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科普宝藏新探百科(科学探索百科)
10995800000042

第42章 毛公鼎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重347千克;是西周晚期宣王时(公元前828~公元前782年)的一件重器。此鼎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深厚而凝重。口沿下有两周弦纹,中填重环纹,三足呈兽蹄形,与厉王时期的多友鼎南宫鼎等器相比,形制差异较大,而与厉王晚期的融攸从鼎相近,手法更接近于春秋时代作风。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典雅。

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在鼎上。鼎内铭文是金文的经典名作,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

毛公鼎鼎内铭文,分为左右两幅,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字里行间似有阳纹格线。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着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郭沫若先生也称该鼎铭文“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匪夷所思般的传奇经历让世人大开眼界。根据考证,道光末年(1850年),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着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

陈介祺,山东潍县人。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他的“万印楼”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生180周年时正式开放,被公推为19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陈介祺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众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整整30年。

陈介祺死后,陈家后人又密藏了20年。

到20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方后裔遂将毛公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端家家道中落,端方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方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自然也没有财力将毛公鼎赎回。

1919年、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大收藏家叶恭绰(1880~1968年),广东番禺人,清末曾任职邮传部;民国时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在1920~1924年北洋军阀时期,曾连任勒云鹏、梁士治、颜惠庆、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系旧交通系的骨干之一;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最着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知道以后,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

叶恭绰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恭绰想在从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恭绰听后气恼万分,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叶恭绰买下毛公鼎后,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圈内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叶恭绰寓所懿园。抗战中叶恭绰避往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交通总长,被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

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原来叶氏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闹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恭绰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

为保护宝鼎,叶公超遂赴上海与敌人周旋。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夕,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上海,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他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十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女在外国留学,实力已大不如前,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最终,力不能支,无奈之下,准备卖毛公鼎。

其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咏仁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往台湾。

毛公鼎在金石学界享有盛誉,它与大盂鼎、虎季子白盘、教氏盘等一起,被誉为晚清时期出土的四大国宝。1948年解放前夕辗转至台北故宫博物院,被视为故宫博物院的三大镇院之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