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留学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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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京城佛难(3)

这道政令实际上是综合了傅奕和李建成的意见。所以在这道政令中,李渊首先肯定佛教的作用,但是又马上指出它的不足:肯定佛教,指责僧人;赞扬佛法,怀疑僧众;肯定戒律,指出不足。把个人和组织,法和执法者区分开来。李渊说佛教是好的,但是不能保证信仰佛教的人都是好的;法是好的,但执法的人是不是守法就不一定了;戒律是好的,但是和尚是不是守戒就不一定了。佛祖没有问题,释迦牟尼开创佛教“宏宣胜业,修殖善根,开导愚迷,普度众生”,这是好的,可是一些“浮惰之人”,为了逃避徭役,把头发一剃,说这就是出家,这是“妄为剃度”。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不干出家事,整天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忙生意,“贪得无厌,营求不息,走街串巷”,出家了没有脱俗,“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不受戒律约束,也不受礼典约束,两边都管不着,这就不像话。而且现在很多寺院立庙“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都把寺院办到城市里来了,这是出家人的原则吗?跑到闹市里清净来了。说一套做一套,这是出家人做的事吗?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脱俗。李渊的这段话实际上和富兰克林的那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富兰克林说过“我估计我们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那是个好人,但是后来的那些家伙,天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李渊的意思是“佛祖是个好人,但是后来的那些家伙,天知道他们是什么”。

所以李渊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组织不纯。那既然如此,就要净化组织,去伪存真,不废佛法,只清僧尼。而且李渊的理论准备非常充分,李渊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朕自承受天命,统领天下以来,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不是打击,是保护,目的是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所以现在要进行沙汰,目的是为了佛教的长远发展。原则上很清楚,执行上也没有问题。能守戒的,留在寺院里,“官给衣食,勿令乏短”;不能守戒的,不能守戒的还算什么出家人,实在是“有亏崇敬之义”,“不堪供养”,这样的人我让他“并令罢退,回家种地”,不算为过吧。所以李渊的这道政令,理论准备非常充分,合情、合理、合法,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

唯一可能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有人认为偏袒道教,但是没有,连这唯一可以被人诟病的地方,也做得很完善,佛道一起沙汰,而且“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皆一所”,表面上看起来寺院还要比道观多呀,分明是在偏袒佛教嘛。

但其实不是。首先李渊没有偏袒佛教的理由,其次李渊也没有抹杀道教的动机。李渊本来是要灭佛的。所以这道政令,看似偏袒佛教,实际上打击非常大。因为当时佛教在隋朝时期发展迅速,在数量和规模上是远远大过道教,所以李渊这道政令只多这一所,从抹杀的比例上来说,佛教的损失远远大于道教,相反这道政令是对道教的一种扶持和偏袒。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李渊做得很“漂亮”。

这么一道政令下去,佛教会遭受怎样的打击呢?同样按照李渊的逻辑,我们说李渊的法是好的,但是执法的人是不是守法我们也不敢保证。所以这一道政令一旦执行下去,对当时相当发达的佛教来说肯定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可是这道政令没来得及实行,五月颁布的政令,六月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道政令也就随之搁浅。

公元626年,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李渊退位,李世民摄政,大赦天下,从此中国进入贞观之治。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傅奕还在上奏,还在为他的废佛计划奔波。皇帝换了,事情没完,理还是那个理。如果是深思熟虑的事,不应该因为领导换台就停工。所以傅奕还在继续,武德年间没能成功,到了贞观年间我还要上奏。

公元627年,唐太宗贞观元年,七十一岁的傅奕再次上疏,倡言反佛。

李世民就很奇怪,说:“佛教玄妙,圣迹可师,而且因果报应显然,屡有验证,你怎么就独独不悟其理呢?”

傅奕说,“佛是胡中桀黠,初止西域,渐流中国”,信仰他的,都是些“邪僻小人”,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这样的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当然对于傅奕这个说法,我们不讨论是否正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而且我们怎么认为不重要,关键的是李世民他怎么认为。

李世民什么态度呢?两种记载,《旧唐书》说“太宗颇然其言”;《佛祖统记》、《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说“太宗以此不齿傅奕”。同样一个问题,截然不同的两种记载,哪个正确?

所以历史有时候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也不像书上写的那样。我们所能看到的恐怕也只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佛教的记载大多数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比如和道教辩论,从来都是佛教赢,道教输,政策方面也从来都是佛教有理,道教理亏。当然,这个事情也无可厚非,道教也一样。

但是要说哪个正确,不敢说,我们只能说哪个准确一些。要说哪个准确,恐怕还是《旧唐书》。因为从后来李世民发布的政令就可以看出,唐初的两届领导人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是一致的,李世民对佛教也没有什么兴趣。

贞观元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

贞观二年,谓群臣:“梁武好佛老,以致国亡,足以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

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

贞观五年,“诏僧道致拜父母”。

……

所以从李世民颁布的这些政策就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态度,不鼓励,实际上是有所限制。从政令就可以看出,私自出家这种事是要处以极刑的。而“梁武好佛老,以致国亡,足以鉴戒”,这显然是受了傅奕的影响。“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这也不是既往不咎。义宁是隋恭帝的年号,这年因为天下大乱私自出家的人比较多,所以李世民要求这些人都还俗,不还者斩。这道政令出来之后,私度者人人头裹白毛巾,赶紧还俗。“诏僧道致拜父母”这也是对佛教条例的不满,因为出家人不但不拜见父母,甚至可以在家接受父母的礼拜,李世民就不高兴,要求他们“僧道致拜父母”,这是儒家孝道战胜佛家戒律。可见唐初李世民对待佛教是非常严峻的。

而且傅奕的反佛行动就一直没有停止。当然傅奕这条路走得也不容易,从武德三年,一直到贞观年间,十几年了,也没个说法,好不容易一次李渊下诏“沙汰佛道”却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虽然对佛教有所限制,但始终也没有废的意思。傅奕这条路走得很疲惫,也很无奈:“好吧,好吧,既然不废,那能不能不让他们敲钟,改吹螺行不行啊。”

贞观六年,傅奕上疏“令僧吹螺,不合击钟”。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损招,人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现在让人家“做一天和尚吹一天螺”,这都什么事!所以说人是很奇怪的,要是喜欢一个人,看到的全是优点;要是讨厌一个人,看到的全是缺点,反正你就不要让我看见你,眼不见,耳不听,最好也别让我想起你来,想起来就烦。傅奕就是这样,反对佛教连钟声也不喜欢,但傅奕连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以至于后来快死了都不放心,把儿女们叫到跟前千叮咛,万嘱咐,说“老、庄、周、孔才是名教,才是正道,你们要好好学。而妖胡乱我中华,世人都被迷惑,只有我清醒,但是有什么用呢?大家都不听我的,可悲啊可悲,你们可一定要听我的”,大有一番“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但是傅奕却是醉酒死的。有一次喝醉了酒,正睡着,突然坐起来说“吾其死矣”,然后就给自己做墓志,说:“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哀哉!”说完就死了,终年85岁。

而同年,也就是贞观十三年,法琳去世,享年69岁。法琳去世的原因是遭流放。

就在法琳《辩正论》问世十三年之后,道士秦世英状告法琳《辩正论》攻击老子,毁谤皇宗。

这个事情法琳拒不承认。第一,法琳不认为攻击老子就是毁谤皇宗。因为法琳就不承认老子是李唐的祖宗。第二,法琳也不认为自己攻击老子。法琳说自己说了一个事实,如果讲事实也叫攻击的话,那就没天理了。

当初李唐信奉老子为祖宗、道教为国教的时候,法琳做了两点区分:第一,道家和道教的区分;第二,李唐李和李耳李的区分。

法琳说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道教的创始人是张道陵,创始人不一样,这两家没有关系。即便是你要认老子为祖宗,国教也应该是道家而不是道教。何况老子还不是你的祖宗,法琳说经过他的考证,李唐李是北代李,老子李是陇西李,这两个李也没有关系。

所以有了这两点理论基础法琳认为可以说老子了,说老子也不是毁谤皇宗。法琳说老子是私生子,出身也不好。父亲是个乞丐,只有一个眼睛,一只耳朵,还是个瘸子,72岁了还讨不到老婆,后来跟邻居家的一个老女仆私通,才生下老子。连姓都没有,因为是在李树下生的,所以才姓李。

法琳的目的是排斥道教,维护佛教。但是第二点,即便在佛教内部,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人就反对法琳这么说,说这太敏感了。有些事情即便是事实,也不是都可以讲的,更何况你的考证准确吗?

果然,这个事情就让法琳治罪了。虽然李世民与法琳私交甚好,但情感这时候就得让位于政治。李世民大怒,把法琳抓来,说:“你毁我祖宗,骂我先人,罪有不赦。你不是说只要念观音就能‘临刃不伤’吗,我就给你七天时间,让你念观音,七天之后试以刑决,看看你这菩萨到底灵不灵。”

七天之后,李世民问:“怎么样,你那菩萨来了吗?”

法琳说:“琳七日以来,不念观音,只念陛下。”

李世民就搞不懂了,说你这个和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让你念菩萨,你不念菩萨念我干什么?

法琳就说:“陛下就是菩萨!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浮尸之痛。”季羡林先生说这是“厚着脸皮说谎”。但是很聪明:一方面维护了自己的主张,“有念观音者,临刃不伤”;另一方面又狠狠地拍了一把李世民的马屁,拍得李世民很舒服。前半句说得李世民高兴,后半句让李世民无话可说。一高兴就把法琳流放益州。结果法琳在流放益州的途中,行至百牢关菩提寺,得病而死,终年69岁。

这就是唐初的佛道之争,儒道以傅奕为一方,佛教以法琳为一方,其结果是谁都没有把谁弄死,但道教更受皇室宠信,因而占据上风。到了贞观年间,李世民则更加崇信儒家,李世民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周孔之礼,尧舜之道。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

玄奘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来到长安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玄奘如何在长安发展?又为什么要西行求法?唐朝政府又是什么态度?而唐朝的这场神仙菩萨大战,佛道之争,玄奘有没有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