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式的刑罚满足了施刑者内心的施虐冲动，并且他们还继续用其他方式折磨这些囚犯——肉被从身体的各个部位一块块凌迟割下，或者说是砍下来（从显示的外观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看起来那些工具对于割来说太钝了），仅仅靠着一小块皮肤被悬挂在身体之上，这种场景看起来着实恐怖。这些可怜的人在痛苦之中挣扎了数个小时。大约日落时分，这些半死不活的人被带到一个残忍的刽子手面前，这个刽子手手里拿着剑，带着嗜血的渴望，就像是一个恶魔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受害者，兴高采烈的把他们拖出来，嘲笑并侮辱他们，然后通过砍、劈、锯等方式，最终成功的砍下了他们的头，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和这一说法对应的是，“来自南京的声音”的证词是如此的触动人心，看起来像是再也无法忍受戈登的行为了：
“7月25日，我断言，戈登对于这种屠杀行为是默许的。洋枪队占领昆山之后发生的事，让中原大地又一次被民众的鲜血所染红，饱受冲击的华夏民族对于这些暴行已经处在了麻木的状态。我听说戈登对于他未能阻止这些暴行而感到悲伤。难道一些毫无价值的冒险家取得了指挥权，然后就可以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吗？我曾经看见一位的狡猾的英国人（受丰厚战利品的引诱而加入我们行列）手持致命的枪支，试图从藏身处袭击戈登，却不小心鲁莽地暴露了自己。
这次屠杀是一个将领的行为，是的，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将领的恶行。但是我们怎能指责自己对敌人盲目的仇恨呢？我们期待着有一天，当了解到外国人会比退化和堕落的满清为我们做的更多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退守到四川和广西的要塞之中，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不管外国援助和教育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到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把满族人从皇帝的宝座上横扫下来，使朱氏子孙再度坐上父辈坐过的宝座上。我很想向你解释这种急切感，带着这种急切感有利于我们快速地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我该怎么描述南京此时的情况呢？贫穷、疾病、饥荒、各种卖淫行为等等。军队士气低迷，并且公开宣称由于这种种的不幸，他们对于年轻的天父之子的追随的忠心已经幻灭了。在城市更加贫苦的地区，人肉也被公开出售，甚至那些无辜的小孩子也因他们父母强烈的饥饿感而被吃掉。如果我们不把敌人在几周之内赶走，那么太平天国的命运必将终结，光复伟大的明朝的希望就会破灭。但是只要太阳还会照耀在有共同信仰的人们身上，只要他们还能够呼吸空气，那么太平天国就不会灭亡。相反，我们宁愿冲向战场前线，与众男儿或是恶魔作战，我们将消灭一切未知的东西，哪怕为自己的信仰而默默死去，我们也会为了民族的命运而努力，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努力。
即使现在，正如我和这些运动的其他首领所做的一样，站在毁灭的边缘，一个预言似乎激励了我，带着对此深信不疑的自信，我宣布，这场起义将被瓦解，而不是被毁灭，这也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但是只要腐败和贿赂继续影响到法律的执行，并且影响到了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那么这将会使得中国的每个省重新萌发出不满，等到这种不满最终遍布整个中华大地的时候，中国会再一次被他们的先驱和精英的鲜血所染遍。”
充满警示的结束语让那些记忆着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悲壮情景的人们读起来不禁充满伤感！
现在再一次回到老问题上，由于拖欠军饷，士兵们变得目无军纪、不服管教；此外也可能是受程学启将军曾经不友好行为的影响，戈登提交了请辞书，此时刚好听说白齐文倒戈相向，投降了太平军。他立即奔回了上海，因为如果他不再掌控洋枪队，那么白齐文加入太平军这一行为必将导致他的一些旧的部下去投奔他。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李鸿章对于戈登的这一行为表示感激，实际上，李鸿章那时候正忙于和美国领事馆交涉，让白齐文赶紧离开。与此同时，戈登听说一部分被太平军雇佣的欧洲人正打算从苏州逃离。戈登在谈判中数次与他们见面，白齐文本人也在场，这些西方人有时候决定重新投靠清军，有时候又改变主意。借着这样的场合，白齐文向戈登提出了他们共同占领苏州，并且靠着两万人的兵力，打到北京去。
英雄总是惺惺相惜，太平天国的慕王最终同意让这位二度背信弃义的白齐文离开了苏州。
在白齐文戏剧化的人生经历悲惨的结束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李鸿章写给英国领事的信件中对此事的看法，其中提及很多有力的中国式观点。这些观点重点强调他的清白，叙述他虽然与外国人有联系但并未与他们串通一气：
8月24日我收到了你的信件，大意是讲报纸上的一篇通告，通告悬赏追捕白齐文，无论他是死是活；还提醒我不要忘记条款，并要求我撤销通告等内容。
作为答复，我认为清朝政府已经授予白齐文官职，雇用他担任军队领导人。如果他违反了清朝法律，就应当受到清政府的制裁。可是他的案例不同于你们国家的其他人的案例，不是仅仅移交领事馆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在中国担当官职的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违反了法律，那么谁该对他进行审判？相关的条款在这方面也没有相应的规定。那么，怎么能说我无视条款呢？
此外，白齐文犯下的罪行不能与其他罪犯等同比较。他已经身居三品高位，却殴打官员，毫无疑问这是公然地违反国家秩序的罪行。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我，出于对贵国的考虑，都压制报社刊登此事。现在白齐文明目张胆地在苏州加入叛军，成为政府和数支保卫上海的外国军队的敌人。白齐文已然成为了一名匪徒，不能算作是贵国的公民。如果他执意当一名匪徒，那么领事有义务及时地制止他，并应采取相应措施。再者，假如一位中国公民加入贵国国籍，之后并接受贵国政府的全力帮助，突然间却摇身一变成为叛国者——贵国政府难道不会张贴逮捕他的布告吗？又或者中国政府在这时应该竭力保护他吗？
理性的法则是一致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领事大人您有责任协助我追捕白齐文，让白齐文受到法律公正地制裁，这也是在履行您友好善意的义务。如果他继续站在叛军一方，那么法则的保护和支持也将不会出现在他身上。作为总督，我执掌江苏最高军权，我所做的不过是在执行我的权力——抓捕反叛者，就如现在采取措施逮捕白齐文。
您的领事职位代表国家，应同意我作为总督具有逮捕白齐文的权力；我的公告内容直接，没有其他旁枝末节，公告里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惩罚。您好像错误地理解了“不论死活”这几字，猜测我会迫不及待地判处白齐文死刑。我现在明确在回复信中声明，公告中的“不论死活”这种表达指的是在追捕白齐文时，我们不能担保他会束手就擒，双方都可能会使用枪支，这极可能造成白齐文的丧命，而我不能因此就撤销公告中允诺的酬金。
就目前来看，所有缔约国的领事都准备协助我维护此城的秩序，只有安全的环境才能保护各国贸易井然有序的进行；逮捕白齐文，我这么做也不过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为各方的商业活动提供良好的氛围，这项举措无疑是人性和正义的折射。
你们这些西方国家都是奉行理性原则的国家，因为白齐文事件变得疏离不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吗？您应该完全放心，放松你的思绪。您也可以发现公告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也没必要撤销。
同治元年，7月21日。白齐文，这位曾经的洋枪队的首领，叛军的小首领和帝国的背叛者，以及接下来的逃亡者和叛军的背叛者，在没有考虑到他到底会因什么罪而被指控的情况下，离开了外国人租借的安全地带，并被抓获。
当地当天的报纸还提供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被发现在一只船的几块木板之下，他武装到了牙齿，但是一被拽出来就立刻很平静地投降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葡萄牙人和一个英国人，也被同时戴上了镣铐。这三个人被随后带往地方衙门，并被监禁。美国领事听到了发生的事情之后，要求引渡白齐文，但是随即被嘲讽。
所有一切的最后结果是，美国和英国领事都得到通知，白齐文和他的英国同伴们，以及看守他们的士兵们，都躺在宁波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进一步的事实是，美国的代办，没有要求释放白齐文，而是建议中国官方保留着他，直到从华盛顿传来进一步的指示。我们必须来考虑一下这个建议是否可以采纳，尽管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建议。当白齐文的尸体被发现躺在了宁波西北方向的一个村庄的时候。所有关于白齐文的外交风波和争议都戛然而止，只剩下了关于白齐文死因的不断猜测。
然而，白齐文死后尸体被毁坏的原因还流传着一种说法，据说一个叫班纳特的黑人，从一个外国商人手中得到了四百美元，用以把白齐文在叛军战线之内的尸体妥善保存，但是古老的殖民主义复仇火焰在黑人的心中燃起，他选择了复仇而不是要钱，于是他就把白齐文的尸体当成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罪恶代表对其进行了大肆破坏，直到白齐文的尸体变的面目全非。
《南京之音》对白齐文事件是这样描写的：白齐文当初来的时候，带着近乎沸腾的愤怒，我们都期盼着能够有伟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发现，他被伤口折磨得虚弱不堪，他的精神也垮了，并且他对自己鲁莽的行动而感到了后悔。此后，我们统治者的宽宏大量在此刻显现了出来。
这个人，他的存在本身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弊大于益的，被允许自由地离开，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禁令来阻止他背叛我们，将我们的秘密泄露给我们的对手。我们的所作所为如同你们英国的绅士一样高贵。戈登不愿占取这不公平的好处，所以把白齐文和随同他离开的那些人的船只和武器送还给了我们……在未来的时代，当这座由满族人建立的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厦陷入废墟的时候，外国会花费金钱和鲜血来对如何瓜分中国展开讨论。可惜的是，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个拥有活力和教化的王朝就这么被推翻了。在那一天，我们将发现中国会处在基督教影响中，在太平天国的统治下，这个国家将会重获往日的威望，外国人也会成为我们很好的朋友，也许一部分人仍旧心系先祖们的声望，但是他们对任何可以带来文明与和平的行动都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