉终于摆脱了这个世界加给他的最后折磨，离开了他的妻子儿女。三天以后，四月初九，他的大儿和长孙也随他而去。那已经离去的，逃却了苦海，游魂一缕，缥缥缈缈，不再有什么牵挂和烦恼，他们却把更大的酸痛加给了活着的人。元璋真是痛不欲生，他是眼睁睁看着他的亲人在饥饿病痛的挣扎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但是，他只能压抑住这悲哀，只能偷偷饮泣，不敢放声痛哭，因为他的母亲也已垂危。他卖掉家中所能折变的一切，给母亲买了一口吃的，他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旁。他知道，留给他们母子相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他用对母亲酸楚的一笑，对母亲的一口汤饭，对母亲的一个爱抚，来报答她十七年的疼爱、十七年的养育、十七年的辛酸。他限自己无能，母亲总是教育他，鼓励他，说他一定有出息，可眼前面对就要离他而去的母亲，除去这些，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四月二十二日，这位慈祥和善的母亲紧紧握住元璋的手，也抱恨而逝，但她的嘴边眼角似乎仍然流露出对元璋不尽的诉说和永不消失的期望。到这时候，元璋才第一次想把平生压在胸中所有的屈辱和痛苦一口气告诉母亲。他号啕大哭，发疯似地扑向母亲的怀抱。他小小的年纪，已经厌倦了这个昏暗的世界，恨不能随母亲而去。然而，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人抚摸他的伤痛，安慰他的心灵。而这两间悲凉的茅屋中，现在却有四个可怜的灵魂等待着他去安慰。四月的孤庄村，几乎天天有死亡和哭声，人们的神经已然麻木了。邻近的汪妈妈等几个热心肠的入还是闻声赶了来。他们劝止了全家的哭泣，要他们尽快安排丧葬后事。元璋的二哥、三哥老实木讷，况且已经出赘，大嫂新寡，膝下还有幼小的儿子，元璋虽然只有十七岁，可是精明强干，这时实际成了一家的主心骨。只是家徒四壁，又能作出如何的安排呢？棺椁自然是置不起，连给父母哥哥换一件衣服都做不到，瘟疫荒旱年景也就说不起草草收殓，而只能是入土为安。但是，元璋家地无一垄，到哪里去埋葬呢？照常情，像元璋家这种佃户，田主家是应该给块葬地的。于是，元璋同他的哥哥一起跪拜在刘德的门下，请求恩赐。刘德见这户人家只剩下一个小孩子支撑门户，所欠的债恐怕都难以偿还了，再加上打心里厌恶元璋的刁钻不驯，便放下脸子，不光不给葬地，还把元璋斥骂一顿，逼要欠账。元璋在自撰《皇陵碑》中回忆这段辛酸时写道：“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刘）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家正在唏嘘无奈，邻居刘继祖忽然派儿子刘英把元璋兄弟叫了去，对他们说：“刚才英儿告诉我，二爷不愿意给坟地，你们一定很为难。我已经跟英儿娘商量过，家东那片山地任你们选个地方安葬。安排后事要紧，也不要太难过了。”元璋兄弟给刘继祖和刘妻娄氏千恩万谢地磕了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第二天，天气有些燥热，元璋与哥哥将父母遗体放在两扇捆绑在一起的门板上抬出安葬。走到中途，忽然北风骤起，飘过一片浓云，铜钱般的雨点淅沥落下，溅起一层细土。而后霹雳闪电，风雨大作。元璋他们在刘继袒的地界上急急地往前赶。在跨过一个沟坎时，门板被绊撞，本有些朽烂的绳索一下断开，门板随即落地，泥水一时冲刷下来，泥土松软塌陷，渐渐堆积，元璋他们只好再添些土，也就权且安葬了。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回想起当初草草葬埋的情形，十分伤心，想重新起坟礼葬，“虑泄山川秀气，使体魄不安，益增悲戚”，便就草葬之地修建起巍峨的皇陵，并口授大意，由大学士危素写了《皇陵碑》，十年之后重修皇陵，再次勾起元璋的辛酸，便一字一泪地自撰了《皇陵碑》，来寄托他对父母的深深怀念。
却说当时的孤庄村仍然处在饥荒厉疫之中。刚刚下过的一场雨，并未能解除干旱，而后又是烈日蒸腾。紧接着，那遮天蔽日的蝗虫黑压压飞来，树上、草头、庄稼地里，恨不能把所有青绿色的东西一扫而光。人们跪拜、乞求，好容易哀告离去，可留下的蝗蝻，像大兵过后的留守，继续掠夺搜刮。人们只好纷纷逃亡。元璋再度经历了与哥哥嫂嫂生离死别的锥心之痛。他在亲撰的《皇陵碑》中写道：“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文字虽然朴拙，但那肝肠寸断的悲恸，却读之令人酸鼻。据记载，他的哥哥不久也在乞讨流浪中死去。
只剩下孑然一身，除去身上的破衣烂衫和两间破草屋，元璋已经一无所有，也已经一无牵挂。他步履踉跄，不知不觉又来到父母的坟前。今天是母亲的七日忌辰，他买不起一陌纸钱，只能用他断珠的泪水权作对亡灵的祭奠。他想告诉父母，为了活命，他也只好走了，往后的忌日，他不能为二老磕头了，说不定永远不能回来了。想到这里，又不禁一阵酸楚。一阵啜泣。他埋头趴在坟上，像躺在母亲的怀里，感到疲乏的身体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他实在太累了，渐渐地，他安稳地睡着了。
将近正午时分，元璋被人推醒，来的人是刘继祖的公子刘英、汪妈妈的儿子汪秀和附近村里放牛的伙伴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他们是专门来找元璋的。劝慰一番之后，他们把元璋送回家，刘英从家里拿了点吃的，还背来一袋米。几个人边吃边陪着元璋说话，他们劝元璋不要到外边逃荒，总会有办法的。好在前些天下了一场雨，地里的草芽又渐渐长起来，再开一点荒地，或许可以维持下去。元璋被几个朋友说动了。
靠着刘英不断接济的一点粮食，掺和上野菜草根胡乱下肚，元璋总算有点力气开出一片荒地，种上几垄谷子、豆子、稷子，虽然季节晚了些，好在稀稀落落地出了些苗儿，也给了元璋一点希望。谁知捉弄人的老天再也不落一场雨，有时雷鸣电闪堆上一片乌云，几滴落下，像是敲击着人们的心扉，可转眼一阵风吹过，那利剑般的阳光刺进云幕，很快将它斩破，用灼热的火将它烧毁。元璋和其他人所播种的希望都枯萎死亡了。汪妈妈看着元璋实在可冷，就劝他到于觉寺去出家。并且告诉他，他小的时候，整天哭个不停，肚子胀胀的，不吃东西，还是庙里的和尚给治好的。当时就答应过舍身。现在何不求了那里的长老，舍到寺里，一来还了愿，二来也有个安顿。元璋现在孤身一人，无非是讨个活命，混口饭吃，只要不是下油锅进地狱，哪里还说得上有能去不能去的地方。汪妈妈也便托了人情，求了于觉寺的高彬长老，很快就说妥了。
转眼又是九月，昨天是元璋十七岁生日。今天，九月十九日一早，汪妈妈准备了香烛，还给元璋拆洗缝补了衣服，便让儿子汪秀伴送到于觉寺去。元璋觉得，眼前的这位老妈妈就像他慈祥的母亲，他深深地一跪，想说的话都在呜咽哽咽之中了。
于觉寺，后来改名于皇寺，皇觉寺，龙兴寺。说建于宋朝，金兵与元兵南下两度遭到破坏。眼下这个庙宇是元朝初年由一个叫僧宣的人在废墟上重建的。它坐落在钟离县太平乡东十四五里，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高高的台基上松柏苍郁，青瓦红墙，也算得当地一景。它平日烟火很盛，就像汪妈妈给元璋选定的这个日子，九月十九，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涅檠日，在往年一定是香烟缭绕，人群杂沓。其他，像二月十九观世音生日，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坐化日，四月初八浴佛节等，无不是于觉寺僧众和附近村民盛大的节日。但是，今天这里却十分冷清。不见一个上香的人，连庙门都没有开。元璋爬上台阶，只见山门的釉彩剥落，山门旁的一副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字迹也有些模糊。出来开门的是一个懒散疲惫的中年僧人。他把汪秀挡在门外，单独带元璋进去。元璋小时候随大人来过于觉寺，后来也同人一起来求过佛，烧过香。这座寺院的大门实际是一座殿，有三个门，人们都叫它三门殿，里面供的是两尊恶颜怒目手执金刚杵的金刚力士，他们是护法神，也是寺院的警卫和保护神。元璋记得，他第一次来这里时，几乎被这两个奇形怪面给吓坏了。走过山门，是一个大院落，栽有许多苍松翠柏。只是今天看来，它们已不是蓊郁油绿，而呈现出昏黄的颜色。院落那面，是前大殿，也叫天王殿。最奇怪的是天王殿中间两尊神像背靠着背。听人说，面朝南的这一尊就是大肚子弥勒佛，笑眯眯的挺招人喜欢。背靠着他面朝北的叫韦驮菩萨，也是手执宝杵。在弥勒佛两旁，则是镇守佛门的四大天王，也称四大金刚。与天王殿相对的，就是于觉寺的正殿大雄宝殿，供的是佛教开山释迦牟尼佛。他结跏趺坐，左手横放，右臂上举，手指曲做环形，眼睑微垂，像是对佛门弟子阐说摆脱人世之苦共度慈航的真谛。在释迦牟尼佛两旁侍立的，据说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前面说的那位天王殿中面北侍立的韦驮尊者，也是为释迦如来佛担负护卫任务的。可以想象，在如来佛面前走过的每一个人都逃不过他监视的眼睛。大雄宝殿与天王殿中间的两侧，是东西配殿，东配殿称伽蓝殿，殿正中供奉的神是古印度的波斯匿王，旁边两个侍者，左边是王太子祗陀，右边是拘萨罗国的给孤独长者。据说，他们二人曾经施舍舍卫城的花园供释迦牟尼作为说法传道场所。西配殿叫祖师殿，正中供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达摩左边是禅宗六祖慧能禅师，右边是为禅宗制定清规戒律的百丈怀海禅师。往常这些殿堂里都有不少香客出入，香烟会从殿内溢出，散布于整个院落，从外边也会看到里面摇曳的烛光。今天则到处都是静悄悄死沉沉的。他们从正殿边的侧门继续往北走，便是僧徒们活动的场所了。元璋远远就望见了写着“法堂”二字的匾额。踏过门槛，但见堂正中高台上放一把座椅，台下边是一些棉布做成的蒲团，有的已经破烂，绽出棉絮。周围摆放的塑像则不知是哪些尊神，听人说里面供着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也未能深考。见有几个和尚双手合十，在蒲团打坐，还有几个像是姗姗来迟。
元璋被领在法堂一角，垂首站立。过了一会儿，一个年长和尚被请了进来，慢步走向高台椅子上坐定，这自然就是高彬住持了。依照带他进来的那位中年和尚的预先教导，元璋向前施了礼。其他十几个和尚也都垂首站起。高彬则是双目微闭，手持佛珠，显出一脸的尊严。好大一会儿，他像是看了元璋一眼，吩咐一句：“去吧。”元璋就被领出去落了发，换上一件黑色破旧袈裟，又来到法堂前。按照往常规矩，要由住持给“燕顶”，即在头顶上用香烧出疤痕，用来表示偿清一切业障之债、永远解脱一切烦恼的决心，所谓“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长揖世间永脱诸漏”。这种燕顶的仪式，在唐、宋时代并不流行，在元代便相当普遍。比元璋早进寺的和尚多受过燕顶之戒，但也并不严格。今天法仪草率，也就一切从简了。只听高彬长老刻板地说念道：“出家人，清净慈善为本，不可起恶念，作恶行，尤不可得罪官府。佛授十戒：曰不杀生、不偷窃、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食肉，不涂饰香鬘、不歌舞观听、不眠坐高广严丽床座、不食非时食、不畜金银宝。这些你都能做到吗？”元璋听来似懂非懂，便含混答道：“能做到。”然后给高彬磕了头。这个拜师与受戒仪式就算结束了。随之与各师兄行相见合十礼，再由大师兄带领到各殿礼佛。从此，元璋就算是受过十戒的小沙弥了。
佛教讲世法平等，但和尚世界的寺庙中就很不平等。我们看元末明初与元璋差不多同时代人施耐庵笔下《水浒传》所写东京大相国寺的情况：在住持长老之外，寺一级的紧要职务有维那、侍者、书记、首座。分管寺里财物的有都寺、监寺、提点、院主，招待来往众僧、客官的叫知客，管经藏的叫藏主，管殿堂的叫殿主，管阁的叫阁主，管化缘的叫化主，管浴堂的叫浴主，这是中等职事，中级干部。还有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厕所的净头，管菜园的菜头，这都是末等职事，下级干部。花和尚鲁智深带着大相国寺长老的师兄五台山文殊院住持长老的书信人情，才被派了个菜头差使，可见等级是何等森严。现在元璋出家的这个于觉寺僧众少，规模小，自然没有那样的严密和气派。但老和尚压小和尚、旧和尚压新和尚却是毫无二致。元璋的到来，这每天早起撞钟上香的差使便有人解脱了。所有老资格的人，都可以从容地听到钟声再起身洗漱。当元璋再撞第二遍钟的时候，这些人才在首座的带领下到各殿堂礼拜。拜毕，原理应该到法堂展卷诵经，因为年景不好，佛门冷落，高彬法师失于督责，这诵经的功课也敷衍马虎，晚间的打坐和诵佛号更是作辍无常。饥饿疲倦，他们更乐得早入梦乡。可是，元璋有几次起晚了，误了撞钟和上香的时辰，却硬是严格地在佛前罚了跪。清扫院落和殿堂也是和尚们的常课，他们也往往把最脏最累的活让元璋去干。也难怪这些师兄们。原来庙里香火旺，常有施主舍米、舍面、舍油，上供，出外化缘也能满载而归，倘若到附近村镇念个倒头经，做一些法事，则收获会更多。因此，尽管寺里规定每日两餐粥，肚里总能填得饱饱的。现在可好，只靠这两餐粥过活，而且越来越稀，怎么能顶得住。他们对师父一家妻子儿女每日煎煎炒炒馋涎欲滴，也暗生怨气，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就把气出在元璋身上，认为师父收留元璋，是他们的僧粥每况愈下的直接原因。
其实高彬收揽元璋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要这个贫苦无依的孩子服服帖帖做他家的童仆。原来这个高彬长老是个有家室的人。这种身居佛国而娶妻生子的情况在元朝极为普遍。这些寺庙住持僧拥妻抱子，同时把持着国家赐予或施主布施的田产，搞租佃经营，有的还放高利贷，开店铺，可谓贪财网利，恣为淫欲。如此地破坏戒律，照佛家说法，是要下阿鼻地狱的，哪里还有什么往生乐土，摘取阿罗汉果？这个于觉寺虽然田产不多，也有十几家佃户，他们与世俗地主实在没有多少区别。高彬之所以收元璋为徒，也像大户人家在荒年才买奴婢，所以元璋除干寺里的活，还要为他家担水劈柴、喂鸡放鹅，几乎无所不做。
低眉弯腰，劳苦疲乏，还要受师父责骂、师兄刁难，元璋过得十分烦闷。他开始羡慕大墙外面的生活，特别怀念与少年伙伴们一起放牛、一起割草的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那时有刘英、汪秀，还有邻村的汤和、周兴祖、谢彦、徐达等，经常有十几个孩子。元璋因为肚里故事多，心里点子多，又会领着大家玩，所以做了孩子们的首领。遇到大家拿着一根树枝当做戈矛相互追逐，他总是把他们分成几拨，指派头目，订立规则，各占高坡，以定胜负。有时，他以龙骨水车的破幅板系上青草编的绳子套在头上，说这叫平天冠，是皇上戴的帽子，然后把幅板一劈两开，分给小朋友每人一块，说这叫笏板，他端坐在高台上，让他们扮演朝见皇帝的把戏，逗得大家乐不可支。他还闹过一次更大的恶作剧。那是五年前初秋的一个下午，大家草割得不少，有些累了，肚子里饿得咕噜直响，就打起空口牙祭，这个说米饭香，那个说白馍甜，牛肉、猪肉、羊肉的，任嘴乱说，越说越饿，越饿越流口水。要是在临近收获季节，他们会用土块垒起地窑，秋季采些青豆、夏季捋些麦穗什么的，烧个喷喷香，然后你抓我抢地下肚。可现在却是什么都未成熟。怎么办呢？元璋看到眼前这个小牛犊，眼睛一亮。想起刘德平日待他们一家的凶狠，也就把气出在他家的牛身上。于是提议把这个黑牛犊宰了烤着吃。众人一听，个个拍手叫好。搬头的搬头，抓腿的抓腿，镰刀棍棒一齐上，不大工夫就剥了，烤了，吃了。一直吃到日落西山，吃得一个个满嘴流油，多数孩子恐怕是平生第一顿美餐。但当大家心满意足之后，才想到无法向刘德交代，感到大事不好，不免惊慌起来。这时元璋倒十分镇静。他让人把现场收拾干净，将牛尾巴拴在一根枯树根上，掩了土，嘱咐大家如此如此。待到天黑刘德找来，元璋一口咬定牛钻进地里去了，其他人都随声附和。刘德拽拽牛尾巴，拽不动，猛一用力，一屁股坐在地上，将一个带血牛尾巴拉出。刘德恼羞成怒，抓住元璋便打。元璋咬定牙根，一声不吭。后来，多亏刘英求情，刘德才停手，不过他还是拉着元璋到朱家骂了一顿，五四不得已答应多缴一石租谷才算完事。这件事过罢，小朋友们觉得隗对元璋，对他的仗义担事更为佩服，元璋的话就更灵更有威信，一直到长大，他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那些日子是多么令人眷恋和神往啊。现在，一领袈裟，一围高墙，把他们永远地隔绝了。而眼下这些秃顶黑衣人……元璋有些懊丧和气愤。
这一天，元璋扫完了院子，又被支使去打扫殿堂，那怒目圆睁的韦驮大士、一脸和善的释迦老祖等大佛的灰尘还好清扫，可耳房里的一些小佛爷，排得紧紧密密，却碍手碍脚。元璋一一气之下，把他们用箩筐统统拖了出来。还有一个佛像面前的蜡烛被老鼠咬坏，元璋便找只笔在他背上写了“发去三千里”几个字。此事传到高彬耳朵里，少不得又是一场责骂。后来这个故事有所演义，说是元璋扫殿宇时，喝令众佛躲开，他们便都左摇右晃自个走到院子里去，那个被发配充军的佛尊晚上托梦给僧人，僧人告诉元璋，元璋说：“给他闹着玩的。那就放了吧。”当晚佛尊又向僧人道了谢。还说，元璋曾为高彬外出放鹅，他衣单身寒，心里烦闷，就在鹅群四周撒泡尿将它们围起来，自己找个地方去玩，鹅竟终日不敢出圈，有时又按鹅的颜色分队排列，让白鹅一队，黑鹅一队，它们便各自乖乖听命。有一个花鹅在中间鸣叫走动，不知所属，引得元璋开怀大笑。透过这些传说，可以想见，元璋青少年时候一定是好做恶作剧，性格顽皮。处在极端的困苦与厄难之中，这种乐观向上、对周围恶劣环境的调侃与对抗，正是一个人能够走出逆境的最宝贵最可爱的素质。
钟离县的旱隋没有扭转的迹象，多数地块的冬小麦没能播种。于觉寺的佃户大部分逃亡了。高彬不能不为他的妻儿留条后路。十一月初，他正式告诉徒儿们，寺内罢粥，要他们各寻生路。这时，元璋入寺才五十天，经文没念上一卷，各种杂活倒做了不少。他这个受过十戒的小沙弥，实在和没有落发的寺内童仆没什么区别，所以元璋后来说，这期间他在于觉寺做了五十天行童。
离开于觉寺，“归无所恃，出无所怙”。天地虽宽，难容孑然一身。听人们说，南边巢湖边年景还好，便背上两件破旧衣服，托一个粗瓷僧钵，撩起袈裟的一角，沿着南伸的没有尽头的黄沙尘道，惘然走去。
这是元璋第一次离家远游。说是十七岁，实际在这个苦难的人世间也只熬过十六个整年头。他还是个孩子，一个被皇天后土神佛菩萨春花秋月阳光雨露遗弃了的孩子。一个人踽踽前行，四望尘沙漫漫，不见一点生气。回头望望家乡的村庄，望望于觉寺，已然隐约模糊。走着走着，四周一时非常寂静，听得见耳旁的微风，身后细碎的脚步。前方将落的日头血红血红，背后的冷风吹透了衣裳，他悲凉的心像是在滴着血，瑟瑟抖动。已经闻到了墟里炊烟的气味，但他还必须紧赶几步，找一个住宿之处。这是他第一次为一块遮风蔽寒的宿地心里着慌。这个村子他叫不出名字，好像也有不少人家逃难去了，他见到不少房子门户洞开，门板大约不知被什么人拆走了，因而找一些柴草囫囵住一宿没有什么困难。从家里带来的一点干粮还没吃完，一切也就将就了。
前面已经走到定远县界。这里年景似乎比钟离县要好些，元璋包袱里最后一口干粮也吃光了。无论怎样难于开口，他也必须靠化缘为生了。化缘，也称叫花子，就是僧人讨饭。讨饭的，在那时有各色人等，各种讨法。最常见的，是逢旱遇涝、灾祸临身或孤儿寡母、年关且近，左手一根打狗棒，右手一个破筐篮，篮内一个半边碗，临到人家吃饭的时候，叔婶爷娘，沿门乞怜，要得一口半碗。还有的是失了土地，生活无着，靠乞讨为生，或妻子老小，度日艰难，趁农闲定时乞讨，作为补贴生计的一种手段。为了生存，他们当中较强悍的部分，往往成帮结伙，各推头领，各占码头，组成所谓的丐帮。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有许多人能说会唱，进了人家门院，专说各种吉庆话。有哪里要娶妻嫁女，铺店开张，或出大殡发大丧，他们必然闻风而至，靠给人家喝个彩头，博得些许残羹冷炙。盲人乞讨则常与说唱卖卜相结合，碰上好心的村姑老妪，或者倒有一碗热汤、热饭。僧人叫花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也看着人家的炊烟行动，但乞讨的信号不是哀恳，不是说唱，而是敲响木鱼。很多人家或者是因为穷困，或者是因为悭吝，任凭你哀中带泪，泪中带血，任凭你将木鱼敲破，总把你堵在门外。更可怕的是那些高门大户的恶狗，听不得木鱼声和乞讨声，见着衣服褴褛的人就猛扑上去，真是所谓：敬富的，狗咬穷的。一般讨饭人那根打狗棒，实际并不敢打人家的狗，但至少还可以稍作抵挡，或者吓一吓那些癞皮狗，元璋的木鱼却无法兼备这个功能，所以几次被恶狗撕破了袈裟，咬伤了腿脚。起初几天，每逢乞讨，都心里一阵紧缩，但狼恶虎恶没饿恶，饥饿的驱迫，使他忘记了一切羞辱，一切危险，使他学会了适应各种环境。渐渐地，他没有了怨恨，没有了眼泪，没有了悲哀，他开始学习怎样去应付这大干世界、百态人生。北风刺骨，大雪纷扬，他可以在碾房磨道蜷缩一宿，也能够找到一个好心的老人留他三天五日。他知道哪些人乐于斋饭布施，也看得出哪些面孔常存恶意。他常常脱掉袈裟，穿上破烂的窄衣短袖，为人家劈柴挑水，换得一单半棉，三升两斗，又常常穿起袈裟，在暮色苍茫中急投禅院，并哄得大小沙弥欢天喜地。遇到云水漂泊三教九流的人，则朝聚暮散。但就在这聚聚散散之间，彼此间给了多少温暖、多少关怀、多少理解，很多还成为终身怀念的朋友。这一天，走过定远县界，到了庐州地面，从近旁岔道上走过两个道士，相互问候之后，原来都是云游无根之人，便一路同行。大家说些沿途见闻、州县风光、世故人情，还有什么刘邦、刘秀、卧龙、凤雏，倒也少了些脚下的困乏、身上的单寒。看着天色向晚，化了点布施，便一同歇在了村边的土地庙。躺下不久，元璋忽然觉得寒冷逼人，浑身滚烫，接着便说起胡话。幸亏了这两个道士患难中仗义相救，一晚上精心照顾，弄点柴草烤暖了屋子，用庙里的铜香炉烧了口热水，还把身上的外衣脱下给这个可冷的小老弟盖上。第二天，他们分头布斋哀求，一些软心肠的老人给送来了姜汤热水，煎了葱白芦根，才转危为安。之后，他们又扶持元璋前行，在一座佛寺中安顿，最终度过了这场灾厄。可真是命不该绝。倘若不遇上这两个道士，说不定元璋就一命呜呼了。那样，明朝臣民当是另一番情景。难怪明代的史家们把这两个道士说成是暗地保护元璋的紫衣仙人。
第二年春天，元璋离开了庐州府城，来到巢湖岸边。第一次面对浩渺烟波，似乎整个大地都浮动起来，元璋有说不出的兴奋与开阔。沿岸有许多以船为家的渔民，性隋爽直剽悍，元璋很快交结了些青年朋友。他随他们扬帆远航，学划桨，学撒网，学用渔叉叉鱼。收缆归岸之后，还一起习练拳棒。习刀弄枪在世祖皇帝时候是悬为禁条的，但眼下的皇帝只顾吃喝玩乐，不大过问朝政，这禁令也就不那么严格了。
元璋又一路西去，到达庐州府的六安州，已是初夏天气，身上的一领破单布袈裟像一件棉袍，捂得汗流浃背，让人烦躁，索性脱下来，放进包裹里。赤着上身，走起来显得轻松自在多了。他从一个人身旁擦肩走过，回头一瞥，见是一个穿着长衫儒者模样的老人，脸色涨红，汗从额头流下，身上背着一个箱子，大约是书籍，走起来很吃力的样子。元璋停下脚步，帮他背起箱子，老人很高兴。前面就是殊砂镇，二人走到镇中一棵大槐树下休息。老人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眼前这个好心的小伙子，只见他宽宽的前额向前隆起，长长的下巴明显上翘，垂鼻方孔，眼睛大而有神，脸像一个银元宝形，又有峰峦叠起之概。在普通人的眼睛里，这不是一个英俊的面容，但在相书上。却是龙凤之姿、富贵之相。他又问了元璋的生辰八字，沉吟一阵，做出很惊奇的样子，肃然说道：“在我眼睛里看过的人多了，相和命都无法与你相比。你要善自珍重。”元璋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心里想，就我这张脸，因为长得古怪些，惹出多少麻烦。好多人说我丑，带着妨娘妨爹的穷命，连姑娘们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有的人又拿我开心，小时候家乡看相的郭山甫就说我贵不可言。真是天晓得。再说，我外公就会拆字算命，怎么就没说过我命好。虽然如此琢磨，但好歹得个彩头，总比说你是饿鬼转世的晦气话好得多吧，因此也隐隐有些高兴。老人告诉他，此次出行，利往西北，不利东南，元璋便乖乖地听从，甘愿借这位江湖术士的吉言。
从这时到至正七年（1347）的三年中，元璋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河南南部的山山水水，而更多地活动在汝宁府光山、固始、息县、确山、汝阳、颍州一带。这里是淮河上游和大别山、桐柏山余脉延伸之处，自古号称兵戎之地，官府称之为盗贼出没之所。平原地区，地多泽如，芦苇茂密，是所谓萑苻藏身的好地方。南部山麓，则往往地险林深，狼嚎猿啼。元璋曾沿着大别山脚一直西行。在重峦叠嶂中，只影孤魂，虽然无须担心强人出没，还是怕做了虎狼的腹中之物。元璋后来形容他此行的情况说：“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快佯。”也实在是受尽了山涧崎曲的凄清与孤苦。那一天，他攀缘数十里，爬上固始县南部的金刚台山。见山顶一片开阔，周围有十几里方圆，而且土质肥沃，溪水流淌。他想，倘若在这里安营扎寨，足以屯驻数干部队，真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还登上过确山、桐柏之间的栲栳山。说起这栲栳山，其险峻与金刚台相似，山峦起伏，逶迤数百里不绝。元璋听人说，唐朝吴元济作乱曾经据此而得淮、蔡，山中残留的这些城墙、台基、栏杆、石址等，就是吴氏的旧迹。但是奉命讨吴元济的唐邓节度使李想，对士兵推诚相待，又洞晓敌人内情与山川险易，于是雪夜下蔡州（今汝南县，元朝汝阳县），一举擒获吴元济。听着沿途人们所讲述的历史故事、古迹名胜，饱览这雄伟的山川，峥嵘的丘壑，元璋暂时地忘记了一路的惊险与疲乏，使心胸为之一舒。
元璋几年来的流浪生活，尝尽了人世的辛酸，也看到各地百姓同样的困苦。到处是衣服褴褛，到处是面色如土，春逐野菜，秋食草根，稍遇凶荒，便见成群结队的逃难人群。百姓们但知道官府的聚敛，不见朝廷能给予什么安抚。他们只有把满腹的希望寄予神灵佛祖菩萨的保佑。元璋发现，自巢湖边的庐州、六安到河南的汝宁府，一路走来，除去各大小寺院虔诚的善男信女之外，百姓们普遍信仰白莲教。在这些信徒中，有穷苦百姓，也有些是当地大户，他们捐田产，起庵堂，塑佛像，往往成为庵堂寺主。他们虽为佛门弟子，白莲教主，但都是娶妻生子“在家出家”的“不剃染道人”。自然他的徒众也都是有家室不落发的。没有了在家出家的界限，就更容易获得普通百姓的信仰。在这些地区，往往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男女百姓们“夜聚晓散，”“男女混杂”，烧香诵佛。元璋作为一个游方僧人，也是佛门徒儿徒孙，自然被这些教徒们看成是道友善士，很容易地成了其中的一员。
说起白莲教，可是历史久远了。他是佛教净土宗的一支。释迦牟尼灭度七百年后，南印度高僧龙树放托佛说，造《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及《观无量寿经》，提倡净土境界，可以说是净土宗的源头。东晋名僧释道安作《净土论》，做了中国净土宗的创始人。道安的大弟子慧远在庐山建东林寺，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邀集名士僧众一百二十多人结白莲社，同修净土，在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像前立誓，期望永生西方净土，使弥陀净土宗开始流传，从而也开了白莲教滥觞。
白莲教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正式产生在南宋初年。他的创始人是吴郡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茅子元。他十九岁在延祥寺落发修行，修止观禅法。南宋高宗绍兴初年一天，他于禅定中听到乌鸦叫声，恍然有悟，即口诵偈言：“二十余年纸上寻，寻来寻去转沉吟，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几年后，他便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堂，自称白莲导师，坐受同修净业的诸男女弟子的跪拜。孝宗时候，作为太上皇的宋高宗，曾召茅子元到京城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赐号白莲导师，慈宗照主，自此白莲教宗风大振。
自隋唐以来，净土宗信仰越来越普遍。它有三大支派，有信仰天上（兜率天）净土的弥勒净土宗，有信仰西方净土的弥陀净土宗，有信仰东方净琉璃的药师琉璃光如来东方净土宗。真正争得广泛信徒的，是慧远所倡导的西方弥陀佛净土宗。它宣称，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得八十亿微妙功德。只要勤念阿弥陀佛，死后便可以往生西方净土。他们劝导人们说：西方净业，修者不难，也不妨碍一切俗事，在官不妨职业，在士不妨修读，在农不妨耕种，在公门不妨事上，在僧徒不妨参禅。一切所为，皆不相妨。它的修持工夫，见于早晨一茶之顷，便可以为万劫不坏之资，人们何为而不修呢？正因为这种修道方法形式简单、成佛快速，至少能在很短时间内得到心灵安慰，所以唐宋时期在官僚士人和普通百姓中结社念佛的风气很盛。南宋茅子元所创立的白莲教也是念阿弥陀佛，修西方净土，但它已不是一种具有相同信仰的松散结社，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教教团。他严格师徒、宗门关系，规定以“普、觉、妙、道”四个字为信徒们的起名与行辈的依据，以便把四方教徒连为一体，结为一宗。但教徒又不必出家，其布道方式和语言，又进一步通俗化、大众化，礼佛忏悔的仪式也进一步简单，这就更加方便了下层百姓的信仰。元朝蒙古人信仰喇嘛教，同时提倡汉族佛教，白蓬教也在扶持之列。元成宗大德年间的刘埙这样记载：“远公（慧远）开莲社，更（经）数十代，历十数百载，远矣而寝（渐）盛。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佛堂）栋宇宏丽，（佛）象设严整，乃至与梵宫（大佛寺）道殿（大道观）匹敌。盖诚盛矣”。元英宗至治年间吴澄也说：“佛法之外，号日莲教。历千年而其教弥（更加）盛，礼佛之屋遍天下。”元代是白莲教发展期。
有人世的烦恼痛苦才有救苦救难的佛祖菩萨。佛祖菩萨正是用人间的苦难做泥土塑造而成。所以说宗教是苦难者的叹息，又是他们的鸦片烟。穷愁潦倒，百无聊赖，抽一口鸦片，麻醉一下神经，也确能得到暂时的解脱，安抚灼伤的心灵。倘醉而复醒，依然饥肠辘辘，说不定反会增加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隐痛。佛说西方净土“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种种受用，一切丰足”，更与眼前世界的种种不平和灾难形成强烈反差。这个时候，有谁在那些匍匐于佛祖脚下心怀愤懑的人群中扬言，某个欺压百姓的土豪恶霸或虎官狼吏死于非命、家遭天火，是佛祖显灵，人们大概会感到满足，认为是受了佛祖的庇护和疼爱，而不会认为佛祖违反了他自己制定的不杀生的戒条。再进一步，倘使哪一个教主设法显些“神通”，自称是哪位佛尊转世来搭救一方百姓，又有谁能保证这些善男信女不就是犯上作乱之民呢？打破了分散的个体家族分布，形成自发的群众集会结社，而他们中差不多每个人又都是满腹愁怨，这本身就可能是一座活火山。不是佛祖菩萨生就了反骨，而是他们的这些善男信女有着改变现实生活的强烈愿望。元朝末年有一个大学问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朝廷或恶棍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所谓“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好比是药之在炮未有火以发之也。这就是向当局警告火炮引发的危险。那么白莲教与阿弥陀佛则极易成为引爆的导火索。
把广大贫苦百姓团聚在一起的白莲教，往往做了农民造反的一种发动组织形式，所以自南宋末年以来当局对白莲教便屡弛屡禁。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江西抚州官府曾没收了当地白莲教堂的产业，并“除其妖邪，毁其巢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县的杜万一等在白莲教名义下作乱，也使白莲教一度遭禁。武宗至大年间的禁令执行得最为严厉，以至“燃一香、点一烛，而小吏巡军见之，便以犯禁之罪加之，乘时胁诈，靡不至焉。甚者，拆其堂，毁其象，破散其财者有诸”。不过，白莲教毕竟是一种当权者可以利用的宗教，故而经过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主普度在上层的奔走，三年之后，至大四年（1311）新即位的元仁宗又批准了白莲教的合法活动。圣旨称：“白莲教和尚每（们），清信的优婆塞（在家奉佛的男子）每，似在先那一等夜聚晓散的勾当休作者，各自庵堂在家，依着在先远公（慧远）法师起立来的体例，供养念阿弥陀佛，精持斋戒的勾当休叫断绝了，与俺们根底祈福祝寿者。”有皇帝圣旨作护法，白莲教进一步恢复与发展起来。据《元史》记载，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发布过一次“禁白莲佛事”的命令，但白莲教在江河南北滋生蔓延，已是禁不胜禁了。
中国的老百姓是万物有灵论的泛神主义者，在一教一宗的信仰中往往供奉他教他宗的神灵。在他们看来，凡是神灵都是值得敬畏的，如同里长、军爷、县令具有同等的权威一样。所以，白莲教在传播过程中，除去阿弥陀佛之外，又逐渐请来了其他佛尊，甚至其他鬼神。这种况在元代已十分明显。元仁宗时候的普度曾说：“夫白莲正法，以本性弥陀为体，念佛信愿为宗”，“比来学者迷失宗旨，贪著事相，不遵教典，向外妄为，心眼不明，竟称师长，实法门中一弊事也。或搜鬼窍有若师巫，或称弥勒下生，或言诸天附体”。说明，弥勒佛下生之说当时已经成为很多白莲教派的教义。元璋在河南时就听人们说起过赵丑厮、郭菩萨、棒胡这些白莲教首托言弥勒佛的故事。那赵丑厮、郭菩萨都是汝宁府息县人，他们在泰定二年（1325，）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被官府捕杀。棒胡，原名胡闰儿，本是河南陈州（今淮阳县）人，身材魁梧，喜欢练习武艺，一根六七尺长的棒舞动起来飞光闪电，进退击技如神，远近都称他棒胡，是河南很有影响的一个白莲教主。陈州、鹿邑、信阳等地都有他的徒众。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他也称弥勒佛降世在信阳造反，他的其他部众攻破归德府鹿邑县，焚烧了汴梁府的陈州，震动了整个河南。百姓们至今都能绘声绘色地为元璋描述十年前那些白莲教兄弟们背插小旗、手持枪棒、口呼佛号与官军拼杀的情景，使入明显地感受到河南自莲教徒对弥勒佛的深厚信仰。
说到这位弥勒佛，元璋在佛寺中见过他的不少塑像，也听到过他的不少故事。据说，弥勒佛是西方一个小国的国王，曾听释迦牟尼佛说法。释迦牟尼佛灭度前，曾说，若干亿万年以后，弥勒会转世成佛，拯救众生。元璋当时见到一些寺庙中头戴奉天冠的坐像，就是这位西天弥勒佛的金身。不过元璋见的最多的却是身背一个布袋的大肚皮弥勒佛。人们告诉他，这个布袋弥勒佛原是四百多年前中国五代时候一个游方僧叫契此，他大腹便便，笑口常开，容貌丑陋，常用一根木棍挑一个装用具的布袋，随处坐卧，四方化缘，人称布袋和尚。后梁贞明三年（917），他坐在岳林寺的石头上自称是弥勒佛转世，并唱偈道：“弥勒真弥勒，分身干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唱罢，闭目而逝。从此布袋和尚弥勒转世之说风动远近，布袋弥勒的塑像就流行开来。这个故事，曾经给元璋带来某些幻觉和几分安慰，觉得自己就有点儿像当年那个布袋和尚，然而随即又哑然失笑，暗骂自己穷极无聊。现在见到这里的百姓们对弥勒佛如此虔诚，心下也真有些疑惑了。难道佛祖菩萨真的能救苦救难？佛说的西方乐土果真存在吗？佛说的光明世界真会在眼前出现吗？想想几年跋涉中所经历的世态冷暖，看看眼下的虎官狼吏、高门朱户，那些草舍贫窭，那些同自己一样的讨翁乞儿，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至正七年（1347）秋，汝、颍一带年景不好。听人说，家乡已经度过了灾荒，好多人都回到故里了。出家人以释氏为姓，山居野处，自当了却俗缘，不以家乡为念，但不知怎么，近来他偶尔听到三句两声乡语乡音，都备感亲切，那濠水的波浪、冈阜的泥土，那佛心的汪妈妈、要好的少年朋友，家乡的一草一木，甚至那枯寂的于觉寺，都常常闯进他的梦乡。元璋决定返回钟离县他阔别三年的故乡。
元璋也并未想六根清净，割断俗缘，回到家乡，他急切地看望了汪妈妈，刘继祖，他的少年朋友，他的嫂嫂和侄子。当他由一个孱弱的孩子变成一个二十岁的粗壮汉子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彼此都恍若一梦，悲喜交加。元璋回到于觉寺，高彬长老以及早到的几个师兄都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就坚定了元璋继续留在寺里的决心。寺里的香客烟火又渐渐兴盛起来。高彬长老时时登坛说法，那些师兄也愿意将那《金刚经》、《坛经》、《法华经》等字教句解地传授给他。元璋对《坛经》中所载慧能一个卖柴夫，一个寺院糟房踏碓劈柴的行童，终能悟入佛法，成为禅宗六祖，极为钦佩，所以对《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特别感兴趣，因而能够出口成诵。慧能迁化（死）时，与众僧诀别的一段教言更时常萦回在他的脑际：“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从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联想到自己的种种经历，元璋对此似乎有了某些领悟，但悟在哪里，他还触不到痛处、搔不到痒处。
自隋唐以来，释教、道教与儒学儒教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中逐渐互相融合。宋元时期就有人高唱三教合一。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三教大师们往往以触通儒佛道三家的学问相标榜。所以佛寺也藏儒、道的书，和尚们，也读老子《道德经》、孔子《论语》、孟轲《孟子》等，正像士大夫研习佛老一样。这样，佛堂实际上成了一所学校。元璋也因此能在学识字读佛经之外，向人们请教其他知识，佛寺还是人们求签问卜的地方，和尚们往往兼通卜筮。于觉寺的签据说就很灵，常常吸引远近客人求问吉凶。元璋因此而学习卜筮之法。
说起卜筮，可真是源远流长。殷商文化就是一种卜筮文化，留到现在的甲骨文就是当时的卜筮遗迹。人们将龟甲牛骨凿一个洞放在火上烤，从纹理的变化，看神灵启示的吉凶，同时把这个卜筮的全过程用文字刻在甲骨上，这就是现在所说的甲骨文。这种办法，自然是太繁难，而后渐渐弃而不用。到周代便盛行一种蓍草卜。《周易》就是周代盛行的一部蓍卜用的占卜书。这种蓍草卜的起卦方法在《周易·系辞上》中有说明。后来的各种占卜方法基本上都是对《周易》的推衍。如宋元流行的火珠林占法，就是将数蓍草的起卦方法，改成掷铜钱起卦的方法。还有的把六十四卦写在竹签上，用抽签起卦，就更简易直接了。此外还有批八字起卦，即以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