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1年2月22日凌晨，他还在写信。最后有人告诉他他必须出来了。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他不能被普通刽子手斩首。斩首这个任务落到了一个军事指挥头上；毓贤走到街上那刻就被命令额头碰地跪下。他昂起头时，剑就落了下来。但是剑只是深深掖进了他的脖子，他昂起流血的头，颤巍巍地说出，“没砍到”；于是他的一个仆人用自己的刀子割断了他的喉咙，了结了他的性命。
北京财团的人们带着许多警卫硬拼出了山西，他们自己也保护着一些同他们一起逃走的人；然而他们知道自己的逃跑使得被留在那里的人们所处情况更为险恶。大逃亡就这么开始了。幸运地是西部没有暴乱；四川总督犹豫许久后，终于决定和长江总督放弃，他意识到不论俄国在北部做什么，都只会使这个地区更加无力抵抗英国，决心把英国作为同盟，自己维持和平。他们这么做时表现出使我们钦慕不已的治国之才和决心。他们是忠于国家的中国总督！他们唯恐英国立刻占领长江使得俄国通过和约得到满洲。
以攻击铁路工作人员为开端的暴乱开始了，最后一批受害者之一是在中国西部探险的沃茨.琼斯，R.E中尉。他在山西一个边界的镇子上被杀害；但是在此期间一小队传教士，还有数千中国基督徒被杀。所有这些发生这后，我们可以看看后来李鸿章如何用他的过人常识去处理。
和平与死亡（1900——1901）
一直以来，人们对义和团期间李鸿章的所思所想十分好奇。在此之前，李鸿章被指派抓捕改良派人士，他一直忙于揪出戊戌变法中最大的幕后黑手，而此时人们认为李鸿章早已被赐予五爪立龙缎补服，补服的图案为：身前身后五爪正龙各一团，两肩五爪行龙各一团，五爪龙缎立龙缎补服与皇帝所穿的龙袍的唯一区别在于，龙袍上的龙是环绕在龙袍上面的。
端郡王之子溥儁作为皇储，继承同治帝之位而不是光绪帝之位，最后被废除，但我无法找到关于李鸿章对此事的看法的记录。
一位拜访过李鸿章的美国官员曾经问过他对美国占领菲律宾群岛有何看法，在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对于他人之事的看法。李鸿章严厉谴责了他们放弃传统外交政策的做法，并让这位官员相信，清政府是绝对不会推行这种为国家带来灾难的政策。这位官员问道，清政府是否会反对美国招募中国雇佣兵去攻打菲律宾，李鸿章答道，如果这些雇佣兵是在菲律宾从军，并且得到当地中国领事的同意的，清政府不会反对。但是他最后总结道：“你最好把这些岛屿卖给日本，并将所得款项给予西班牙，这样便可肃清外夷烦扰之事，专心处理本国之事，”他还建议，如果这个方法不奏效，另一个绝佳方案则是收买阿尔吉纳尔多。所谓“旁观者清”，对于他人之事，我们总是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突然，李鸿章被从广东召回北京。6月的时候李鸿章称不见到圣旨，绝不回京，并且通过山东巡抚发了四封电报回京；但是面对如此紧急的形势，他仍然感觉到，在这一周内，他还会接到其他指令。21日，直隶总督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要求其军队支援，并称他最多只能坚持四到五天了。
与此同时，广州当地官员恳求他留下来，继续保护他们；李鸿章回复到虽然此时北方形势严峻，困难重重，但他也不能对他所管辖的地区撒手不管，他有义务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因此，他即使离开了，也仍然会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为争取广州的和平安定尽职尽责。
接着出现的一份声明提醒我们，此时的中国犹如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译者注：《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为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所著）所在的时期，面对严峻形势，人们总是一蹶不振。但是，“在李鸿章内心深处，他总是记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他恨不得瞬间飞到北京，解救朝廷于水火之中，但他不能。他心中这强烈的愿望，就像燃烧着的熊熊烈火，让他寝食难安。他深知这次旅途的艰辛，他只能凭一己之力，独自跨过千山万水，回到北京，但当他想到皇上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大清江山风雨飘摇，为显示忠诚，他必须快马加鞭，竭尽全力，向目的地奔去。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年近八旬，但他为了与大清肩并肩，共同面对风雨，仍然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上述内容如此深情地描述的李鸿章的形象与李鸿章对朝廷的忠心是一致的，他在奏折中说到，直到外国人彻底被逐出境外、使臣被释放、基督教在华教徒得到保护、李平衡被镇压，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作为和平使者的使命才算完成。
此时当地报刊采访了李鸿章，并问到他是否认为北方事端会被和平解决，而谁会是他最为信赖的可以解决此事的人。李鸿章的回答十分简单，而且从某些方面看甚至有些荒谬，“和平解决争端是不可能的。”在问到他是否会回京，他含糊其辞地说道，天气过于炎热，他将会延期回京。这与之前所描述的他迫不及待地要“跨越千山万水”回到北京并不一致，实际上此时的李鸿章登上了一艘到大沽口的汽船，度过了愉快的一周。对于李鸿章而言，此时的他还面临着其他的困境与危险。但他并不会对报刊记者全盘托出，他只能告诉记者，皇太后、皇上还有公使团仍然安全。
人们悲观地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主权了，唯一能够压制外国势力的地区只有长江沿岸一带，他们希望从李鸿章那看到一线曙光。但即使通讯中断之后，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他们没有任何人相信，北京的电报通讯系统可以迂回建设而不直接通过天津。这时慈禧太后仍然健在，而与慈禧太后的联系将会比以往更为频繁。当然慈禧太后的影响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令人好奇的是，就在这时候，李莲英——慈禧太后最为宠爱的假太监被宣告死亡；而报纸上对他的葬礼进行了全程报道。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被慈禧太后的新宠排挤掉的。
为了应付义和团动乱后朝廷西逃，北京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况，7月25日，李鸿章命令黑旗军将领率一万名将士从陆路进军至北京，据说他还安排了几名海盗首领随军前行，这也是中国的惯例；然而当他离开后，黑旗军将领拒绝行军，除非李鸿章给足两万士兵让其支配；但军队好不容易出发之后，军中又开始盛行起恐怖主义来。与此同时，李鸿章收到了指派他任直隶总督的指令，他离开了香港，而香港总督哈里·布莱克爵士也极力劝他回京并建议他同意长江沿岸一带地区总督要求各自维护各自所管辖地区秩序的建议。
接着李鸿章所面临的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在抵达上海之初，没人认出直隶总督的身份，更没人会到他府上拜访他。这时没人相信朝廷已指派他为直隶总督；在人们印象中，他一直是那个擅离职守的广州总督，他来到上海是为了与西方列强斡旋。
为了让大家认识自己，年迈的李鸿章在人流量最大的静安寺路旁放了一把扶手椅，在身旁随从的围绕之下，他坐在椅子上与过路的人们进行交谈，试图让大家渐渐熟识他。在过路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轻的海军中尉，他得到了去李鸿章府上拜访他以及为他拍照的机会。渐渐地，李府开始热闹起来，一个又一个外国领事拜访了他，刚开始他们的拜访还是秘密地，随着时间地推移，拜访便愈发公开起来，最后只有英国总领事拒绝拜访他。
8月7日，朝廷发布了一道诏书，具体内容如下：近来，大清与外夷纷争不断，引起纷争的罪魁祸首是一些好战分子。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并不能够免于责罚，如果局势继续这样发展的话，最终双方的积怨会越来越深，这会让我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这将不利于全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因此朕指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谈判，以阻止与西方列强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对于李鸿章为全权代表的任命将会由外务部通过电报发出，接下来李鸿章将会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谈判。
起初，李鸿章向他的商贸公司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派出一艘轮船以及两百名保镖。当北方人听到这一消息时，说到：“西方国家现在急于求和，因此需要李鸿章扮演求和者的角色。他愿意赔偿所有军费。然而董福祥却不希望如此，他要求将所有外国人驱逐出境。”
李鸿章来到上海后还要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状况，8月15日，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所有总督要求美国在其中调停，阻止英国军队登陆上海。此时，他们迈出这一步并不困难——但是在此之后，大清必须考虑关于外国人的保护问题，因为不仅仅是英国军队将要登陆上海，法国、德国军队也将紧随其后。
然而，在陕西饥荒的时候，李鸿章收到了一份据说是来自慈禧太后的信件，在其中他并没发现慈禧太后与攻击外国公使团有任何瓜葛；但是对于眼光长远、顾全大局的李鸿章而言，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在世界各国面前，他也不能承认此事。
李鸿章向山东巡抚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说道：“我发现，在外务部发给我的所有电报以及我所读过的一些外国报纸中，关于北京外国公使团之事，与朝廷所发密诏不尽相同。因此我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很难在这方面与西方列强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与谈判，并达成共识。我昨天给朝廷递了一份奏折，要求指派庆亲王、荣禄以及刘坤一和张之洞总督作为我的同伴一同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谈判；并让我们以友好而温和的方式，将此事向各国解释。接着，我会向上海的各国领事求情，但必须提到的是，除了一些拜访过我的领事，其他的领事似乎另有想法。我已经向他们本国政府发了电报，但回复是他们无权代表他们国家在此进行和平谈判。但为了让事情尽快圆满解决，我乘汽船到天津和北京，我想在几位同僚的协助之下，也许便可以找到与这些国家进行公开谈判的机会。”
9月12日，李鸿章正式告知西方列强，如果不派出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他将到天津行使他作为直隶总督的使命。但在此之前，李鸿章曾对此失去过信心，在收拾好行李之后，他向朝廷请了二十天病假，他担心他自己以及他的老同事会被李平衡谴责为亲近洋人的卖国贼。
最后，在9月18日时，李鸿章在无人陪同下，乘汽船抵达了大沽口。之前，他欣然接受了俄国战舰的护送，然而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尔向俄国政府指出，俄国战舰能够如此畅通无阻地行使完全是在于英国国旗的保护之下，所以俄国战舰护送李鸿章的愿望最终落空了。尽管如此，李鸿章的登陆也困难重重，海军指挥官对于李鸿章登陆天津强烈反对，他将竭尽全力阻止并让他颜面尽失，饱受折磨。
最终李鸿章还是成功抵达了天津，他的落脚点在俄国的势力范围内，并得到俄国派遣的部队的保护，这里离他原来所居住的老衙门不远。刚开始的时候，他保持沉默，即使在去北京的时候，他也言语不多。除了俄国，没有哪个列强会在意他的话；但实际上，所有列强对他都是持怀疑态度。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平衡被委以重任，率领大量兵力前往河岸边驻守，以阻止联军的进军。然而当他听闻敌人兵临城下时，他脱下了官袍，狼狈逃跑，甚至比惊慌失措的民众还要快；不到半小时，整个军队丢盔弃甲，四处逃散，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8月15日，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但是在此之后被处死的却没有一个是洋人，而是大清兵部尚书以及两位满族官员，其中一名是户部第二把手，另一名则是总理衙门大臣；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被幽禁在宫中密不透风的地牢里的珍妃在此时也惨遭不幸。在1900年8月15日西逃前，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她被推入井中，“为了永绝后患”，慈禧太后还命贴身太监在她沉入井下之后往井中投掷巨石。
当慈禧太后率大部队逃出宫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被踩死，后来朝中一位高官说道：“被慈禧太后一行人踩死比被八国联军杀死要荣幸得多。他们用自己面目全非的尸体，确保了慈禧太后逃亡之路畅通无阻”，他还说道：“洋人已经攻占我们的首都，然而，他们即将开始野蛮地纵火和屠杀，在城中掀起腥风血雨。但如果是我们逮住了公使团，大家认为，我们还可能留一个活口，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吗？”
最终，在九月时，李鸿章起身前往北京。此时的他，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然而在天津的时候，他曾宣告没有最高统帅瓦德西的同意，他是不会理会任何洋人的要求的。在10月24日时，庆亲王和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答应给付赔款，给予列强其新的经济利益，并要求停战，但法国公使毕盛称，一旦罪魁祸首的人头落地，那么一切敌对行动便会停止；瓦德西在没有进行任何商议的情况之下，给朝廷发布了最后通牒；俄国虽打算帮助中国隐蔽罪犯，但同时也竭尽全力让全体使臣撤离北京。
俄国公使团最终退到了天津，一位英国公使对此愤怒不已，称：“这并不是与北京辞别，而是再会，”因为他们不久便会再次回到北京。俄国总是试图为大清掩藏那些与俄国利益不相冲突的罪犯，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想要的并不仅仅是黑龙江沿岸大规模屠杀而得到的赔款，而是想要将版图扩张到满洲，并在其中撷取更多的利益，对此，他们从李鸿章那也得到了承诺。
此时，李鸿章的处境非常艰难，但他此时的言行可以看出中国人行事的传统特征，他曾经说道：“西方列强现在急于撤出北京。”然而，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越说越偏离事实。
我们可以发现，上海报纸已经对光绪帝归朝遥遥无期以及慈禧太后归政开始进行评论。一位大清大臣在海外接受采访时说到：“为了稳固风雨飘摇的大清，增强士气，减少外交和军事上的摩擦，不管他是否同意，也要让光绪帝回京，并让他渐渐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从光绪帝变法失败被幽禁的那日起，从某些方面看，他已经变得自由而独立，这样让欧洲感觉到自己得到了一些保障。”
最受人崇敬且睿智聪敏的一位在华英国领事与张之洞之间进行了一次会谈，其中说道：“由于慈禧太后一直保持在朝中的势力，这使得我们很难开诚布公地谈话，因为欧洲主流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是义和团运动的幕后黑手，并夺走光绪帝手中之权。”这引起了张之洞的强烈反驳，并坚持声称慈禧太后揽权是为了减轻光绪帝肩上的重担，因为繁琐的国事已经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慈禧太后所处之位让她不得不这么做，而她做的这个决定也是十分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