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确定玄奘出生的时间地点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是玄奘自己写本自传，可惜没有。玄奘的一生都在弘扬佛法，传播文化，教育门徒，翻译佛经，从来没有给自己留点私人时间去写点什么“回忆录”，他的一生都是“无私”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玄奘留下一本自传性材料。
那么有没有其他人写的关于玄奘的传记性资料呢？有，唐代关于玄奘的传记性资料有三部：一个是冥详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简称《行状》；一个是道宣的《续高僧传·卷第四·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简称《续传》；一个是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这三种传记材料，都是研究玄奘的第一手资料。因为这三部书都是写成于玄奘圆寂后几年之内，都是玄奘同时代人所著，一些还是玄奘的门人弟子，参与过玄奘的译经工作，与玄奘比较接近，所以应该还比较可信，有参考价值。其他的史料就只是零零散散的有所记载。比如《旧唐书》在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方伎篇中有“僧玄奘”三百字的记录，尽管错误百出，但在这鲁迅先生所说的等于为王侯将相做家谱的中国历史中，能够“榜上有名”已足以说明此人的历史重要性。而且即便这错误百出的三百多字到了《新唐书》中，也被欧阳修因为个人原因给无情地掐掉了。所以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也是人留下的，笔头稍微一转，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产生偏差，稍微一抹，就是一片空白。所以历史未必是史学家写的那样，未必是历史教科书上描写的那样，那是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就像新闻不在报纸上，历史也不在史书上，真正的新闻都隐藏在报纸背后，真正的历史都散落在史书之外。是史学家愿意写了才能留下的，其可靠性取决于史学家的史德和人品。所以任何时代的历史还有历史之外的历史，史书没有记载的历史。谁能给历史一个公正的态度？恐怕不可能，因为任何时代都有时代局限性，都有潜规则，都有不能说的秘密，还原第一现场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且即便现存的史籍中，也没有一本记载明确指出玄奘生于何时。有的只是玄奘自己在某一年说过自己多大了，可惜仅有的这点信息也被历史搞乱了。有五种记载，四个说法，而且都说是玄奘自己说的。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说麟德元年，正月一日，玄奘跟翻译经书的僧人说“吾行年六十三”。
《续高僧传》说麟德元年，玄奘对翻经僧人和门人说“行年六十五矣”。
《大遍觉法师塔铭》说麟德元年，二月五日，玄奘“春秋六十有九”。
《旧唐书》说五十六岁，“时年五十六，归葬白鹿原”。这个现在基本上已经被否定。当然也有学者说这是僧龄，就是从出家时算起，按照玄奘十三岁出家，加上僧龄五十六岁，实为六十九岁。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记载则游离在六十五到六十九之间，就在显庆五年（660年）和龙朔三年（663年）某日，玄奘跟身边的人说：“玄奘今年六十有五……”
现在流传的最主要的几个说法是：六十三岁说，六十五岁说，六十九岁说。根据这几个说法衍生出三个出生年份：即公元602年，隋文帝仁寿二年，陈垣先生坚持此说；公元600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杨廷福先生力主此说；公元596年，隋文帝开皇十六年，梁启超力挺此说。那么这三个说法中，现在流行的说法，被普遍采用的说法，就是玄奘法师出生于公元600年，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享年六十五岁。但是即便这一流行说法，仍然存有争议。争议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完全与史料吻合，就是这些研究结论中的任何一个，你能举出一个支持它的例子，就能指出一个驳斥它的例子，没有一个能完全与相关历史事件吻合的。
那么在这三部传记文学著作当中，谁是第一手资料也成为争议点。梁启超认为是《慈恩传》，说“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并且说其他的资料“十九皆取材于慧立本”，也就是《慈恩传》。但是这个说法马上遭到否定，有学者说这是不加考证的说法，指出最早成书的是《行状》，然后是《续传》，最后是《慈恩传》，谁抄谁还不一定呢。但是不管哪个成书早，最具影响力的还是《慈恩传》，因为它的记载最为详尽，也是篇幅最大的一部，共十卷，八万多字。前五卷主要是出国经历，记载玄奘早年及其游历印度的经过。后五卷主要是归国经历，记录玄奘晚年从事译经工作的过程。
《慈恩传》的作者是慧立和彦悰，前五卷是慧立作，后五卷为彦悰著，并由彦悰对全文统一整理。慧立是什么人呢？也是一个高僧，公元645年玄奘回国时他就已经是一个寺院的住持，一把手。他跟玄奘的关系既是同事又是师生，既是弟子又是粉丝，用彦悰的话讲那是铁杆粉丝，彦悰就说慧立对玄奘的崇拜是“钻之仰之，弥坚弥远”。慧立比玄奘小十五岁，玄奘回国后，他就进入了玄奘的翻译班子，一起共事长达二十年。
当玄奘圆寂后，慧立做了一项“秘密”工作，用毕生心血将玄奘的取经事迹写作成书。但是写完之后，他不公布，不公开，不发行。而是秘密地挖了一个地洞，把书藏起来，“秘不示人”，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没人知道他写，也没人知道他藏。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写呢？写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为自己，怀念昔日的恩师。法师的离去让他悲痛，通过写作这种方式怀念昔日的恩师、偶像，仿佛法师就在身边不曾离去，这是慧立纾缓悲痛，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第二，为了彰显师业，让玄奘精神永远流传，让世人记住这位伟大的法师。法师虽然圆寂了，但是精神值得永远流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很多伟人用他们伟大的精神激励我们的原因。如果按照今天的写作模式，他会在前面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伟大导师，玄奘法师”。
那为什么藏呢？我们说写的原因恰恰就是藏的原因，为什么写就为什么藏。如果是为了自己怀念，不公布天下，不拿出来示人，不让别人知道，这很正常。我自己的私人日记没必要与他人分享吧。但是如果为了彰显师业，让玄奘的精神永远流传，那就不应该藏起来，而是要公布天下。可是，是这样子的吗？为了彰显师业，就要问自己“够格”吗？！就像现在有些人做了点好事，就迫不及待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好事，可是是吗？是好事吗？先想想是不是一相情愿地做好事。不能把自己以为的好强加给别人，否则就自以为是。要做好事就要把事做好，可是我们做得够好吗？就真的是一件好事吗？为了彰显师业，够格吗？这是慧立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够，这就是慧立藏起来的原因。“我们老师太伟大了，我写的这些，只是九牛一毛，凤鳞片甲，完全不能彰显他老人家的丰功伟业，哪里好意思拿出来呢！”所以慧立写完之后悄悄地藏起来了。
这是我们的猜测。有证据吗？有。慧立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慈恩传》的第二位作者彦悰却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彦悰在十卷本《慈恩传》的自序中说的一句话就恰好是这种心情的写照，彦悰认为这本书虽然做成，但是“参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说的就是这种心情，意思是说我们写的这点东西跟我们老师的丰功伟绩相比，那就是犬羊之于虎豹，瓦石之于美玉。
那么慧立最终拿出来了吗？当然拿出来了，否则历史就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什么时候拿出来的呢？临终的时候。这是史书的确切记载，不是临终前，而是临终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说这个问题慧立想了一辈子，终于用最后一口气告诉门徒说：“我写了一本书，藏在什么什么地方，你们拿出来。”为什么要取出来呢？取出来干什么呢？没有记载，三点猜测：第一，再次怀念法师；第二，希望这本书伴随自己入土为安；第三，公布于世人。为什么要公布呢，用一辈子的时间思考，想通了，虽然不能完全反映法师的丰功伟绩，但也算是凤毛麟角，抛砖引玉。
于是一“砖”激起千层浪，这本五卷本的《慈恩传》流传极广，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这哪里是块砖，分明是块玉嘛。我们要感谢慧立的这种思想，这种用了一辈子想“说还是不说”、“公布还是不公布”的问题，如果没有这块“砖”，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还原玄奘法师的一生。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慧立没有公布的意思，但是徒弟们拿出来之后，发现这本传记写得太好了，这么有价值的文献应该流传于世，于是徒弟们公布出来。不管怎么样，作者是慧立，我们应该感谢慧立为我们留下了关于玄奘法师的精彩记载，即《慈恩传》前五卷。
慧立的这块“砖”到处抛。有一天就砸到了彦悰。彦悰也是玄奘的弟子，超级粉丝，与玄奘、慧立一起共事多年，对玄奘法师的事迹也相当了解。武则天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彦悰将慧立所作的五卷本重加整理，添加五卷回国后的经历，即《慈恩传》后五卷，这便成了现在的十卷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沙门释释就是指僧人，释教就是指佛教，因为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所以佛教也称为释教。慧立、彦悰著。
今天我们就打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去看看这本被梁启超推为“价值应为第一”的传记文学史书，去了解这位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翻译家、旅行家，了解这位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整个亚洲宗教乃至世界宗教的伟大宗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