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使得杨坚多次宣扬“我兴由佛法”，这是一种敬奉，也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古代皇帝“君权神授论”的一个变种。古代皇帝不管自己信不信神，都要给自己找一个神仙靠山，比如李渊找太上老君，杨坚找佛。杨坚一上位之后，就广兴佛法，大兴佛事。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只要是与佛事相关，不论公私，一律奖励。所以这个时候出家是很容易的。当时的情况是僧侣“上不朝天子，下不让诸侯，寸绢不输官府，斗米不进公仓”，一切都成了纯收入。这样优厚的待遇就使得很多人出家为僧。这样一来就有两点影响：第一，组织不纯，目的不良，动机有问题。巨大的诱惑使得很多人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弘扬佛法，而是求得生存，过上好日子。这就使得佛教徒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第二，国家不强，兵力减弱，劳动力减少。因为僧人不上班，不交税，不当兵，所以出家人的增多就和国家劳动力、兵力之间形成冲突，实际上就是僧侣集团和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人力资源争夺大战。国家的建设是需要劳动力的，国家保卫需要兵力，没有劳动力就没有了财政收入，没有了兵力就不够强盛。
到了隋炀帝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隋炀帝是个什么人呢？史书上记载的有名的坏皇帝，是个暴君，以荒淫骄奢著称。
即位前是个好孩子，表现好，修养高。父母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怎么能让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高兴他就怎么来。隋文帝不好色，独孤也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所以杨广就只有一个女人，仆人们又老又丑。隋文帝勤俭，独孤不喜欢男人花天酒地，杨广就不参加娱乐活动。屋子里放了一把琴，琴上没有琴弦，而且沾满尘土，什么意思呢？从来不摸这东西。到处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副千载难逢的标准领袖的形象，一个接班人的形象。但是这都是伪装的，都是精心设计的，是做给别人看的。
他即位后长期压抑的恶劣行径就一下子都爆发出来，什么事都和杨坚反着来，杨坚节俭他铺张，杨坚不好色他妻妾成群，生活腐化。讲排场，摆阔气，出险招，不按套路出牌，下扬州的时候，船不用桨划，用人拉，以为这样才显得够排场。每次出行都有宫女上千陪伴，兵士上万护驾，整天花天酒地，简直就是个纨绔子弟。
他花天酒地的结果是百姓倾家荡产，他荒淫奢侈的结果是百姓叫苦连天。所以这个时候百姓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家。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出家的人多了，劳动力就减少，劳动力一减少，纳税人就变少，纳税人一减少，税收就要加重，税收一加重，更多的人又去出家。这就直接影响到了杨广的利益，没人缴税财政收入就要减少，财政一减少流到杨广自己口袋里的钱就要减少。杨广说这不行啊，你们都去念经了，我喝西北风啊，没有钱我还怎么挥霍，怎么享乐，怎么去治理国家？必须控制僧人的数量。所以杨广马上做出指示：以后出家的，要考试；以前出家的，要检视。其一，建立僧籍制度，持证上岗，计划出家。以后朝廷每过一段时间给出一定的剃度名额，各地按照这个名额“招僧”。具体时间大概是每三年一次，而且名额不多。其二，原来出家的，要重新检视。考试不合格要还俗。怎么考呢？背经，什么标准呢？三百页。六十岁以下的僧人如果能背诵三百页佛经，那你继续当和尚。背不下来你就还俗。所以隋炀帝把“度僧”制度化了之后，俗人进入佛教的门槛就马上提高，出家首先要由朝廷审核资格，只有审核通过才能剃度出家。出家之后要颁发学僧证，也就是度牒。私度不行，私度是重罪，要受刑罚。
这就是出家不容易的第一点原因：国家要许可，出家要办证。
第二，要考试。僧籍制度建立以后，出家就变成了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机会难得，名额有限，为了公平起见那就要考试。考试就有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参加考试，二是考什么，三是什么时候考。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需要推选。一般是各个寺院推举自家寺院中符合年龄条件和考试条件的人选。比如年龄要满十三岁，学业要达到几年等等。只有被推举，你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否则连考场都进不了。
考试考什么呢？诵经和面试。诵经有三方面考察，首先是考察识字能力，看你能念多少卷经，能不能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如果“普通话”都说不好，谁知道你念的什么经，佛祖都不知道你念的什么经；其次是考察书写能力，能抄多少经卷；再次是考察记忆能力，能背诵多少卷经。这是僧人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也就是所谓的“诵业”。这个考完之后就进入“面”试阶段，所谓“面”试，就是看面相，讲“品评”。这是当时社会的潜规则，魏晋时期留下的遗风。一个人的仕途怎么样，首先看这个人的面相怎么样。长得不好就要靠边站，当和尚也很难。比如东晋高僧道安，道安十岁就熟读“四书五经、诗书礼乐记”，倒背如流，十二岁就以天才儿童的身份被挑选到寺院出家为僧。但是道安实在太丑了，瘦小黝黑，其貌不扬，又不善言语，怎么看都不像神童。《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就说他“形貌甚陋”，丑得不得了。结果一到寺院，住持就说“你也是天才儿童啊？好好好，那边有块地，你去种地吧”，不被重视。但是道安这人确实有才，《道安传》说他“神智聪敏”，梁启超说假使我佛教失道安一人，能否称之为大国，我都不敢说。可见道安有才，可是有才又能怎么样呢，长得不好只能去种地。所以古人对相貌是很重视的。所以首先你要有才，其次你要有貌，这样才有可能出家。
而且即便你有才，也长得好，还要有考试机会，那么什么时候考呢？大概是三年一次，而且，竞争激烈。竞争激烈的原因不光是机会难得，名额有限，政局腐败，社会黑暗，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是和尚有“钱”，据说当时“天下之财，佛占七八”。所以做了和尚之后就不用为生计发愁，这简直就是乱世之中的一片世外桃源，不用当兵，不用赋税，可以安安稳稳地活到七八十岁。所以现实与寺院一比，大家都愿意去做和尚，谁都想过简单安逸的生活。这样一种形势下就使得人数多，机会少，诱惑大，竞争激烈，出家难。
对于陈祎来说更难。因为出家首先就和儒家孝道有冲突，比如剃头，就是个“头”等大事。
孔子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而孝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孔子说这是“孝之始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按照孔子的说法，剃头就是不孝！不孝就是没德！脑袋上的事没有小事，“头”等大事，动不得。你还敢剃吗？这是动本。这段话记载在陈祎的启蒙读物《孝经》里，八岁的时候他就读过，而且还仿照曾子避席，可见这个事情他很清楚，那么现在怎么办呢，这就直接和儒家孝道产生了冲突。
而且当时有种罪刑就叫髡刑，什么意思呢？剃光头。这是一种精神侮辱，道德惩罚，身体上不痛不痒，精神上却百般煎熬。为什么呢？因为让一个人最痛的就是他最看重的，所以清人入关就先从扎辫子开始，民国的时候就先从剪辫子开始，刚开始不想扎，后来不想剪，可见古代儒学之士对头发的重视，其实都是对传统的挑战和维护。封建时期儒家对佛教的攻击首先就是从头发开始的，认为佛教徒剃光头，这本来就是不孝，而且不结婚，还断绝社会关系，这是大不孝。所以当时儒家就蔑称僧人是“髡人”。可见脑袋上的事还真不能拍脑袋决定，要深思熟虑。
所以说这可绝不是小事，小看不得。陈祎现在要出家，他首先就必须面对儒家孝道和落发为僧之间的矛盾问题。
儒家孝道和佛教伦理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现在才有，古已有之，任何一个出家人都会遇到，所以陈祎的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佛教来说未必是一个什么问题。否则佛教不会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压力下一直发展下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而且长捷能出家，他肯定会做陈祎的思想工作。寺院生活也使得陈祎对儒家孝道和佛教伦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佛教也讲孝道，只是形式不同。同时佛教学说和寺院生活对陈祎悲痛的心灵有一定的化解作用。这就使得陈祎相信佛教能够帮助人们减轻痛苦，能够帮助人们走向幸福。他的出家没有一丝杂念，是真正对佛理的研究，对佛教的信仰，是他的志向。
那么陈祎想出家吗？想，也别无选择。第一，年龄尚小；第二，父母双亡；第三，长捷把他带到寺院里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出家。《慈恩传》的记载是“察法师堪传法教”，所以才将他带到道场教习经业，可见目的是很明确的。
想出家得有机会。终于，机会来了。
公元612年，隋炀帝大业八年，朝廷下诏，在洛阳度僧十四有说二十七人。《慈恩传》的记载是“于洛阳度二七僧”，对此处“二七”的翻译，有人认为是二十七，有人认为是二七一十四。人。
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跟陈祎没关系。首先他没有被推荐，其次他不符合年龄条件。当时被推荐的人有数百人之多，没有陈祎，原因是年龄太小。你再优秀不给你机会你有什么办法，连考场门都进不了你又能怎么样？
如果等下一次机会那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而且到时候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政策年年在变，天知道以后是什么情况，所以机会来了就要抓住。怎么办？
《慈恩传》的记载是陈祎“立于公门之侧”，站在考场门口。什么原因呢？不清楚。什么目的呢？《慈恩传》没说。但是《慈恩传》没说，我们可以做分析，两种可能：好奇心和不甘心，凑热闹和找机会。好奇心就不可能了，因为“虽钟鼓嘈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其未尝出也”，所以肯定不是凑热闹。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不甘心和找机会，站在考场门口等待机会。
这个时候恰好从考场里面走出来一个人，谁？主考官大理寺卿古代官职，古代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大理寺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卿就是全国三大司法长官之一，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郑善果，隋炀帝派往洛阳度僧的考试委员会主席。
郑善果一出来就马上注意到了陈祎，主动询问。为什么呢？第一，陈祎站的位置很明显，容易被发现，说不定就直接跑到郑善果的面前去了。因为陈祎的目的就是暴露自己，寻求机会，所以肯定要站到一个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第二，陈祎年龄小。一个青壮年人站在那里，估计郑善果会叫保安。第三，郑善果这个人有魏晋之风，“知士之鉴”，看一个人的长相就知道这个人将来怎么样。陈祎又长得很漂亮，《慈恩传》的记载是“眉目疏朗，美丽如画”，所以这么漂亮的一个孩子一下子就吸引了郑善果的注意，马上就勾起了郑善果的专业病，进行“面试”。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
陈祎怎么回答呢？从祖上三代说起，“答以氏族”。这个回答就非常漂亮。郑善果马上就知道了，名门之后，难怪这么有气质。“求度耶？”你来这里是想出家吗？
“然。”是的，但是我的学习时间比较短，业绩比较浅，所以没有参加考试的机会。直接就把你接下来的问题都回答了，不等你问。因为接下来郑善果的问题肯定是，那你为什么不进去考试呢。有些事情不需要等着别人再来问，直接给出答案。
为什么要出家呢？出家想干什么呢？“意何所为？”
“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这个回答就相当的漂亮，震撼，回答得你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第一，逻辑清晰，从远的讲，我要继承释迦牟尼的事业，从近的讲，我要光大佛法；第二，志向宏大，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利益计较，纯粹是个人信仰；第三，这么宏大、这么逻辑清晰的话，竟然是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口中说出来的，这就不得了。一个漂亮的人说这么漂亮的话，又碰到一个懂得欣赏漂亮的人，其结果可想而知，也是漂亮的。这种人你不让他当和尚，什么样的人你让他当和尚。其结果破格录取，从一个没有考试资格只能在考场外徘徊的编外分子成了一个保送僧。《慈恩传》的记载是“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考都不用考，直接晋级。
如果说隋炀帝下诏度僧是等来的机会，那么在考场外徘徊就是寻找机会，与郑善果交流就是创造机会。不要总等着天上掉下个机会砸到你，万一是高空坠物，砸伤了怎么办。机会不只是等出来的，也是找出来的，创造出来的。
郑善果这几个问题从企业招聘角度来看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问题介绍一下你自己，第二个问题你来干什么，第三个问题你为什么应聘我们单位。这其实都是些最平常不过的问题，但是平常之中见功力，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能看出人的功力。简单的问题，平常的对话，这本身就是一次面试了。我们一直说机会机会，什么是机会，这就是机会，机会就在我们平常的做事中，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陈祎的这几个回答，相当的出色，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不打一点折扣，第一个回答表明身份；第二个回答表明目的；第三个回答表明志向。我出家不是利益诱惑，是想从根本上去光大佛法，层层递进，逻辑清晰。所以他才被破格录取。
但是毕竟整个洛阳就只有十四个名额，这样的录取合适吗？郑善果的意见是合适，“诵业易成，风骨难得”。如果不剃度他，不是他的损失，是我们的损失，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是佛教的大人物（若度此子，毕为释门伟器），只是我们年纪大了，恐怕看不到那天，但人才不可遗失呀！
从后来的表现来看，郑善果也绝非虚言。陈祎的出家固然是遇见了郑善果这个伯乐，如果遇到了别人，情况是什么样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如果陈祎不是千里马，又怎么会被选中呢，如果陈祎不主动出击，又怎么会被发现，如果陈祎躲在墙角里，藏在寺院里，即便郑善果再有知人之鉴，再有伯乐之才，他也发现不了。所以有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可惜人生不过百八十年，我告诉你，发光要趁早，千万不要把自己当矿石，以为可以保存万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话很失意，很被动，为什么要等待被发现呢，为什么不主动展现，暴露自己呢！
公元612年，陈祎出家，是洛阳地区十四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年仅十三岁，成为国家正式认可的僧人，剃度出家，登记在册，法号玄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