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邓百川先生相识，缘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成县举办美术培训班，县领导请我执教，邓百川先生的儿子邓岳松是班里的学生。培训班结束，岳松来温州继续学画，百川先生关心儿子的学业，时常来我家坐坐。数年后岳松赴法国谋生，因艺途艰难，遂改艺经商；又数年，岳松看到祖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有志之士均可大显身手，就回国在上海创业办厂，由于他经营有方，事业兴旺，成为一名企业家。岳松离开艺坛，没有疏远我这位老师，多年来在异国他乡总是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来问安，每逢佳节回乡探望老父老母，亦不忘看看我。邓百川先生因我师生情深，也与我成为好朋友。我知道他一生历尽坎坷磨难，前年，我建议他把生平的际遇写成小说，虽然曾经的痛苦岁月不堪回首，但这部小说会成为邓家儿孙们以及很多后生的好教材。百川先生依我的建议做了。
百川先生坎坷的经历，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历史的悲剧。1951年的“肃反”，1957年的“整风”，1958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等等，历次的政治运动，埋没了多少人才。邓百川先生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1950年，20岁的邓百川就当上了小学校长，正当他要把毕生精力献身给教育事业时，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从身体到精神都受到了巨大摧残，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之久，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消磨掉了。当历史将邓百川推到了绝境时，他的一家人都成了反革命家属而遭到歧视，父母在单位被下放，儿子在学校不能加入少先队；一家人生活窘迫难以为继，甚至挖野草充饥；贫病交加，生命朝不保夕，他的长子、三子患了重病，无钱医治而夭亡邓百川在自己孑身无助，寂寞而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曾想以死求得解脱。然而，逆境中他的夫人一如既往善良贤惠，甘苦与共，使他欲死不能。邓百川昂首苍穹，悲怆地默默思考人生，思考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他振作起来，调整心态，从此在监管劳动之余，学书、学画、学医、学文化，学习成为他在落寞之境的慰藉，是他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生存的精神寄托。
终于，苦难日子熬到了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拨乱反正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福音，邓百川的冤案也随之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公职。血总是热的，邓百川手捧着平反文件，激动万分，他把自己过去所受的迫害，归咎于少数人执行政策偏差，他对党始终没有怨言。这时的邓百川已经年过半百，老之将至，他知道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要加倍努力工作，把以往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多么好的同志呀！他对党没有索取，想到的只是付出。不久，邓百川先生又被任命为小学校长，又不久，调乡中学任社教主任，领导分配他筹建教学楼，他为了建楼集资，长时间奔走、号呼，直至教学楼落成，才光荣退休。百川先生晚年欣逢盛世，苦尽甘来，家庭生活和谐美满。退休后他痴迷于书画，作品参加展览，还获了奖；此外，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村民爱戴他，选他为镇人民代表。今年春节，百川先生八十大寿，儿孙们都远道回归故里祝寿，我与夫人亦应邀赴宴，亲朋们欢聚一堂，大家一个心愿，祝百川先生与夫人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值此大喜日子回忆录出版，更有特殊意义，书名叫《定格的记忆——邓百川的风雨人生》，百川先生嘱我作序，实在是义不容辞。
戴宏海
二00八年三月十五日于温卅
（作者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温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温州书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