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李鸿章的事业高峰（相对而言）随着戈登的到来结束了。即使到现在，人们也不能毫无准备的一个周末就来到中国，更何况那时候的交通和信息交流要比现在慢很多。但是戈登为什么刚来中国，又离开？答案就涉及到了与俄国开始的政治活动。
中国当时四面楚歌，边境争端不断。密歇先生是这样描述中国当时的状况的：中国西南方向的云南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收复后的云南人烟稀少；中国西北省份的回教教徒起义不断，遥远的喀什噶尔也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军没有在此驻扎。侵略者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并支撑了数年。边境的无政府状态诱使俄国以维持秩序为借口趁机占领中国边疆领土，但是俄国向中国政府表明他的行为只是暂时的，只要中国政府恢复此地主权，他随时准备归还固扎尔（今伊宁）地区。
左宗棠立刻出兵新疆。左宗棠在行军过程中，为了提供军粮，他下令军队沿途驻扎种粮。阿古柏最终兵败被杀，中国重新恢复了对新疆伊犁地区的统治秩序。俄国此时应该兑现归还固尔扎的承诺，但俄国却制造事端宣称此时不适合归还，一场外交战争打响了。
此时俄国已经占领满洲，满洲对俄国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俄国发现从喀什噶尔很容易进退，同时发现很容易保持他们对满洲的控制。“俄国人从不会后退，只会勇往直前”，俄国的这句话从父亲传给儿子，代代相传。
我们确实想象不出拥有庞大国土的俄国人究竟为什么必须涌入中国，占领中国富饶的土地。众所周知俄国是世界上人烟最稀少的国家——算上西伯利亚，算大片的粮食种植闲置区；而中国这片最古老的土地上人口过剩；西伯利亚曾纳入中国版图，现在被那里的自然条件所吸引，每年都有很多中国人涌入俄国，为俄国人开拓西伯利亚。
俄国曾警告说在俄国的中国人数过多，这种状况是自然原因的结果而不是归于政府的鼓励政策。俄国把这些中国人聚集起来，像屠杀羊群一样的杀害这些人。那一年发生了多次大屠杀暴行。
1879年满族高级官员崇厚被派往圣彼得堡与俄国谈判，他曾代表清朝前往法国。谈判的结果就是著名的《里瓦几亚条约》，崇厚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但在条约签订中表明他毫无地理知识可言；如果我们的官员把华盛顿领地送给美国，他们该是怎么做的呢？
崇厚把条约抄写了一份寄送给北京政府，而他立即动身返回中国，中国官员在上海迎接他的光荣归来，之后他向北京进发。他踌躇满志地在回京复命的路上，却得知他由于未向朝廷请旨擅自签订条约而被控告。
李鸿章和其他官员被任命详细上报该条约。当时在朝廷中主战派强烈要求立即动武解决此事，这一方的领导人是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和喀什噶尔的英雄左宗棠；而恭亲王和李鸿章赞同议和，他们两人更熟悉中国的军备状况。由于恭亲王和崇厚关系密切，所以他更倾向于站在崇厚这方。但是他们并不能阻止崇厚的削职入狱。从这件事来看此时朝廷还是主战派占据上风。
俄国军队驻扎在固尔扎边界，据说其中有二十个英国人。在他们占领固尔扎期间，俄国人认为在中亚这些他们征服和合并的地区中，固尔扎是最富裕和最有潜力的地方，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当时固尔扎人口在10万到13万之间，大部分是塔吉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人，但也有大量的中亚其他部落的人群生活在这里，还有一些俄国人和中国居民。
俄国人愿意放弃固尔扎部分地区，只要中国同意并保留他们自己管理的军事关卡，允许俄国人在中国随意进行贸易活动，并补偿俄国500万卢布。张之洞在他的上书中描述了他对中国国情的完整看法，现在正适合仔细阅读他的上书。这篇上书不仅讲述了他的观点和判断，还提出了一些当时可能会用到的富有意义的建议。不过由于文章太长，所以在这里就不一一引用，详细内容可查看附录部分。
这篇上书中出现了一些反对李鸿章的言论。“每年数百万银两的经费投入到战争武器的生产上，这也是引起今天危机的原因。如果我们甚至连一场战争都不能打，那么陛下信任的这些大臣还有什么用呢？”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这次抨击的对象从已经高位跌落的崇厚直指李鸿章。此时的李鸿章刚从英国购买了一队炮艇；此时的李鸿章还担任着北洋舰队总司令，直隶总督和大学士以及两位太后和摄政王的秘密顾问等要职。
戈登提督收到罗伯特·赫德爵士发来的一封电报，戈登是李鸿章的老朋友和下属。此时戈登与瑞普勋爵一同身处印度，他在那里等待他期望的大事件发生。戈登在中国战场中的表现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手执手杖作为自卫的武器，人们却看不出他有多冲动和武断。
之前一位印度王公告诉戈登他受到了无理的对待，戈登艰难跋涉抵达印度后，立即向总督宣布这位王公应该得到赦免和恢复职位。尽管在戈登看来他的结论十分正确，但是此时总督却回答说：“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再下结论也不迟，”“如果你不释放了他，我将立即离开”，这是戈登的回答。次日戈登辞职，他计划前去非洲的桑给巴尔岛察看当地的状况；但是此时他收到中国政府通过赫德先生之手发来的电报，电报上中国政府无条件地邀请戈登前来中国，戈登立刻接受了邀请，尽管他也不清楚他究竟要去干什么，或者什么目的，便立即乘船前往中国。
谁又能预测到未来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戈登把他的战略能力、所有的天赋和人格魅力以及他火热的基督教信仰全部都用在太平军上，试想会发生什么？这些太平军希望他们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却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基督教，但是这种猜想的机会已经失去，结果也永远不会发生。戈登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错过了什么。
戈登抵达香港后，与各级官员进行了会面。戈登像平常一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与俄国开战的意图非常不可取。不同版本记录不同，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不知是在上海还是烟台戈登收到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如果他还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么他最好不要再发表此类的言论。其中有一个解释是这封电报是英国公使托马斯·威妥玛发来的，以对戈登进行警告；另一个说法是这是中国政府经罗伯特·赫德爵士之手发来的，也许这两方都曾给戈登发来电报。无论是哪一方，熟悉戈登的人可以想象他收到电报时的心情，戈登非常生气，然后直接去了天津。
此时发生了一件听起来很神奇的事情，这件事情有可能从未发生，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记录下来。这是一位对中国政治事务非常了解的欧洲权威人士告诉我的，他称肯定是真的。我在这里讲述一下。当戈登的船行驶在夜间的白河上时，黑暗中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来到船上并坐了下来，与戈登进行会谈；戈登也直率地表达他的看法，但是他的汉语翻译却翻译不了这位陌生人的方言。这时戈登的耐心用完，所以叫来另一人担任翻译，而这一个人看到这位身材高大的人后，又仔细看了一眼，马上庄严地跪下磕头行礼。他就是李鸿章，他在黑夜中独自前来以了解戈登的真实观点。这两位传奇人物交谈了很久直至深夜。
第二天李鸿章正式迎接戈登的到来，就像这是他们初次见面一般，但事实是他们已经深知彼此的想法。之后戈登立即动身前往北京，尽管李鸿章再三恳求他逗留数日。在北京戈登见到了恭亲王，他把他所有的想法和建议都告诉了恭亲王，但看起来恭亲王并没有完全信任他。
中国政府倾向于拖延时间，认为戈登的建议时机并不成熟。“你们最好赶快做决定”，戈登说，“我明天早起就要启程前往天津了”。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之后他乘坐轮船返回英国，这好像是他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把这些奇怪的不安感情抛掷身后。
戈登从未见过罗伯特·赫德爵士，依照他的电报他来到了中国，但他并没有去拜访这位英国公使。戈登在航行中从某个港口寄来了这封特别的信，信的内容很值得深思，而不应该匆匆浏览。如果听取他的建议，中国也许就不会在1894年被日本打得惨败，1902年的英国也不会这么悲痛欲绝：“森林的花已不知去向了。”
如果我们熟知“陌生的国家处处是刁难”，就像中国谚语所说的“强龙不压地头蛇”，那么我们便能知道轻捷灵便的布尔人怎么能够抗击装备完善的军队了（此处是指英国人与南非德兰士瓦地区的布尔人进行的第二次英布战争，英国战败）。以下是戈登在1880年对中国提出的建议：
中国拥有一套历史悠久的军事制度和常规军事纪律。一定要保持它的完整性，它适用于中国人民。
中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在于它的庞大人数，在于军队的行动快速，在于士兵的便捷装备，在于他们单纯的需求。我们知道如果整个国家民愤被激起，如果这些持刀握矛的人数压倒性地超过他们的敌人，尽管这支军队装备着精良的后膛步枪和其他装备，那么使用刀和长矛的军队可以战胜装备完善的军队。如果只是对抗简单的步枪装备的军队，那么持刀握矛的军队的胜算更大。
中国不应该加入激战。中国的实力在行动快速，在于切断敌人供给，在于夜里突袭，而不是拉长战线不停地担心他的对手。
当敌人涌入攻破城墙，中国士兵不应该继续对抗敌人、包围都城，而应该去袭击敌人后方的供给，并在敌人到来的路上袭击他们。保持中国军队轻便的装备，没有枪的负担，他们可以在敌军中灵活地作战。今天中国军队在他们前面，明天将会在他们后面，后一天将会出现在他的左侧等等，直到敌人筋疲力尽，比较之下他们是长途跋涉而来，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冲突或是水土不服及生病等问题不断出现。
记住，这个过程中中国不需要外国人来担任这些高级职位，我说的高级职位就像我在中国的职位一样。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会惹恼美国、法国和德国政府，他们也会想派遣他们的官员在中国担任要职。此外，我也并不是那么被需要，中国人可以自行做那些我建议的事情。如果实在做不下去，那么我也无能无力了。
广州，七月七日C.G.Gordon附注：中国一日以北京为首都，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战。因为北京距海口太近，外国军队可以长驱直入，中国没有力量阻挡他们。蜂王应该处在蜂巢的中央。
只有中国有实力停放和保养装甲舰或者铁炮舰时，它们才能帮助中国；只有中国能拥有一支真正的军队，才能有实力拥有这些武器。
如果军队要求招进2000名士兵，但军官却召集了5000名士兵，这名军官应该被砍头惩罚。只有精挑细选，中国才能拥有自己的精锐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