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李鸿章向安徽北部的民众派遣援助，因为最近一次收获季节农作物歉收，处处民不聊生。由于江苏和安徽两省之前曾在直隶省陷入窘境时自告奋勇提供援助，所以总督觉得作出回报义不容辞；他为此从户部掌管的资金拨了五万两白银。安徽总督来信恳请再多拨一些。然而李鸿章说直隶省的赈灾资金并不多，而且还要立刻用在那些“在热河地区叛乱魔爪下苦难深重”的不幸民众身上。“因此，”李鸿章说到，“直隶省确实没有宽绰到援助他省的能力，然而安徽受灾如此严重。”他下令再拨出两万两白银，以供最紧迫之需。
在这些饥荒中，又传来山西爆发大饥荒的消息。在中国总是会有地方大规模地爆发某种事物，李鸿章派遣了一名官员从北京启程，携十万两白银分配至山西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一位监察官奏请革去一位大量挪用钱款的治安官的职务。如此巨额的钱款远从伦敦送来，为的是帮助这场饥荒中受苦受难的人们。
接着，李鸿章代表省总管和其他“淮军”官员向皇上上书，安徽军队的这一名号是在镇压太平军中获得的；这一名号象征了淮军卓越的历程，它在早期与太平军和捻匪叛军进行过无数次的战斗，在那之后又戍守沿海。“在苏州附近的无锡，在保定府，还有在武昌，它在这些曾驻地都尽职尽责，修建寺庙，定期祭拜那些死于战役或疲劳疾病的人们。”他说在咸丰皇帝刚登基时，太平军入侵安徽北部，与捻匪形成了局部联盟，庐州成了军事重镇。
总督父亲，刑部执法官，以及总督本人，当时都被号令返回庐州，为本地区防御招募一支本土军队。许多杰出的官员帮助他们招收军队，这些军队表现出的英勇骁猛使太平军震恐不已。在同治初年（1862），已是江苏总督的李鸿章奉命向东边行军，前面提到的官员和其下属作为陪同，后来又加入了刘秉璋和吴长庆，他们在邻近地区也招募了类似的军队。由此形成的淮军收复了甘肃，消灭了捻匪的两支军队。在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直隶和山东，这些军队始终骠勇善战。那些牺牲的将士被授予许多荣誉，为纪念他们的英魂，建立了许多祠堂。在湖南，曾国藩建立了一座庙宇以纪念湖南军队，战争结束时，军队获得了执行政府职能的许可。淮军希望也能获得相似的嘉奖，虽然许多老兵已经不在，淮军仍是一支很有价值的军队，守卫着京津门户，防御着远至福州和广东的海岸。
与此同时，他建议嘉奖许多参与平定北方叛乱的军官。在一个贯穿着山路，到处骑匪盗贼肆虐的国家，如果叛乱不被扼杀在萌芽中，没人可以预料危害会扩散多广。“在冬日的严寒中，我们的将士饱受霜寒之苦，此外更有敌军的枪林弹雨阻挠着他们。参与战后清场的官员也已证实，在更加激烈的战役中死伤无数，他们称埋葬了两万具尸体。”
这位退役政治家早年军旅生涯的回忆读起来触动人心，他提到父亲的部分也引人注目。这册回忆录墨迹未干，李鸿章就不得不把注意力从北端转移到西端，亲自向重庆官员下令，命他们给予基督徒应有的保护。杀害基督徒者应依法惩办，应归还基督徒住所，补偿他们遭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似乎这些还不够，帕米尔高原的问题占据了李鸿章很大精力。北京各方都积极需求中亚，尤其是所谓的“世界屋脊”的地理和地形信息；这最终促成任命一个委员会去确立三大帝国——大不列颠，俄国，以及中国的边界。此外，中国在柏林的公使也被命令把自己的公使馆秘书长派遣至圣彼得堡担任临时代办，以有一个当场代表与俄国当局就帕米尔高原事宜进行洽谈。
在李鸿章事业的这一时期，香港和上海银行集团的经纪人在天津新建的银行设宴招待李鸿章。当时出席招待会的有：理亲王、驻日大使、李鸿章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列席的有总督一批随员，其中有罗丰禄，海军上将秘书，当李鸿章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时，他读了一段精彩至极的演说词，这演说词在随后的欧洲之行中赢得了无数赞誉。一段简要的引述会很有趣：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论及了资金周转、银行体系，文明国度的国际商贸正是以这些为轴心运作的，然而我们认为欧洲的现代科学源自周代行政法学。其后中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家司马光的著述《资治通鉴》大概可与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相提并论。除了各种公职，担任中国北部商贸总管，我还对研究我国与外国间商贸状况有浓厚兴趣，而且由于银行是一种自动记录数据的气压计，它们必定吸引我的注意力。”
当下电报线路正在李鸿章的指令下穿过西南偏远的云南进入竣工阶段。他刚刚结束对北方热河地区骚乱的调查，如今又指任他的海军秘书罗丰禄为天津下任海关道台，伍廷芳——在香港人称出庭律师——为中国北部铁路总管，接替因瘫痪发作刚刚退休的原总管。罗丰禄和伍廷芳这两个人被提为驻伦敦和华盛顿公使，他们曾在义和团闹事时在义勇骑兵中任职，这两个人都首先把自己的高升归功于李鸿章，并且为他增了光。
当李鸿章打算铺一条铁轨时，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付那些迷信行为显示了他最优秀的一面。在下面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他在决心中蕴含的力量，从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中也可看出这点。我们还可以看出，他有力的判断力和一丝爱笑的亲和力必定帮他挺过了事业中许多艰难的阶段。
铁路工程师希望在奉天城一公里外定一个地方作为吉林和牛庄铁路的汇合处。但是鞑靼首领裕禄找了一拨风水先生和万事通，看看这一决定是否会影响到奉天的风水，风水也就是中国一套对阴阳之气和布局的理念，是中国的宗教信仰之一；万事通先生宣称“围绕奉天圣城的龙脊将被铁轨轨枕扎进的长长铁爪抓破”；于是裕禄否决了工程师的决定，他们把事情的情况汇报给了李鸿章。
锦州、奉天和牛庄在地里位置上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奉天为顶角，锦州和牛庄为底角，奇思妙想的鞑靼首领裕禄企图通过命令让铁路线直接从锦州穿至牛庄，以此解决自己否决那些铁路工程师的建设方案所引发的难题。但是工程师因两个原因反对这一方案：首先，牛庄和锦州之间的地区是低洼的沼泽，在湿季易遭洪涝；其次，这片区域地广人稀，罕有交通开发。因此他们更愿意在锦州和奉天间铺一条更长的铁路线，而且让铁轨穿过人口稠密的富裕城镇，铺在相对更平坦更高的地面上，才会让铁路发会它更大的价值。
李鸿章一接到工程师的报告，就立即致信迷信的鞑靼首领裕禄，告诉他说他为当朝祖地风水的挂虑之情非常值得嘉奖，然而恕他（总督）直言，交汇点会改善而不会破坏奉天的风水。不过，如果他的同僚裕禄执意否决工程师的决定，他将上书圣上，此间令线上所有工程停下，听候皇上决定。裕禄反到为事态突然的转变乱了方寸，他写信并敦促工程应当继续，但是工程师们应当再做勘测，而他将“考虑一下”。就在那时，选定了离初次惹起不愉快的地址几百码的另一处地方，那些风水先生很明显依照不再予以反对的指令行事，称龙脉在新址不会被伤到。
李鸿章有一个直奔主题的习惯。格贝尔先生是位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前任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当有一次被问及在比利时为指导工程实践建立实验室的意见时，他写道：——“请允许我加上两年前有机会从著名总督、中国杰出政治家李鸿章之口亲自得出的观念判断。”
“我向他详述我们的技术研究深度和工程师的过人之处时，他对我说：‘比利时的工程师掌握理论知识——可是他们同时具备实践经验吗？在这些事务中，如果不靠实践使科学做出成果，科学就没太大价值可言。’我向他指出，比利时工业的大规模和广泛，以及对年轻工程师开放的无限操作领域使他们可以在打牢理论基础后获取实践知识。‘不要给我找，’他说，‘任何不到三十岁的人。’”
一位和李鸿章打过很多交道的英国海关专员把他称作一位无可挑剔的、强硬的、敢于直奔主题的官员。李鸿章会坐下来亲自写一封措辞强硬的派遣信，确保自己的指令被执行。依这位先生看来，如果李鸿章继续在直隶省任职，就不会爆发义和团运动了。有一次，当英国一位驻中国海关专员途经天津时，李鸿章就向南方运送一大笔钱财的事情向他咨询。调查了运送和保护的开销之后，他建议一同派去一只炮艇，李鸿章同意了。然后另一位说：“而且要是你许可的话，我也会乘坐那艘炮艇。”李鸿章瞪大了眼睛：“噢！你要坐那艘炮艇！”让这位英国人惊诧不已的是，炮艇船长报告说已经预备好在二十四小时内出发，他就去向李鸿章称赞预备工作完成的迅猛。李鸿章淡淡地说：“噢，我下令要做什么事，这事就得立刻办好。”“还有，你要派谁看管这笔钱财呢？”“啊，当然是由你来看管了。”“什么！我？派你自己手下的人不是更好吗？”“不见得，”李鸿章表情滑稽地咕哝一声。“你说你要去，而我手下的人只会趁机揩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