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隆隆——轰隆隆——一声声惊雷，接连不断地滚过天空。
刘基正在午睡，突然被响雷惊醒。趿着鞋来到窗前一看，乌云低垂，大地幽暗。一阵狂风卷来，大树弯腰，风沙弥漫。一场大雨就要来了。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孩子似的，扶着窗台高声喊了起来：
“望穿双眼的好雨呀，赶快来吧！”
喊声甫歇，一声炸雷爆响，瓢泼的大雨，倾泻而下。花园一片迷蒙，檐前滴水如注……
“搭救黎民苍生的好雨呦！”刘基手拍着窗槛，双眼溢出了热泪。
“俗话说，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场久旱的甘霖，胜似任何之喜呦！”
“哈哈，父亲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刘琏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刘基的身后，“这一回，皇上也不用老揪着父亲不放啦，好像是你老人家故意不叫老天爷下雨似的。”
“唉！也难怪皇上。”刘基兴奋地答道，“为官者当以民瘼为念，皇帝更是以苍生为念。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诲，人人都应引以为诫呦！”
“儿子谨遵教诲。但……”刘琏欲言又止。
“有话就直说嘛。”
“皇上雄才大略，堪称是开国英主，但动不动就苛刑杀戮，能说是以苍生为念吗？”
刘基坐到椅子上，有气无力地答道：“皇上以武功平定乱世，以文德治理天下，寰宇之内赖以粗安，这是他最大的功德。多年征战，他再三号令，不嗜杀，不扰民。遇有荒歉，多次减免灾区税粮。也是一大功德。不过，他多猜善疑，往往诛杀失当。以致牵连无辜太多，又显得不仁不义了。”
“要是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得了天下，也会这样吗？”
刘基并不回答。过了许久，方才自语似的说道：“不论是谁，初得天下时，都会有一些抚民安众的善举。不过，做多做少，却是因人而异。陈友谅恣肆暴戾，惟我独尊，肯定不是恤民的角色。张士诚虽然仁慈，但荏弱少谋，耽于淫乐，也不会把百姓放在心上。相比之下，洪武皇帝，要勤奋清廉得多。自从登基以来，除非是生病，每天两次上朝不辍。披着星星起床，日上三竿方才退朝。吃过早饭，不是读书，就是批阅奏章。午后，再次召见臣民。直到暮色苍茫，方才回官休息。尽管后宫的女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乃是历代帝王的通病，他难以例外。只要不染上‘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恶习，就是难能可贵了。”
正说着，侍从来报：皇帝驾到。暴雨方住，皇帝便御驾亲临，必定有十分紧急的事情。刘基急忙率领家人外出接驾。谁知，刚刚走出大门。朱元璋已经步下车辇，来到大门外。刘基急忙跪到遍是泥水的石阶上接驾。一面说道：
“不知陛下驾到，未曾远迎，万望恕罪。”
朱元璋把刘基从湿漉漉的台阶上扶起来，一起往里走。刚刚叙礼坐下，便满脸喜色地说道：
“老先生神机妙算，今日果然来了喜雨。”
“天降甘霖，乃是陛下洪福齐天、求雨至诚感动天地之故，与微臣无干。”
“老先生谦逊可嘉。但，功劳不可磨灭。朕今日是特地来奖赏于你。”
“无功不受禄。陛下，微臣无尺寸之功，不敢冒渎。”
“朕说你有功，你肯定就有，何必太谦辞！你看，朕给你带来了什么？”
刘基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两名如花似玉的美女，站到了身后。他立即想起皇帝赠送两个女人给徐达所引发的悲剧。再次跪到地上，惶恐地说道：
“陛下对微臣的赏赐，跟微臣的微薄劳绩，天差地异。如接受赏赐，岂不折杀微臣！”
“咳，此番祈雨，爱卿昼夜奉侍，倍加劳累，理当受赏呀！”
“为皇上和黎民百姓效力，理所应当。臣不敢领受赏赐！”刘基坚决拒绝。
“你们两个近前来。”朱元璋一招手，将两个女子唤近前来，指着调侃道：“这个叫春兰，那个叫秋菊。爱卿仔细看看，难道她们配不上你这大胡子老头？”
“不是配不上，微臣这把年纪，哪有这个福分？恳祈陛下，将她们带回去吧。”
“中丞不必推让了。朕自从得知你的夫人过世，早就想赐给你几个可意的女子，因为国事忙碌，耽搁了下来。今日苍天解救百姓降下甘霖，朕也想给你一解久旱之苦，岂可再三拒绝？”
“陛下，微臣年高体衰，已不须女人侍奉——万望陛下谅情。”
“话虽如此，可总得有个里外照料起居的人吧？”
“微臣内有小鬟端茶送水，磨墨扯纸，外有老仆和两个犬子照料，里外并不乏人呀。”
“老凳生此言差矣。朕见你阖府上下，不过五六个人，与你的爵位实在过于悬殊。前一阵子，朕赠给徐达两个宫女，他一再推拒，因为害怕家里那只母老虎。我只得……”朱元璋没有把后面的话说下去，“而你并无内惧之忧呀，何必如此恐惧呢？不必多言，快快谢恩吧。”
皇帝的金口说到这个份上，再要拒绝，便是抗旨。惹恼了喜怒无常的朱皇帝，后果不堪设想。刘基匍匐在地，不敢再推搪一句。等到他叩头谢恩站起来，两位女子已经跪在了他的面前，一齐磕下头去，同时齐声说道：
“多谢中丞大人收留。”
“此乃皇上的恩德，你们不必谢我。”刘基又扭头吩咐：“刘琏，带她们到后面歇息去吧。”
两个女子退下去之后，朱元璋忽然感叹道：“方才，老先生说年老体衰，看来不是虚言。朕比你年轻许多，近来常有精力不及之感。每天两次上朝，看不完的奏折，批不完的公文。尤其是那些看不到尽头的长折子，常常要费许多工夫。甚至于看了大半天，还不知说些什么，真真让人心烦。唉！”
“陛下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乃是天下百姓之福。圣躬劳顿，在所难免。不过，陛下也要当心龙体的安泰呀。”
“不知爱卿可有为朕缓解烦劳的妙方？”
“妙方倒没有。稍减圣上繁剧的办法还是有的。”
“什么办法？”
“微臣的愚见是：撮其要，简其事。”见皇帝在认真听，刘基鼓起勇气继续说了下去，“军国大事，自然是要陛下亲躬，微末细事，不妨让丞相和中书省径直处理。公文呈送，奏折格式应当进行简化，废话连篇的习惯，应予禁止，以减却龙体之劳。此乃微臣之陋见，不知是否得当？”
“唔，你的话，不无道理。容朕仔细思之。”
春兰和秋菊两个女子，刘基始终没有收房。他觉得，自己已是花甲老翁，不应耽搁年轻姑娘的青春，但害怕忤旨，一时不敢轻易处理。直到过了半年多，估计朱元璋已把此事淡忘，方才在老家给她们找个合适的人家，偷偷嫁了出去。有人问起，则说是送回青田老家去了。
刘基的话，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的做事原则。他害怕大权旁落，根本不敢放手让丞相和中书省去处理所应承担的公务。“仔细思之”的结果，仍然是事无巨细，一律亲自过问。
除非是生病，朱元璋总是坚持每天两次上朝办公。每天晚上，他都要把白天做过的事，仔细想一遍，有不妥当的，立即笔录下来，以便次日更改。直到觉得诸事妥贴，方才唤进侍寝的嫔妃，享受官闱之乐。有时，正在吃着饭，忽然想起某件事需要处理，也立即放下筷子，笔录下来。吃饭时所写的字条，顺手往身上一别。因而朱元璋的衣服上，常常是字条纷披，宛如百结的鹑衣。在殿堂或后宫，朱元璋则将字条贴在墙壁上，办理过后。方才撕去。
但是，事情的多头多绪，内外奏折的繁多和冗长，终于使他不能忍受了。
历代沿袭下来的文牍制度相当繁琐，写给皇帝的奏章更是叠床架屋，穿靴戴帽。帽子甚至大到把身体都淹没了。整天在这样的文牍海洋中打滚，只怕什么人也难有耐心。
这天晚上，一颗特别明亮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陨落到西北方地平线上，恰巧被朱元璋看在眼里。心里正疑惑，陕西来了奏报：西岳华山西峰，一块巨石突然崩塌。天星陨，山峰塌，乃是天降灾异之象。朱元璋心下忐忑，立即下诏，广求直言。
皇帝的号召，迅速得到了朝廷内外的积极响应。一时间，奏折纷飞，洪武皇帝的龙案上堆了足有一尺多高的“直言”。
早朝后，已经很累的朱元璋仍然伏到龙案上看奏折，他顺手拿起一份奏折一看，是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奏的。这份奏折，足有一寸多厚。便让中书省郎中王敏读给自己听。可是，足足读了半个多时辰，仍然不知道这位茹郎中所奏何事。朱元璋让王敏数一数，已经念了一万六千三百多字！不由勃然大怒，立刻命人传茹太素。茹太素跪地参拜后，朱元璋拿起奏章，朝着颤颤抖抖的老臣问道：
“茹太素，这是你的奏章吗？”
“正是微臣所奏。”
“你要奏何事？”
“臣所奏五事，已经写明在奏折上：第一……”
“放屁！已经念了一万六千多字，还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不是在故意捣乱吗？”
“微臣不敢！”茹太素声音颤抖，“臣为了追根溯源，廓清事理。方才多禀奏了几句。”
“还敢巧辩！你的本章，比懒女人的臭裹脚都长，只是多奏了几句吗？哼！你哪里是在上本言事，分明是在兜圈子、设迷宫，耗费宝贵的时间，折磨朕躬的精神！”
“臣罪该万死！”茹太素慌忙叩头求饶。
朱元璋的长脸一拉，厉声吩咐道：“来呀，给我拖下去狠狠地打！”
一顿板子打过，老臣的双腿皮开肉绽，几乎是爬着出了华盖殿。
茹太素走了以后，朱元璋便命王敏继续读那“臭裹脚”。又念了三四百字，正题才出现。所说的五件事，总共用了不到六百字！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所奏的内容颇合自己的口味，都是应该马上办理的事。他觉得错打了人，颇有几分悔意，长叹一口气说道：
“唉！这帮酸秀才呀，就是些臭豆腐，闻着臭得很，吃起来却有一点香味。奈何？”
第二天早朝时，朱元璋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不无愧意地说道：
“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个奏折，一万七千多字，念了大半天才念完。朕听厌了那些繁文赘理，降旨打了他。事后想想，他是一片忠心，并无慢上之意——是朕错打了他。”
茹太素惶恐地答道：“谢陛下厚爱！陛下的板子，使微臣永远记住繁文赘理的毛病！”
朱元璋温和地问：“茹太素，你伤得厉害吗？”
“陛下，臣并没有伤着。”
“对朕，任何人都不准隐瞒真情。昨天，我看到你走路的样子，好像伤得不轻呢。”
“多谢陛下厚爱。臣的确没有伤着，只是两腿有点，有点疼罢了。睡了一宿好觉，完好如初了。”茹太素急忙叩头谢恩。谁知由于动作太急，弄疼了腿上的伤口，不由喊起疼来：“哎呦呦——”
站在后排的大臣，发出了“哧哧”的笑声。朱元璋也差一点被逗笑。旋即正色说道：
“朕方才说，打错了茹太素，是就他的忠心而言。论他的拖沓哕嗦，实在该打。那些繁文废话，令人厌烦至极。此后，尔等上本言事，说得越浅显明白越好。只许说明事情，不许繁文敷衍！”
“臣等遵旨。”众臣一齐应诺。
“宋濂，你马上给朕拟订一个范本，尔后行文、进言，统统按照规格行事，如有违反，轻则挨扳子，重者罚俸削官！”
“臣遵旨。”宋濂急忙跪地答应。
有了统一的格式，拟订公文，上折畜事。没有人再敢套话、空话连篇。皇帝的负担减少了许多。尽管这样，每天要批阅的奏章，数目仍然多得惊人。以洪武十七年为例，从九月十四到二十一的八天之中，各衙门共上奏章一千一百六十件，涉及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每个奏章以千字计算，至少有一百二十万字，平均每天要批阅一二十万字，处理四百二十三件事。如此繁剧的公务，没有三头六臂，而又要事事躬亲，除了废寝忘餐，没有别的法子。
事情还不止此。为了真切地了解下情，朱元璋广泛召见社会各阶层人物。登基之初，朝廷大小官员不分品级，都要参加早朝，都可以上殿言事。各地大官小吏任期届满进京考核，粮长进京缴粮入仓，乡村五十岁以上的耆民（有文化的老者，即士绅）进京朝见，朱元璋统统亲自接见。另外，朱元璋还命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民间有了重大冤情或不平，准许击鼓向皇帝直接申诉。几年后又降旨，准许百姓密封奏事，直达皇帝御前。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朱元璋的工作负荷，说他日理万机，一点也不过分。朱元璋虽然感到苦于应付，但为了江山社稷，不这样就不放心。他不厌其烦地对臣下进行教诲：
“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敢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戴星而朝，夜分而寝。一事未善，寝亦不安！朕莫非是好劳而恶安？战伐年代，饥不暇食，倦不暇寝，自不必说。四方平定之后，也不敢高枕无忧，自享安乐。自古以来，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人君日理万机，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民无所赖，贻患不可胜言。总之，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尔等切记，切记！”
朱元璋不是在自我标榜，而是确实做到了这一切。他不仅自己坚持做到勤与俭，要求各级官吏也这样做，否则，便毫不容情。而对于贪官污吏，朱元璋更是严加惩处，甚至不惜大开杀戒。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终于导致民变蜂起，大火燎原，一个庞大的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深知病根出在哪里的朱元璋，决心改变这一切，他曾经写过一首《喜雨》诗，间接地表达了凛然而惧、励精图治的决心：
片云风驾雨飞来，顷刻凭看润九垓。
楹外近聆新水响，遥穹一碧见天开。
朱元璋深信，经过暴风雨的涤荡之后，污秽尽除，头上晴空一片。他要与民更始，建设一个空前廉洁的朝廷和各级官府。
勤俭是廉洁之母。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向官吏们讲述俭朴为荣、奢华为耻的道理。对奢华者，严惩不怠，对节俭者，则给予奖励。
洪武三年六月。河南嵩县一个姓刘的典史进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陈旧，上衣的袖口和裤子的膝盖处，竟然打着补丁。他心下生疑，故意厉声问道：
“刘典史，你千里迢迢进京朝觐，竟然穿着如此破旧的衣裳，你以为朕屡屡教诲臣下以节俭为荣，便故意打扮成这样，邀朕的恩宠吗？”
“陛下，小臣自知这身行头太不雅观，有污圣上龙目。无奈，小臣家口众多，除去侍奉祖父母、父母，抚养五个孩子，实在没有余钱置买好衣衫呀。”
“你难道不知道，在朕的面前衣衫不整，乃是失礼和轻慢吗？”
“小臣知道。所以，今天早晨要进宫时，特地换上了这套浆洗挺括的衣裳。”
“这是真的吗？”
“小臣不敢说谎。”
“你们看，”朱元璋趁机向在场的臣下教训，“许多为官的人，常常为了锦衣美食，侵害百姓。这位刘典史，却穿着如此简朴。这样的人，为官能不清廉吗？你们都应该以刘典史为榜样。须知，‘节俭’二字，不但治天下者所当守，治家者亦当守之。尔等岁禄有限，若日用无度，何处筹措？能不侵吞公帑，削夺百姓吗？”他环顾四周，加重语气，“如今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特别痛惜他们。如新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树，不可摇其根。要约己爱人，而不要胶人肥己。尔等当深戒之。”
虽然当着众臣的面，表扬了刘典史，但生性多疑的朱皇帝，事后想想，又担心被他装穷骗了，立刻命中书省查实上奏。查对的结果证明，刘典史确实又穷又清廉。朱元璋大喜，命赐给棉布十丈，绸缎三匹，并将他的官职，由从九品的小典史，提升为嵩县县令以资奖励。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形成鲜明对照的事。
有一天，朱元璋外出私访。走出奉天门不远，迎面来了一个官吏，骑着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浑身闪着绸光缎彩，昂首四顾，旁若无人。
朱元璋近前赞颂道：“喂，这位老爷，你这身衣裳好看得很呦！”
骑马的官员一看是一个身穿麻衣、足踏草鞋的庄稼人，不屑地扭头答道：“废话！不好看——咱穿它干嘛？”
“老爷，制这么一身衣裳，要很多钱吧？”
“乡巴佬，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买得起吗？”
“俺们当然买不起。你告诉了俺们，俺们也好开开眼呀。”
“好吧，你可要站稳了，别吓倒。”官吏指着衣服说道，“光这一身，不算靴子，就值五百多贯！怎么，吓着了吧？”
“吓倒是没有吓倒，俺觉得你太不应该。”
“有什么不应该的？”
“我来告诉你哪里不应该。”“乡巴佬”忽然变了口气。
“混账，咱家难道是你教训的？闪开！别耽误咱家走路！”
“我怎么就不能教训你？”朱元璋低着头，不让对方看清自己的面目，同时伸手拉住了马辔头，提高声音说道：“听我告诉你：农夫寒耕暑耘，汗湿黄土，倍极辛苦。农妇缫丝绩麻，缕积寸成。可是等到新粮登场，绸布下机，公赋私债，交相而来，一年辛苦所剩无几。他们吃的是糠菜，穿的是破麻衣。你不但不知饥寒，不懂农桑辛苦。制一件衣服竟然花费五百贯！这是农夫五口之家几年的食用啊？哼！骄奢如此，简直是暴殄天物！”
骑马的官吏听着“乡巴佬”的口气不对，急忙问道：“你是何人，敢在这儿教训咱家？”
“你看看我是何人？”朱元璋将头高高昂了起来。
“天哪！原来是陛下！”骑马人是散骑合人周蒙，一看遇到了瘟神，急忙从鞍上滚下来，跪到地上磕头哀求：“不知是圣上教诲微臣，万望恕罪！”
“你知罪就好！”朱元璋向跟上来的侍从吩咐道，“把他的衣服扒下来没收入库，狠抽他四十马鞭子！”
听着鞭子的抽打声和周蒙的哀号声，朱元璋在心里狠狠骂道：“哼！谁敢把朕的话当成耳旁风，朕就叫谁尝尝‘锦衣玉食、歌舞宴乐’的味道！”
仲夏的一天过午，朱元璋外出归来，走到京城南郊，看到两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在稻田里耘田，面色枯黄，汗流浃背。不由想起了父亲当年挥汗耕耘的情景，立刻从马背上跳下来，牵马前行。随行的大臣急忙一齐下马步行，一面问道：
“陛下为何突然下马？”
朱元璋反问道：“你们跟朕一样，许久没有在农田里劳作了吧？朕看到老者们弯腰曲背。汗流如雨，就觉得很可怜，骑在马上很不自在呢。”
“天这么热，陛下还是上马吧。”大臣们齐声劝道。
“走几步路，热不死人！”朱元璋仍然大步前进。边走边说道：“农桑乃国之根本，国家的需求都要由农夫供给，不知各地方的父母官，晓不晓得怜悯他们？身处富贵而不知贫寒和艰难，便是忘了本。布帛当思织女之勤，谷粟当思农夫之苦。朕每逢见到百姓受苦，恻隐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陛下如此体恤百姓，不愧是有道明君。真乃是黎民之幸，国家之幸！”
“你们不能光会给朕戴高帽子，应该身体力行，爱民惜物，崇尚节俭才是。”
“臣等记下了。”
穷汉出身的洪武皇帝，简直像个唠叨的老妇人，念念不忘百姓之苦，时刻强调清廉简朴。他不是矫情，是他的贫困出身、深印在心中的农民情结，支配着他的言行。历史上的所谓明君，能像朱元璋这样，镂心刻骨记着农民的，并无几人。
初冬的一天，北风凛冽，冷雪飘飞，朱元璋骑马来到三山门外。远远看到一个服役的老人，光着身子在结着薄冰的护城濠里弯腰寻摸。
他不解地问随从：“这么冷的天，那位乡亲在水里摸什么？是摸蟹子，还是摸鱼？”
侍从前去打听明白了，回来禀告道：“皇上，那农夫不是摸蟹子，也不是摸鱼。他是在摸镐头。”
“咦？他的镐头，怎么会到了护城濠里？”朱元璋追根问底。
“监工的嫌他干活慢，把他的镐头给扔进了水里。”
“这是哪个工头干的？”朱元璋把长脸往下一拉，“给我把他叫过来！”
监工是个生着酒糟鼻子的高个子。来到皇帝面前，惊恐地跪到地上，叩头问道：“参见皇上！不知唤小的前来，有何吩咐？”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名叫常来，是，是这里的监工。”
“你为什么把老人的镐头扔到水里？”
“皇上，那老家伙磨磨蹭蹭，拿着皇上的活儿不当回事儿。不是看他上了几岁年纪，就该狠狠抽他一顿鞭子。”
“你为什么不教导他呢？”
“咳！小的磨破了嘴皮子，他就是不听呀！”
“那就该动野蛮？唔？”朱元璋厉声怒喝，“农夫服役一个冬天，手足皴裂，倍尝辛苦，你竟然忍心糟践他。你穿着皮裘还嫌冷，他光着身子冷不冷？你对待自己的老父亲也这样残酷无情吗？”
“小的错了，请皇上恕罪。”
“光轻描淡写地说个错字，就罢了吗？”朱元璋的目光在监工的脸上逡巡，“自己打二十个嘴巴。快，用力地打！”
监工哪敢违抗，只得左右开弓，朝自己的脸上抽耳光。
刚刚抽完，朱元璋又吩咐道：“脱了衣服——替那老人把镐头捞上来！”
常来只得脱光了衣服，下水去捞镐头。过了好一阵子，好歹把镐头捞上来了。可是，已经冻得嘴唇青紫，浑身筛糠。
朱元璋忍住笑，板着脸问道：“常来，你冷不冷？”
“我……不，不，不冷。”
“不冷？好，再下去仔细摸摸，看看水里还有锄头没有。”
“圣上，小的再下水，非冻死不可，饶了小的吧。”
“这么说，你也知道冷？”
“知，知，知道，冷，冷……”
“嘿嘿！”朱元璋笑道，“知道冷就好。穿好衣服，传朕的口谕：所有服役的民工，一律停工回家过年。过完了年，暧和了再开工。”
“小的遵命！”常来急忙穿上衣服，磕个响头，转身跑了。
了使官吏们洞彻民间疾苦，朱元璋命翰林院编了一本《醒贪简要录》，人手一册，颁发给官吏。各级官员的品级，每个品级俸金多少，折合稻谷多少，折合平均亩产多少，需要多少亩田的收入，才能养活一个官吏，以及农民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艰辛等，书中都做了详细的记载。朱元璋亲自为该书写了一篇情真意挚的序言。其中写道：
四民之中士最贵，农最劳。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需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追追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竟至削剥而虐害之，甚矣而无心肝。今颁此书于中外，食禄者知所以恤吾民哉！
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并提高官府的办事效能，朱元璋尽可能地压缩各级衙门及官吏的数目。据洪武四年（1371）年底统计，全国设置府一百四十一个，州一百九十二个，县一千零一十三个，共一千三百四十六个，官员四千四百九十三人。而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即过了不到十年，京城六部官吏，总共剩下五百四十八人。全国文职官吏，也不过五六千人，每个县平均只养活五六个不稼不穑的官吏。
此外，对官员的俸禄，朱元璋也作了多次的修改。洪武二十五年（1392）最终定制为：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一个正七品知县，月俸米只有七点五石，年俸九十石。从九品县主簿月俸五石，年俸六十石，只相当于一个四十亩田的农户的进益。维持一个家庭的温饱绰绰有余，要想置田殖产，生活奢华，那就非靠贪污勒索不可。
有一个故事说：宋朝有宋郊、宋祁两兄弟，双双官居一品。人称“一品大小宋”。但大宋节俭，小宋奢华。有一天，大宋听到小宋府邸里歌喧哗，就劝止道：“老弟，难道忘了我们在寒舍苦读的清苦吗？”小宋答道：“哥哥，难道忘了我们寒舍苦读是为了什么吗？”对这个不乏幽默感的故事，朱元璋深为惕厉。他知道，读书做官，光宗耀祖，锦衣玉食，是读书人的普遍心态。为了不使官员贪赃枉法。新上任的州县官员及其家属，由朝廷拨给绸绢、罗、布及路途盘费。因为新授地方官吏多为布衣，倘若不予以资助，难免侵夺百姓。预先给以补助，正是养廉之意。这样一来，既不“虚费天禄”，又使官吏们衣食无忧，一心为朝廷管好百姓。朱元璋知道，要想让官场清水泠泠，官吏们不贪不占，个个两袖清风，并非易事。
为此，凡是要求臣下做到的，朱元璋都尽量自己先做到。他在遍施激劝、约束、警诫等手段之外，大力推行严刑峻法，不惜在贪官污吏的脖子上，横上一柄利剑！
为了加强对官吏激劝、约束，朱元璋命令对官员进行认真的考核。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考语分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等。称职者升，不称职者降，平常者复职或平调。洪武十八年（1385）对全国四千一百一十七名地方官进行了全面考核。结果是：称职的四百三十五人，不称职的四百七十一人，平常的二千八百九十七人，贪污的一百七十一人，茸（没有办事能力）的一百四十三人。称职的只占百分之十强，足见考核之严格。
除了一般考绩之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地方官每隔三年，要入京朝觐，向皇帝述职。除了皇帝亲自接见外，照例还要赐宴。考核称职的，赐宴时坐着吃，平常的，有宴无座——站着吃，不称职的，无宴无座，排着队守在门口，看着人家吃。等到里面酒足饭饱退席后，方许离开。凡是称职而又做了好事的，把事迹书写在家乡的“旌善亭”里；做了坏事的，则书写于“申明亭”。让父母妻子荣辱与共，让家乡百姓传美传刺，口赞口泯。为了同样的目的，还在犯罪留职、复职官员家庭的大门上，张贴过错事实，以示警诫和惩罚。对于廉洁的官员，则赐米赐绢，鼓乐开道，极力张扬。廉洁的官员，即使有过失，甚至犯了法，也常常获得减刑或赦免。有的已经逮捕入狱，因为地方百姓群起吁请恳求，也可得到复职。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
不仅如此，朱元璋开风气之先：不仅鼓励百姓监督本地官员，还准许民告官，甚至可以捉拿贪官污吏！自布政司至府、州、县衙门，倘若违反朝廷的规定，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者，准许境内耆宿人等，会同乡村百姓联名赴京状奏。一旦查明属实，立即严厉处罚。这样的严厉治吏，可以说是开历代风气之先。在御制《大诰》中，朱元璋信誓旦旦地保证：
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人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故嘱。
按照历代惯例，只有皇帝命官吏监视百姓，治理百姓。现在却是皇帝请百姓监视官吏，评论官吏，告发官吏。有冤情的官吏，也要由百姓辩诬保全。而且仿佛在哀求百姓：“助我为此”——不是命令，是帮我个忙呀！诚恳、谦逊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廓清吏治，保护百姓，朱元璋可谓是煞费心机！为了防止官吏对农民的敲诈勒索，他对官吏的活动定了很多限制。严厉禁止乱摊派，乱苛敛。哪些是百姓应该负担的，哪些为朝廷法度所不允许，统统公布给老百姓。再有额外苛敛，准许百姓对官吏进行告发和扭送。连官员进京朝觐和出公差，按规定给予的路费补贴，也向老百姓公开宣布。
无奈，百姓怕官，官欺百姓，乃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痼疾。积重难返。仅凭几道命令、几纸皇帝的诏书，一时难以奏效。为此，朱元璋又作出规定：严禁官吏、皂隶下乡。如有擅自下乡扰民，准许百姓捉拿赴京。为了防止有人假冒衙门公差到乡下扰民，命令各布政司、府州县衙门，将各自吏员、皂隶的人数、姓名，张榜公布，务使周知。对百姓有公务差遣，必须将所差遣人的乡村、姓名书写到“唤民牌”上，由吏员、皂隶持牌下乡传唤。若三牌而民不至，方许遣皂隶前往勾拿。拿到之后，必须问明不至的理由。如果他们是单夫只妻，为生计而远出，或近处有急事要办理，则非民之罪。若加以罪，则属有司故意虐民！
在可能故意虐民的衙门里，朱元璋认为首恶者就是胥吏。因而他对胥吏的态度，是极其严酷的。
在元代之前，官和吏是不同的。官，是有品级的人；吏，则是各级衙门的具体办事人员。称为吏典或胥吏。在府、州、县，都设有与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相对应的六房办事吏。大小公事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许多贪赃枉法的事，就是他们亲手策划的。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阶层。加之把持各级衙门实权的蒙古贵族，不谙施治之道，诸事听由吏员摆布。这就更加剧了对百姓的虐害。对此，朱元璋痛心疾首：“天下衙门，没有走卒不可，没有文书也不可。然而，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
朱元璋认为，干了胥吏这一行，心术必坏，简直是天生劣质，不可造就。视他们如同娼优惰民，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富家不得与之通婚。江西布政使李宜之，招了一个小吏为婿，便被降职三级，遣到一个边远县份当了一名主簿。当时规定，在服装上胥吏不但不能穿绸着缎，而且只能用黑色，（与衙门里最低一级的‘隶’相同，故笼统称之为“皂隶”。）除少了一条绿色头巾，与娼妓优伶的装束完全相同。
朱元璋对皂隶的偏执，与他偏激残忍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对贪官污吏打击之坚决，刑法之严酷，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通往淮南凤阳的大路上，两行挎刀的士兵，押着长长的一队罪犯，缓缓走来。走近了才看清，犯人是被一条长绳子，像拴螃蟹似的连到一起的。他们步履蹒跚，垂头丧气，宛如被严霜打过的庄稼。大路上黄尘弥漫，每个人的肩头和帽子上，落满了厚厚的尘土。这是一群犯了贪贿罪的官员，被押到皇帝老家凤阳去服苦役的。
近年来，不断有相同的队列从这里走过，成了这条大路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洪武四年之前，对元朝残部的战争尚在继续，朝廷抽不出更多的精力进行廉政建设。随着残元势力的消亡，经济情况的好转，贪贿之风很快刮起，而且愈演愈烈。这年三月，朱元璋发布了一道紧急警贪手谕：
元失天下，皆因官贪吏昏，崇尚虚名。朕倍尝艰辛，卓见世情。近来恶俗未移，贪贿者如蝼蚁蝇蚋，愈演愈烈，不知悔悟。自今以后，犯赃罪者，严惩不贷！
言出法随，风紧雷激。贪官污吏纷纷落网，一大批人被发配到凤阳屯种——劳动改造。到洪武九年（1376），在风阳屯种的官吏已达万余人，其中大部分犯的是贪污罪。官吏们稍有赃罪，怀中之印未暖即被逮走。官员的更替。便像飞快旋转的走马灯。结果，京城及各地衙门，官员今天补齐，明天即出现缺额。对贪贿的官员，不仅量刑奇重，而且量刑标准变动无常，往往随人而异。按《大明律》规定：犯枉法贪赃罪一百二十贯，发往北方边地充军。但有的受赃仅四十贯，即被处以流放。有的受赃一百贯，则被处以绞罪。原来规定，进士、监生初入仕途，可以三赦死罪。但合计赃钞超过四百贯，那就“仁至义尽”，非杀头不可了。无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官污吏冥顽不灵，朝惩而暮犯者，接连发生。恼怒的朱元璋，把律令抛到一边。命令不问贪赃多少，一经发现，一律杀头，行贿者也要流放边地……
刑严法峻，仍然有闯侥幸的“机灵鬼”，法场上隔三差五，便有贪官的人头滚动。
为此，朱元璋在接见新上任的官员时，一再提出警告：“近来，天下有司频奏缺员。为何朝廷及时选补不久，有司又复奏缺？犯罪罢黜者，为何如此之众？尔等为何不将作奸之心变为行善之心？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等却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竟为赃利。贪贿的钱就是汗牛充栋，一旦发觉，立即充公，又何必狗苟蝇营？汝等宜鉴前非，勉于为善，则永保禄位矣！”
除去用刑法规定的徙、杖、徒、流、死五刑外，对付贪污官吏，朱元璋还允许法外用刑。抽筋、割膝盖、剥指、剁脚、剥皮等酷刑，都成了惩治贪官的利器。在各地的官衙前，都设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高挑着贪官人头的长杆。在官衙的办公书案旁，则吊着一个填充稻草的人皮，宛如一个活人吊在那里。恐怖之状，不忍目睹。重刑可以使人丧胆，朱元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辱慑和恐吓那些心存贪渎恶念的不法之徒。
除了坚持不懈地有案即查，有贪即惩，还搞集中打击。朱元璋亲手搞了两个震惊全国的大案——空印案和郭桓案。
牵累众多的“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
朱元璋登基后，制定了一种月报制度，各地的户口、钱粮、学校、讼狱等，府州县要逐月统计上报。后来，由于太麻烦，洪武六年（1373）改为季报和岁报。除了逐级上报，各府州县及布政司每年年终，还要将户口钱粮等事项向户部呈报。为了表示至公无私，确凿精到，要求所有上报账目，都要精确到分、厘、毫、丝。如此胶柱鼓瑟，地方与户部的账目，很难丝丝入扣、分毫不爽。因此，遭到户部驳回的事，不断发生。各地只得在京城重新登造一次账目。这个新账，必须用原报衙门的大印。而从京城返回本地用印，有的要往返数百里、数千里，甚至上万里。不但备极辛苦，而且拖延时日。报账官吏只得带上预先盖好印章的空白文书，在京城里做账。这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非为了贪贿，但朱元璋却认定是各地方官员和中书省勾结作弊，欺骗愚弄自己！
“哼，胆大包天！不但将朕的谆谆教诲置若罔闻，而且联手作弊，欺骗朕躬。这简直是一群奸诈赃利之徒！”他牙齿咬得咯咯响。“把有关人员，统统抓起来，立即处死。凡是参与其事的吏员，各杖一百，充军到边远地方！”
朱皇帝一言既出，上万颗人头，顷刻间无辜落了地！
空印文书的出现，是得到中书省和御史台的默认的。现在皇帝暴怒，谁也不敢站出来澄清事实。惟一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的，是一个名叫郑士利的布衣。此公有感于许多官吏死得太冤枉，不惜冒死上书，希望澄清事情原委，为冤死者辩冤。朱元璋看了上书后，竟然被说服了，认为郑士利情真意切，有理有据。自己做得太冒失，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官员！
朱元璋本来决定奖励这个仗义执言的布衣，但随后从中书省得知，郑士利的哥哥乃是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元，刚刚受空印案牵连而死。朱元璋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好嘛！朕以为这个郑士利是出以公心，维护大明基业，原来是在为他的哥哥喊冤叫屈呀。这样假公济私的人，留着何用？跟他的哥哥一样一一抓起来杀掉！”
“慢！”侍者正要向外传旨，朱元璋又摇手制止。“将他投进监狱，看他还敢不敢多嘴充能！”
布衣小民郑士利的无端牺牲，并没有使朱皇帝引以为戒，从此知道珍惜人命。刚刚过去了三年，他又一手制造了第二起株连大案——郭桓案。
“好大的胆子——竟敢盗卖官粮！简直是反了！”朱元璋以脚顿地，大声咆哮。顺手将面前的一份奏折，狠狠摔到地上。
“圣上息怒，珍惜龙体要紧哪。”内侍一面劝解，一面弯腰拾起奏折。
“去刑部传朕的口谕：将郭桓等一千人统统抓起来，严刑鞫讯，如数追赃，然后严加惩处！”
朱元璋的愤怒，来自他刚才看到的一份密奏。密奏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贪赃舞弊，盗卖官粮。难怪他要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了。
五天后，刑部奏报审问罪犯的情况：郭桓犯的是“卖放浙西秋粮罪”。郭桓等经手接收浙西秋粮，本应该入仓四百五十万石，却只将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可抵二百万石粮），其余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郭桓等经办官员接受浙西钞五十万贯，约合一百二十五万石秋粮，其余近八十万石皆被县官黄父伙同刁顽县吏沈原等从中作弊，中饱私囊。
朱元璋看罢奏报，气得半天没出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厉声吩咐道：“回去继续鞫讯，光知道贪赃多少不行，还要查明根由。不论是六部，还是布政司的官吏，所有贪赃罪犯，一定要查明他的赃是从哪里来的。如与府县有瓜葛，则拘拿府县官吏，到案审问。不准有一个贪官奸吏隐匿，脱逃！”
“鞫讯”之下，六部以及各省的大部分官吏都被牵连了进去。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被处死了！逮捕判刑、处死的各省官吏，达两万人之多！朱元璋仍然不解气，命令穷追猛打，由官追到民，“罪赃”遍天下，很多富室特别是江南富户都被牵连进去，中产之家大抵破产。
客观上讲，朱元璋惩治贪官无论多么狠，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郭桓案虽然少数人有贪贿的事实，但瓜蔓株连达数万人之多，的确有点过头，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可朱元璋并不认为处置过当，对众位大臣振振有词地说道：“郭桓赃罪暴露后，天下诸司尽皆犯有赃罪，系狱者数万，无一赦免。足见跟空印案一样，这是两起惊人的联合作案。不彻底铲除，不足以固国基，不加以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怎么能说不是一件大好事呢？”
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并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是有意矫枉过正。找个借口，制造一场血案，不仅可以打击震慑贪官污吏，还可以借机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因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那些人都是横行乡里，梗顽地方，鱼肉百姓，危害国家的渊薮。严厉地进行打击铲除，乃是利国利民的天大好事。
郭桓案追赃追得朝廷上下惴惴不安，地方官为了交赃，只得向百姓苛敛摊派。目的是惩治贪官，结果走到了事情的反面；连老百姓都跟着遭殃。朱元璋害怕冤愤之气愈积愈厚，引发更大的乱子，像火山爆发一般，冲天而起，吞噬掉地上的一切。于是，急忙转移目标，寻找替罪羊——把审判官吴庸等人抓起来杀了。然后下一道诏书，堂而皇之地说：
“朕让各地有司除奸，哪想到他们又生奸心，侵扰吾民。焉能逃脱煌煌刑宪？今后，再有效尤者，遇赦不宥！”
御笔轻摇，扰民的罪过，统统归了审判官。冤死的人再多，无损于朱皇帝的一根毫毛。
朱元璋毕其一生，都没有停止对贪官污吏的打击。虽然贪贿之徒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难免没有冤死的鬼。但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成效，却是有目共睹。贪官，贪官，贪的是金钱，图的是富贵享乐，有谁见过不怕死的贪官？所以，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不失为厘清官场必不可少的手段。直到一百五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刚正不阿的清官海瑞，仍然向往洪武时代吏治的清明，主张恢复剥人皮，以惩诫怙恶不悛的贪官。尽管朱元璋直到晚年，依然对吏治不满，对贪官污吏横行愤愤于心。但就是他恨得咬牙切齿的贪污案例，赃款也不过寥寥几百贯钞。当时的府州县衙门都很简陋，即使已经破旧，也不敢投资修缮。从朝廷大吏到府县官员，不少人出门无马，只能以毛驴代步，更没有人敢于堂而皇之地乘坐官轿招摇过市。不少为后人传诵的清官廉吏，就是出于这个时期。
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就是一个少有的清官，然而他的言行却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怀疑。
罗复仁瘦削干瘪，身高不过五尺，操一口重浊的江西话。在朱元璋面前奏事，敷陈政事得失，语言诚挚，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朱元璋喜欢他的质朴，戏称他为“老实罗”。而他那一身始终不见更换、几乎辨不清颜色的官衣，却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他决定亲自到他家去看个究竟，以免被他的假象所欺骗。
这一天，朱元璋青衣小帽，只让几个便装的侍从远远跟随，来到毗邻城墙的一条偏僻小巷。七拐八弯。好不容易找到罗学士的府第。只见一溜三间矮瓦房，瓦缝中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蒿草。粗石堆砌的院墙上，连个门楼也没有，门前静悄悄，仿佛是没有人居住的闲屋。朱元璋怀疑走错了门。见露出斑白木色的板门虚掩着，便脚步轻轻地走了进去。进到屋里一看，一个腰扎围裙的油漆匠，正站在梯子上粉刷。他左手提着只白灰桶，右手拿着个短把刷，正在聚精会神地粉刷墙壁。背后来了人，竟然没有听到。朱元璋咳嗽一声，“粉刷匠”蓦地吃了一惊，急忙回头来看，原来正是“老实罗”。
“哎呦呦！”罗复仁看清了是皇帝驾临，惊呼着慌忙从梯子上往下爬。慌忙中一脚踏偏，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毛刷扔得老远，桶里的白灰浆，泼了一身一脸。
“不知陛下驾到，微臣失礼了，该死，该死！”罗复仁顾不得满脸灰浆，只顾跪在地上捣蒜一般磕头求饶。
“不知者不怪罪。”朱元璋忍住笑，“起来吧，伤着腿没有？”
“没有，没有。”他从地上爬起来，一面抹着脸上的灰浆。“微臣的身子利落的很哪。”
“那就好。快弄水洗洗脸，免得伤了眼睛。”
罗复仁急忙给朱元璋搬来一条方凳，请皇帝坐下。这时他的老妻端来了洗脸水。罗复仁洗了两把脸，解下围裙来，随便揩了揩，把围裙递给老伴，再次跪下说道：
“陛下驾临，不知有何……有何紧急事情告诫微臣？”
朱元璋板起脸来答道：“老实罗，你知罪吗？”
“臣，臣知罪。”
“你有什么罪？”
“这……微臣不知。”
“哼，刚说知罪，又说不知，足见你并不老实！”
“是的，是的。微臣并不老实。”
“我来问你，朕按月给你薪俸，你不安排好衣食住行，却破衣烂衫，装出一副狼狈相，不是诚心给朕丢脸吗？”
“微臣不敢。”
“我问你，你的薪俸都到哪儿去了？”
“这……”
“照实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陛下，微臣有困难呀。”
“仔细说说，有啥困难？”
“臣在故里，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四个儿子跟七个孙子、孙女。这几年水旱频仍，衣食无着，微臣不得不照看他们呀！”老实罗流下泪来。
“原来是这样。恕你无罪——起来吧。”朱元璋的疑心解除了。“朕就喜欢你这样廉洁的臣子。这破房子，你也不要粉刷了。明天朕就赐给你一座像样的大宅子。”
“陛下，微臣住在这里挺好，宽敞明亮，千万不要费心呀。”
“什么宽敞明亮？简直连马棚也不如！让忠臣如此狼狈，朕心何忍？不必推辞。”
“谢主龙恩！”老实罗再次磕下头去。
洪武年间，像罗复仁这样的廉吏并非绝无仅有。济宁知府方克勤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两餐吃素。做了九年建昌知府的卢正希，辞官回家，囊无余赀，只能卖掉袍笏缴纳赋税。吏部侍郎洪玙赠诗云：“袍笏卖来供国赋，诗书留得当山田。清贫自遂平生志，素节应为识者怜。”
唐代柳宗元在著名的《捕蛇者说》中，愤怒揭露贪官污吏：“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元朝那些带着库吏拿着称银的戥子下乡“公干”的官吏，较之柳宗元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元璋深感于元末吏治纵驰，民生凋敞，以至亡国。他重绳贪吏，置之重典，使全国官吏遵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一新。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自怡自足的盛世景象，一度出现在大明的国土上。有一首诗作了生动的描写：
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叫嚣隳突不闻声。
当然，在惩贪治国的同时，朱元璋也深知，光是从严治吏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大批知书识礼、廉洁正直的儒生，协助他治理刚刚到手的万里山河，亿万子民。
个赤贫农夫、托钵僧人，仅仅经过十六个年头的南征北剿，殊死拼杀，居然黄袍衮冕，富有四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朱元璋奇迹般的成功，举国惊叹，官民崇敬。他自己也充满自豪和信心。朱元璋向往至善至美的尧、舜、禹三代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都是他心仪的对象。他意气高蹈，踔厉风发，期待着除旧布新、文治昌盛，开创一个百代称道的富强王朝。
朱元璋的出身经历颇似汉高祖刘邦，因而他常在有意无意之间模仿刘邦的所作所为。但有时候也嘲笑这位同乡前辈的迂阔。
一天晚上，朱元璋在灯下阅读《汉书》。《陆贾传》中有这样一段话：陆贾时时在高帝前说称《诗》、《书》。高帝骂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倘使秦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一看到这里，朱元璋连连点头。不由自语道：陆贾说得对极了：‘马上得之，岂能马上治之？’勘乱用武，治世用文。历观旧典，何代不是如此？眼下，中原平定，闽广归附，北疆安定，云贵荡平。元朝官吏作鸟兽散，各地衙署一空。而赈济贫困，招抚流亡，恢复生产，收赋征役，哪一件都急需官员去承担。不仅地方需要人才，京城里也需要大批文人学士，充职六部。当年，汉高祖初登大位，那些赳赳武夫在金殿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乱糟糟的不成体统。幸亏叔孙通带领一班儒生制礼作乐，方才尊卑有序，秩序井然。汉高祖高兴地说道：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如今，朱元璋的武将们虽然不敢拔剑击柱，但于礼法制度，同样浑然不省，当务之急是加强礼仪建设。他所继承的是元王朝的破家底，而今要”以夏变夷，恢复”先王衣冠礼仪之教。因此，恢复汉官威仪，重建汉唐以来各种礼仪制度，成了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首要任务。而这恰恰是他这个粗汉所不懂的，必须有精通儒家经典和历代典章制度的大儒通力合作，方能举重若轻，顺利完成。可是，这些饱学之士，又到哪儿去找呢？
摆在眼前的渠道有两条：一是起用元朝的旧官员。但，这些人在朱元璋的眼里，无异于虎狼蝗虫，他们擅长的是鱼肉百姓，游乐糜费。除去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使用不得。而手下那些征战沙场的将领，虽然个个忠于自己，但大多是不识字的粗莽武夫。他们只能领兵征战，却没有抚民理讼的能力。加之，朱元璋害怕文人心计多，从来不允许将领们收养幕僚，顶多只准设置几个办文案的吏员。所以，军队中并没有可以利用的人才。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收罗那些闲散在民间的读书人。
早在洪武元年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了山东济宁。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属于济宁路。朱元璋立即传召孔子五十五代孙，国子监祭酒孔克坚到京城朝见，准备加以重用。不料，孔克坚看不上这位赳赳武夫，一再称病不出。看看躲不过，只得派儿子孔希学前往应天应卯。
冷水浇头，满怀冰冷。朱元璋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他疑心这位圣人后裔“袭封衍圣公”，瞧不起自己微贱的出身。本想看在至圣先师的份上，不予理睬，无奈愤恨难忍。降下一道急诏，派快马径送曲阜。诏书只有短短三句话：
“吾虽起自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
孔克坚接到诏书，不由出了一身冷汗。这封愠而不怒的短诏，明确指责他瞧不起皇帝。那寥寥“不可也”三个字，却蕴含着猜不透的玄机。联系到皇帝的为人和毒辣手段，越想越感到大事不妙。只得日夜兼程，赶到应天报门觐见。
孔克坚虽然行动迟缓，毕竟是自己来了。朱元璋转怒为喜。他知道，无论是争取读书士人，还是以孔孟之道治理他的新王朝，都需要举起“衍圣公”这杆大旗。朱元璋立刻在谨身殿召见了孔克坚。孔克坚大礼参拜后，朱元璋和善地问道：
“老秀才远道而来，辛苦啦。近前来，让朕仔细看看你。”
孔克坚慌忙膝行向前，举头上望。
“你今年多大年纪？”
“臣五十三岁。”
“起来吧。坐下说话。”
“小民谢大皇帝赐坐。”
孔克坚诚惶诚恐地坐在太监搬来的方杌上。朱元璋亲切地安抚道：“老秀才，朕看你一脸福相，是个安享快活的人。朕不打算委派你勾当，你可以消消停停地回去过生活。不过，也不能无所事事，你要常常写书，并教导你的孩儿，休要怠惰了。你祖宗留下了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如你的子孙不读书，是不守祖宗法度，万万使不得！要是我朝里再出几个圣人，那是何等的好事呀！你说对吗？”
“小民谨遵圣上教诲，回去以后，一定叫儿孙们悬梁刺股，奋发读书。”
“这便才是。孔克坚，你留在宫里用午饭。朕今日高兴，陪你老秀才喝两盅。”
“不敢，小民怎敢打扰皇上！”
“不，衍圣公不仅是圣人的续脉，还是朕的老师，不要推辞了。饭后，朕还有封赠呢。”
“谢皇上厚恩。”孔克坚再次跪了下去。
宴请后，朱元璋厚赠孔克坚，然后打发他回了老家。
这次宴赏成了制度，有明一代谨遵奉行，直到清代仍然沿袭不替。凡是袭封衍圣公的人，不再“委付勾当”，即不授官职，“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以事。”
孔克坚没有自来。为了养之以禄，朱元璋赐给孔府土地二千大顷，约合六十万亩，并划定一百一十家农户，专供孔府洒扫使唤。
圣人后裔与新皇帝友好结合，意义重大。衍圣公孔克坚，不仅成了天下文人学士归附朝廷的旗帜和楷模，也是新王朝走上文治轨道的象征。
孔圣人这杆大旗树立起来了，普天下的孔孟信徒，都该汇集到大旗之下了。
早在洪武元年（1368）八月中旬，攻陷大都不久，朱元璋即下达了一份《求贤诏》：
朕唯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域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才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使贤者不能上达欤？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今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相守，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治道。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朱元璋在向儒士们循循善诱，先前干戈扰攘，疆域变迁，顾不得招募贤人，以致许多“怀德抱才”之士，隐于山林。是有关部门失之于敦劝，还是朕不容贤人呢？都不是，士大夫幼学壮行，为的就是致君尧舜，只是不愿为末世效力而已。如今天下初定，希望隐遁之士立即出山，以贤辅政，以德济民，朕将重用你们呦！
诚笃急切之情，洋溢纸上！
紧接着，朱元璋又派出起居注詹同、魏观，侍御史文原吉等人，分赴各州县，访求贤良。临行时，朱元璋当面嘱咐：“一个人的优劣长短，往往集于一身。明锐的往往轻飘，敦厚的不免迂缓，才辩的行不逮言，沉默的德或有余。尔等要善于鉴别，不可只执一端，求全责备。”
贤良们看到了《求贤诏》，许多人闻风而动；听罢专使的游说，更是趋之若鹜，纷纷收拾行囊，争相上路。朝廷缺少官吏的窘况，很快得到缓解。但也有一些儒士，或出于自尊，或心怀恐惧，对《求贤诏》视同虚文，千方百计推脱逃避，以逃脱应召，远离是非之地。
有一个名叫秦裕伯的人，曾经担任过元朝的福建行省郎中。后来，看到时局动荡，弃官而走，避居上海。闭门读书拒客。早在吴元年，朱元璋就曾派人带上他的亲笔书信和礼品，前去礼请，但均遭到谢绝。现在，再次派人坚邀，依然向隅而归。
朱元璋估计，这个人之所以不识抬举，肯定是因为做过元朝的官员，故意作出忠贞不二的姿态。既然礼请不至，不妨来点绵里藏针——连哄带吓。便写了一封措辞直露的信：“先生屡召不至，情有可恕。朕不会强人所难。但，滨海之民好斗，先生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出，恐有后患！”
言外之意：要你出山，并非你有超长的智慧本领。朝廷空席以待，而是为了你的安全呀！
饱学的秦裕伯一看就明白。得罪了杀人不眨眼的朱元璋，“好斗之民”随时会来光顾，“后患”不期而至。他不敢再借故推脱，赶紧收拾行囊，跟随使者来到了应天。朱元璋没有怪罪，立刻命他做了翰林院待制。后来又放了外官，被任命为陇州知州。
杨维桢，是闻名东南的大名士。当初曾对张士诚直言劝谏，并多次拒绝张士诚的礼聘。洪武二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詹同带着礼品登门问候，请他进京主持纂修礼书。杨维桢已经年逾古稀，他推脱再三，声泪俱下：“哪有行将就木的老妇，再去嫁人的道理？恕老夫不能听命！”
詹同只得空手而回。朱元璋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并没降罪。第二年，他再遣地方官礼请。杨维桢无奈，只得提出应征的条件：“皇帝用吾之能，而不强吾所不能，则可以上路。否则，只有蹈东海一死而已。”
朱元璋得报，越发器重。不但慷慨应允他提出的条件，而且特赐皇帝安车，让他坐着进京。杨维桢颇受感动，来到应天后。他对礼书的发凡、体例等，进行了详细的指点，只住了三四个月，即悄然而返。朱元璋尽管很生气，无奈有约在先，倘若加以惩处，有失皇帝信誉，只得听凭他平安归去。
宋濂写了一首送别诗相赠。其中有句云：“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
杨维桢的自由来去，传为佳话。朱元璋豁达大度、礼贤下士的美名，在儒生中广为传布。
有一天，朱元璋信手摸过从未读过的《琵琶记》，随便翻阅。看着，看着，竟然入了迷。蔡中郎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一口气把剧本读完，双手捧着感叹道：
“《五经》、《四书》像五谷杂粮，是每家天天不可缺少的活命之物。这《琵琶记》，则是珍馐美味，富贵之家也少不得呀。”他扭头向侍者盼咐道：“快去打听一下，这个高明，高则诚，家住哪里，是个什么人物？”
使者很快回禀：高则诚是名动东南的大学问家。朱元璋立即派人去礼请，准备委以重任。不料，高则诚却不买他的账。听说使者临门，急忙脱光了衣服，躺到床上，声称“心病危急”，不但不能接诏，也不能见客。使者坚持当面传达皇帝的旨意，实际上是观察他是否真的有病。不顾家人阻拦，硬是往里闯。不料，进到卧室一看，果然病得不轻。只见他伏卧在床上，脸色如蜡，连声呻吟，连回答使者问话的气力都没有。使者只得据实回去复命。朱元璋尽管十分惋惜，但更多的是不快。尽管他对高明的“心病”，满怀狐疑，但却自己安慰自己地说道：
“朕爱其才华横溢，想让他与文臣聚会京都，朝夕诗酒吟诵，谁知他称病不至。朕给他福享，他竟然不识抬举，足见是个没福的狂狷之徒！”
其实，正像他的名字一样，高明不是无福消受皇帝的恩赐，而是他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厉害：与其享福丢命，何如清贫善终？
跟高则诚一样精明的人，并非是个别的。有一些老朋友，在朱元璋打天下时鼎力相助，一旦他荣登大宝，成为炙手可热的真龙天子，便立刻像躲避瘟疫一般脱身而去。有的坚决拒绝做官，有的不告而别，埋名隐姓，遁迹江湖。他们知道，对于胆识过人而又天赐机缘的幸运儿，只可以与之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富贵。如不及早远远离开，一旦老虎发怒，就会被一口吞掉！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精通卜筮象数之学的儒生陈遇。朱元璋攻占集庆之后，就请他出谋划策，参与机密。朱元璋称吴王后，授他供奉司丞，他坚决谢绝。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三次授他翰林学士，他照样推辞。朱元璋便赏他一乘小轿，拨十个扈从跟随，以示宠荣。洪武三年，又请他做中书左丞。第二年，再请他做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但一概遭到坚拒。后来，又授他太常寺少卿，礼部尚书。尽管朱元璋几乎要翻脸，陈遇仍然心波不起，坚不应职。
这样一二再，再而三地不给皇上面子，朱元璋当然很恼火。但想到“君子不可夺志”这句古语，同时也为了表现自己的仁厚大度，才没有加以处置。为了笼络老儒，朱元璋决定给他儿子授官，有一天，朱元璋当面试探道：
“陈先生，朕三番五次授你官职，你都不应。朕只得把官职授给你的儿子。”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陈遇慌忙推辞。
“为什么？”朱元璋板起了长脸。
陈遇叩头答道；“臣的三个儿子，年纪都还小，正是学习做人的时候，给他们授官，只能增陛下之累，有害无益——此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相强不得，朱元璋只得作罢，但仍然把他放在自己身边。经常召进宫去，询问治国安邦大计，陈遇也坦诚相对，直言进谏。他能够把握皇帝喜怒无常的个性，冷静灵活地进言。朱元璋感到，陈遇对自己多有裨益，却丝毫没有构成威胁。这既成就了朱皇帝，也成全了他自己。陈遇的睿智机变，受到后世史家的高度赞扬。万历年间，学者李贽写过一部《续藏书》，竟把没有爵衔的陈遇，说成是“明朝名臣第一人”。
还有一个名叫田兴的人，是一同起事的淮西旧人。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杀多年。攻下应天后，却不辞而别，不知去向。洪武三年，终于打听到了他的行踪：在滁州乡间埋名隐姓，作了种田的农夫。朱元璋两次派人前去礼请，但都遭到拒绝。无奈，只得派田兴的好朋友汤和亲自出马。前两次礼请，都是幕僚写的信。这一次，为了表示诚意，朱元璋亲笔写了一封信让汤和带上。要他一定将田兴请来应天，共享荣华富贵。信中写道：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之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兄长所在，为之喜不可抑。两次诏请，不肯勉强相屈。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昔者龙风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本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皇天厌乱，使我灭南盗，驱北贼。无才无德，岂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陈友谅有知，徒为所笑耳。弟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间未有兄因弟责，惟是闭门瑜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白是皇帝，朱元璋自是朱元璋，朱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从自便。惟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也！
这是一篇绝妙好词，原汁原味的朱元璋“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