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之后一艘汽轮的康有为对他危险境地一无所知，事实上当船在烟台停靠时他登了岸。当地道台已经收到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的命令，但这位道台却有事去了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胶州。当这位道台回来的时候，汽轮已经驶出了视线。这是康有为第二次侥幸逃脱，但是第三次更是令人叫绝。
上海没有听到任何在北京发生的事情。据信电报中断了，每个人都认为北京一切平静。但是照片上的那张脸可不像个罪犯的脸。大家开始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最后一个英国人拿着那张照片登上了北方驶来的下一艘汽轮，认出了康有为，立刻把他换到另一艘即将驶往香港的P.&0.汽轮上。英国舰队的埃斯特号尽可能地护送着P.&0.汽轮，由于速度不够快，又让另一艘船来护送。当这艘船也被抛到后面时，一艘动机不明的中国巡洋舰立刻全速开动，正要赶上英国客轮时，英国舰队的博纳旺蒂尔号冲进了视线，中国巡洋舰又被挤到了后面。
就这样，康有为第三次逃脱了。然后，他被关进香港牢狱保住了性命。他所有的家人都不得不在夜间逃离那个广东附近的村庄，因为他如今被定的这种罪要连诛九族。他的兄长和其他五个人，一个检察官，一个翰林院典簿以及军机处三个一级秘书，还有湖北总督的儿子贵族谭嗣同都在他离开北京当日，也就是1898年9月28日被杀头了。十四个伺候皇上本人的亲信宦官也被杀了——这些都在皇宫内总太监的办公室院内进行。其他带头改革者都出去避风头了。
北京一个报道称，京城一得知康有为获救并被英国当局安全带至香港，太后立即向牛庄一个将军下令，命他在山海关聚集八千精锐部队；命董福祥将军带着甘肃军队的一万两千人聚集到北戴河附近；命天津的罗将军率七千军队驻扎在大沽和北塘；命梅将军率八千军队奔赴大沽西南北戴河海湾的一个港口。荣禄因为担心英国舰队在北戴河的所作所为，两夜未能入睡，害怕英国舰队已经听到了蓄谋政变的风声，他此时命令袁世凯和聂自成军团中抽出的一万军队进驻北京。
政变之后，太后立刻急着在总理衙门中把李鸿章官复原职，却遭到了荣禄的反对，他告诉她“在天津的时候听说如果这么做，英国舰队将占据牛庄”。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的报复心似乎起了一些功效。但是荣禄特别组建的部队是为了保卫自己还是皇上就不甚明了了。不仅如此，有好一阵时间中国每个人都不相信皇上还活着。甚至当一个法国医生在九月为皇上开药方——政变后立刻就报道说皇上病了，而且那之后的报道中他再也没好过——有些人仍旧认为医生看到的是个别人假扮的皇帝。似乎没人怀疑，杀死光绪是满族人的意愿，但是外国公使馆的态度，大概还有军队领导荣禄的态度使得他们犹豫了一阵子之后放弃了。
在9月份甘肃军的总指挥董福祥接到太后召见，他恳请允许率军对抗外国公使馆护卫军，作为对整个欧洲宣战的初步行动，他担保他和他的甘肃士兵能把所有入侵中国的外国人逐回海中。
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是，李鸿章未被允许镇压黄河流域叛乱。太后读过山东总督苦恼不已的上书之后，召来李鸿章并且和他进行了长谈——据悉这是他自从1895年以来的第一次私人召见。李鸿章以年迈体衰为借口却没有用，然后致电中国驻华盛顿和伦敦公使，请他们打听一切可能获得的关于美国、埃及、印度的信息，并且在12月6日带着一大批随员启程——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在中国北方的寒冬踏上这样的旅程。巴黎臭名昭著的陈季同总领事也在这批随员中。
戊戌政变之后，更多的宦官遭到惩罚，更多的改革领袖生命受到威胁。他们中有几位向同一位无力拯救皇上的理查德先生致电，恳请他为他们向英国寻求保护。他呆坐着，悲哀地想自己去向英国公使馆求助也无济于事了，就在这时，曾去访问康有为的《时代周刊》记者进来了。“噢，把那份电报给我，”他说。“啊！这很可能是我能对之做出的最有益的事了，”理查德先生悲痛地说。那位记者立即把电报转发给了《时代周刊》。第二天英国外交部询问英国公使：“寻求英国保护的中国改革者都有哪些？”公使馆没有人知道，因此这个问题被转发给上海的总领事。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可以从谁那里得到答案，然后立刻传唤来了理查德先生。就这样，兜了一个完全没必要的圈子之后，那些年轻人的性命当时才在英国的干涉下获救。
二月份（1889年），李鸿章忽然被命令迅速返回京城职位上。在1月26日，亲王们都带着他们的孩子齐聚宫中，讨论了将他们中一个立为继承皇位者的问题。
然而李鸿章的返京也许和这件事并无瓜葛。因为太后正在调查对山东总督挥霍无度的控诉。当李鸿章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时，山东总督为他预备的接待奢华到了极点，甚至还摆上了极为昂贵的家具和器皿，自从他们来到省会济南府，一天的吃喝玩乐开销不少于200英镑。不仅如此，李鸿章随员中身份更尊贵的还被送了一笔钱作为“住宿费用”，“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指控者，一位翰林评论说，“李鸿章所有随员的渴求都得到了满足。”自李鸿章抵达之日起，状书说“每一天都上演着奢侈的大摆筵席和寻欢作乐”。
关于上述奢侈无度，李鸿章受到太后的责问，问他为什么身处这一切却没有当即制止并且将山东总督告至朝廷，而是接受了这些荒淫。但是李鸿章给出了太后自己的解释，虽然长期在中国任职以及时任加州大学讲师的福莱尔博士将李鸿章描述为“一座死火山，一个出尔反尔的人，一个秘密反对外国文明影响的人，而且仅仅因为一次援助太后的军事战略行动，就成了皇室的宠儿。”
李鸿章上交了关于黄河的报告，其中包括“一个永久控制”的计划和一个“暂时缓解”的方案——第一个计划要花费六百万英镑，后一个也要花费三百万。然后，他上书辞退在北京的职务，恳请准许他回到老家颐享天年，报道称太后想要首肯李鸿章的请求，但是没有就此颁布诏令。就在那时，在太后的主持和荣禄的协助下，军机处会议研究了一项高级机密；每个局外人都被令在会议期间退出听力所及范围。
就是在那时，李鸿章强烈推荐任命山东新总督毓贤——如今读到这个名字使人不寒而栗——为黄河治理工事的总管。报纸上的评论是：“任何有效率的事都不太可能做成了，除非外国公使们敦促总理衙门赞成西方的用人制度。”
在这个节骨眼上，当英国和俄国刚就中国事务达成了一项有些含糊的协议时，北京一个记者报道了一位身居要职的英国人和李鸿章之间一场有趣的对话。
李鸿章评价说他不能在英、俄协议中看到任何英国鼓吹的对中国的友谊。“你将在南方为所欲为，不受俄国阻挠，俄国将在北方自由行动，英国不会有任何异议。这难道是对中国深厚友谊的强烈表达吗？我国三分之二的国土都被瓜分，而汝国还声称‘英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不得不说我可没看出来。”
解释并不容易，但是即便如此英国还是声称自己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因为没有这个协约，俄国的侵略将更加迅疾，中国的肢解也会更迅速。由于无法阻止俄国的发展，英国已经竭力对之进行延迟和限制。在这种情境下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我可没法说，”李鸿章说；“但是后果全都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有害。你们的解释使这件事刚好处于我所说的实情中。不论如何，你们和俄国最终都要得到中华帝国的三分之二，而我们却要失去这些。我怎么可能从这里看到英国对我们任何好意的证据呢？”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董福祥的骑兵继续“慢慢小跑着，五十骑紧密排列在一起；缎带摇晃着，大红斗篷飘动着，带有红缨的长矛在他们手中像芦苇一样轻颤着，他们掠过乡间宁静小道的样子立刻令人想到战争的声势浩大。他们看上去对自己的力量以及摧毁外敌的能量非常自信，一旦收到命令，他们就更加怀着怜悯的蔑视而不是厌恶看待外国人。
当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在一个月里都听到这种声响，他就会清晰地明白，将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如果慈禧太后开始彻底转变中国的对外政策，她就已经专心汇集足够的兵力以确保该政策的大获全胜，不论如何残忍。（此处指慈禧太后决意要对外宣战，她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彻底铲除在中国的西方势力。）冷酷的结论是，所有农村人口在这两个月的炮击中被征入伍。在城市和乡下都传言说所有的外国人都将被杀或被驱逐，他们的日子没几天了。这些话很少单独讲给外国人听——虽然已经这样在通州街道上当着外国人的面说了——但是中国帮手和信徒满耳都是这些。”
上述引自接近1898年12月月底通州一位记者向上海一份报纸所写的报道；我们都读了这篇报道，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想了许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