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幸观赏了进入上海市2006年新剧目展演的音乐舞蹈类（含杂技）六台节目。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是那场以“超级多媒体梦幻剧”冠名的杂技表演《时空之旅》。构思精巧的串联，五光十色的想象，梦幻古今的氛围，青春浪漫的编排，加上多媒体科技的推波助澜和令人刺激的“绝活”展演，令观众在兴奋中体验高难动作的紧张，在赞叹中感受人类超越自身技能极限的快乐。这里，在并未减低（相反，有时甚至增加）原本“技术含量”的前提下，杂技这个品种的“艺术潜能”得到了有效释放。
但在音乐舞蹈类展演节目中，居然是一台杂技给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本来，我们自然会期待，音乐和舞蹈这些属于“主流正宗”的艺术品种，应该给人以更多的冲击和启示。毕竟，杂技就其本性而言，实际上并不需要载负更多的艺术雄心和精神追求。但对于音乐和舞蹈，我们的期望和要求显然更多一些——音乐作品和舞蹈作品给人的震撼不仅是感官性和生理性的，而且更应具有心理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五台节目就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上海民族乐团的《满庭芳》音乐会中，王建民作曲的那首《貂蝉》（为古筝、箫和打击乐而作），曲调悦耳，但绝不落俗，节奏处理错落有致，音色配置独具匠心，可谓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首难得的中国民乐佳作。再如音乐剧《我为歌狂》，虽然情节进展的张力不够，但音乐上明确以流行风格为基调，具有良好的整体贯通感。歌剧《赌命》着力揭示人性的弱点，立意深刻，但可惜音乐语言的处理上过分生涩，影响了该剧的感召力。上海交响乐团推出一台新作品展演音乐会，其中包纳老中青几代作曲家的心血和努力，上音校友杨青的力作《苍》（为笛子和交响乐队而作）被公认最具新意。而舞剧《花木兰》希望以强悍的视听效果诠释中国古老的著名传说，勇气可佳，只是主创人员未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不免显得有些浮泛表面。
或许应该拉开一点距离，先不忙谈论具体节目和作品的得失，不妨触及一些更具本质性的艺术问题。就艺术体验最本真的属性而言，有文化的观赏者希望通过艺术作品得到的，应该是一种具有结构感的、丰富而完整的、并值得回味的精神经验。显然，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确乎相当艰巨而困难。而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艺术创作的支撑理念似乎变得更为扑朔迷离，真正的原创性好像变得愈加神秘莫测。市场，观众，效益，评奖，竞争，开拓，民族传统，中国风格，上海精神，城市底蕴，与世界接轨的呼唤，与时代同步的驱动——所有这一切，既是艺术家的资源，也是创作家的困惑。面对这眼花缭乱的“后现代”大千世界，艺术创作中，究竟应该“写什么”，又究竟应该“如何写”？答案并不明朗。
针对当下的社会境况和艺术生态，我个人依然持比较“保守”和“传统”的审美立场。虽然世事千变万化，但艺术的终极宗旨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真正的艺术，依然应该刻画人的生命处境，依然着力探索和揭示人的生命意义。艺术的目的，似乎还是要让我们看到原来没有看到过的生活真实和人性本质。只不过，这种生活的“真”和人性的“真”，并不是某种抽象和永恒的理想或理念，而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不断折射出不同的光谱色彩。所谓的当下性和时代感，可能就蕴藏其间。
“写什么”（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内容”），是否完全由题材本身决定？其实未必。题材仅仅是创作的素材和原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题材可以是历史的——如京剧《曹操与杨修》和话剧《商鞅》，但其间贯穿了现代的视角和当下的体验，于是历史剧就成为与当下人的情感生命息息相关的“现代戏”。与此相反，题材可以是当下的，但由于没有原创性的精神立场，最后的作品反而可能是陈词滥调。
至于“如何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形式”），按照一般美学规律的要求，我们期待创作者应该贡献出独特的形式创意和个人性的语言建构。在这一点上，艺术创作可与科学研究相比。如同在学术探索中一样，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同样需要知道自己的历史定位和前进方位。前人“说”了什么，后人能够“说”什么，是“照着说”、“顺着说”，或是“接着说”，还是“对着说”，这需要敏锐的洞见，也需要深厚的修养。
最后，艺术杰作的产生还有赖于艺术家个体的精神劳动。在这其中，关键要看艺术家的精神储备是否充足，技术准备是否充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妨呼吁，努力为原创艺术作品的出现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或许有人说，杰出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出现，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历史的经验证明，这要看社会是否有耐心，是否能够沉下心，是否继续保持平常心——因为说不定，大师就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