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公元621年说起。
公元621年，唐高祖武德四年的成都，看似平静，佛法讲演一派繁荣。可京城长安，一场悄无声息的生死之争才刚刚开幕。太史令傅奕上疏，请废佛法。
在傅奕给高祖李渊的奏表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狡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随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狡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中，傅奕一上来就追溯历史，正本清源，大打感情牌，民族牌，说“佛在西域”，不姓“汉”，不姓“华夏”，不是我“中华”所有，佛在哪呢？在西域，“言妖路远”，满嘴“胡话”，不讲汉语，“普通话”都说不标准，讲的话你都听不明白，你信他干吗？这就相当于在中国要打110，可是你却拨911，911那是美国人的玩意，能救得了你吗？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人。这是中国传统宗教，尤其是道教对付佛教这个外来和尚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我是土生土长的，我是民族的，民族的就应该得到保护，它不是，它是外来的，外来的就应该受到排挤。这招非常厉害，也最容易奏效，有时候一招制敌。民族的不管他对不对，首先能赢得感情分。傅奕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要信“黄老”，怎么能信“黑释”呢，长得都不一样，说的话都听不懂，怎么交流，没有交流怎么解决问题？再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中国人哪能为中国人做事？傅奕说这是一种文化入侵，其目的显然不是助我而是利他。
傅奕这张牌打得很漂亮，但是有四个问题，第一，偷换概念，傅奕把佛教是从西域传过来这个历史事实说成是“佛在西域”，显然用心良苦，目的明确，佛教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并不是说佛在西域，佛在哪里呢？按照佛教的说法，佛在心中。第二，中国人就一定都做中国事吗？不一定，不然汉奸是怎么来的，多少年来我们就一直在窝里斗，搞内战，自己人杀自己人。外国人也可以是国际友人嘛。而且你打着民族牌，做了什么民族事，这是关键问题。第三，信仰无国界，真善美无国界，是否接受一个外来文化不是看它从哪里来的，而是看它宣扬什么。如果是假恶丑即便是自家的也应该坚决取缔，如果是真善美即便是外来的也可以学为中用。第四，佛教传入中国，不是佛教注“我”，而是“我”注佛教，中国文化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使得任何外来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被中国人消化，为我所用。而且一个东西能扎根生长就说明它迎合了某种社会需求，满足了当今文化所不能满足的一部分人，说明我们的文化已经变得多元化，守旧就是等死，创新才有活路，不从外部引入，就要从内部革命。但是不管怎么样，傅奕这招很厉害。
傅奕说不光“言妖路远”，而且教人“使坏”，“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这就有违“常理”，破坏“纲纪”，削发本来就不应该，削了头发没礼貌就更不应该。见了父母就拱个手，见了君王就作个揖，这在古代不是礼貌问题，是罪刑，不敬罪。因为这是封建纲常，儒家伦理，社会统治的基础。制度不能坏，纲纪不能乱，否则就是动摇国本。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等大事，动不得。如今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别说拱手，不“伸手”就不错了，拱个手那已经是客气了，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方式是和孩子做朋友，这是一种教育理念。但是古人不一样，他有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节，不能没大没小。君臣之道，父子之礼，马虎不得。因为华夏之地，自古就是一个王权（皇权）至上的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和尚算什么呢？游离在纲常之外，处江湖之远，怎么对它定位，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傅奕说他甚至怀疑这是一帮好吃懒做，不想孝敬父母的人假托胡书故意整出来的一套，教人不忠不孝，为什么呢？胡书你不懂啊，他们想翻译成什么样就翻译成什么样。而且傅奕在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当然这点就纯粹是傅奕自己的猜测了，这个猜测虽然很小人，但不是没有根据，因为现实情况有人如此，所以傅奕是从这一小部分人推测动机，认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干的。不光教人不忠不孝，也给了这些人一个不忠不孝的机会，有违于儒家常理，弃父母之发，去君臣之章，实在是大逆不道。
但是傅奕这里讲的忠孝只是形式上的忠孝，而且只是儒家形式上的忠孝，并未涉及忠孝的内涵，也可能他不了解，或者不愿意说。因为佛教不是不讲忠孝，佛教也讲忠，也讲孝，也讲它的忠孝之道，君臣之礼，只是表现形式跟傅奕所要求的方式不一样。大概在傅奕看来，他很注重这种形式的忠孝，而这种形式的忠孝恰恰不是佛教的表现形式，所以说“不忠不孝”。这是保护儒家纲常，维护封建秩序，而儒家纲常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因为孔子治国就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结果是国将不国。所以即便是崇佛的隋炀帝，他对佛教“不行君臣之礼”的规定也不太满意。公元606年，隋炀帝下诏要求“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行君臣之礼。但是因为沙门明瞻等抗诏不从，而没有下文。
而且傅奕说你看他们整天都在干什么呢？“游手游食”，不干事，对社会也没有贡献。剃个头发，就可以不行君臣之礼；换个僧服，就可以逃避赋税，一个人一旦出家就不再从事生产，这是逃避社会责任，直接损害统治阶级的剥削基础和经济利益。
封建纲常，儒家伦理，这是政治基础；赋税，这是财政收入，经济基础。这两个都是封建王朝的命根子动不得。但是佛教首先就触动了这两个命根子。所以傅奕一上来就观点突出，立场明确。第一，代表炎黄子孙，保护民族文化，坚持中国学术传统，保证儒家和道教的正统地位。第二，代表儒士，维护封建纲常，儒家伦理，保护封建统治。第三，代表政府，代表封建统治力量，保护生产力，保证国家赋税，保护统治者的剥削基础和经济利益。这几点都是从统治阶级的根本需求出发，这首先就能赢得统治者的支持。
而且傅奕痛斥佛教迷信，愚弄百姓，骗人钱财，讲什么布施一钱，会有万倍回报；给斋饭一天，能有百日之粮，如何兑现？“万倍回报，百日之粮”，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而且因为这个事他们吃得心安理得。吃你是给你积福，那这到底是谁施舍谁呀？所以傅奕说这根本是没法兑现的事！分明是不想劳动，骗人钱财，骗吃骗喝的一种把戏，想不劳而获的一种骗术，还愚弄别人说是积德，使得那些愚迷之人，妄求功德；而且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界的规律，贫富贵贱，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却要说什么前世罪孽，拿这些没法兑现的东西来妖言惑众，惹得一群稀里糊涂的人不做实事，“虚规”将来之福；那些造恶作逆，犯罪之人，本来应该治以刑罚，结果“口诵佛经，规免其罪”。这是对法纪的蔑视。所以傅奕认为这真是“满纸荒唐言”，实在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这是什么？理论基础，用唯物主义对付唯心主义。
而且傅奕不光指出不足，还有改进方法。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傅奕说我有方法，“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什么意思呢？你出家，我让你成家，和尚和尼姑配对生子。这招就用得不光狠，而且损，直破佛家大忌。因为连出行这样的事，尼姑也只能和商人在一起，不能和和尚同行，你傅奕的建议是让僧尼匹配，生育男女。所以说相当损，这就是傅奕的一大解决方法。
那么傅奕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这个事呢？这是由傅奕的身份决定的，第一，傅奕是一个儒学之士，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必须出来做事，而佛家只讲个人修行，不关心国家大事，这让很多儒者不爽。而且佛教剃头，断绝父子、君臣关系，又和儒家孝道有冲突，又让很多儒士不爽。一个人一出家就不从事社会生产，要靠社会供给，这就对国家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还是让很多儒士不爽。所以中国的儒士对待佛教就是爱者爱，恨者恨。第二，按照佛教记载傅奕是道士出身，曾经做过道士后来还俗。而佛教与道教之间一直矛盾不断，所以傅奕不可避免地对佛教存有敌对态度。但是这点季羡林先生有不同看法，季羡林先生说傅奕并不是一个道士，只是因为写过一本《老子注》，佛教徒就称他为道士，其中有可能有污蔑的意思，是“人身攻击”。第三，傅奕在朝为官，是个公务员。身为人臣，当然要为社稷稳定考虑，要为皇上谋略，首先就是维护封建纲常和保护生产力，而这两个碰不得的东西恰恰是我摸不得和尚摸得，这一摸的结果是什么？江山易姓，改朝换代。傅奕说：“六朝祚短，悉因信佛，梁武、齐襄，足为名镜。”什么意思呢？把这些朝代灭亡的原因全都推到信佛身上，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和尚害国。所以无论从哪一点上来讲，傅奕都强力反佛，大喊把佛教赶回天竺去，傅奕说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勿度小秃，长揖国家”。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傅奕辟佛关于“傅奕辟佛”的时间，有不同说法，《旧唐书》作武德七年，《资治通鉴》作武德九年，《全唐文》作武德四年，而佛教著作如《破邪论》、《法琳别传》、《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等作武德四年。”。这是一场舆论战，这场争斗虽然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意义深远。如结果稍有不同，历史将被改写。刚开始是一个政治话题，朝堂之中的事，后来慢慢地就演变成举国大讨论，成了一个社会话题，上至官府，下至民众，无不关注。因为傅奕把舆论战场转移到了民间，动摇佛教的信仰基础，弄得是沸沸扬扬，真假难辨。
舆论就需要宣传，历来舆论宣传阵地无非两个，一个是官方，一个是民间。所以傅奕上得到朝廷的支持，下赢得群众基础。傅奕不光在朝廷里反佛，还在社会上广播言论，制造舆论导向。在社会上的言论就没有那么文明了，可以说是流氓用语，痞子习气，说“秃丁邪戒，胡妖浪语，曲类蛙歌，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季羡林先生说“这简直就是破口大骂，人身攻击到了极点”。所以爱者爱，恨者恨，隋文帝杨坚的“乐闻钟声”，到了傅奕这里就是“曲类蛙歌”。
老百姓喜欢“流行话”，只要说着上口，就能流传。所以这个说法一出来之后是舆论哗然，社会上马上刮起了一阵鄙视和歧视僧尼的风气，歧视到什么程度了呢？酒桌上，巷子里，无不谈论的是“秃丁、胡鬼”，这两个词就是傅奕发明的。
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可谓危急矣，第一，失去了政府支持；第二，失去了群众基础。两大阵地皆失利，怎么办？第一，表示强烈谴责；第二，进行及时澄清；第三，予以坚决反击。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跳出来了，“大骂”傅奕是“邪见竖子，无角畜生”，说傅奕素有豺狼之心，又如蛇蝎之毒，没有一点善意，长期作恶死不悔改，而且老了老了还越发猖狂，说傅奕说这些话简直就像鹌鹑嘲笑大鹏，井蛙不信沧海，可以说是愚蠢至极，罪恶滔天，“罪莫大焉！”说从天地初开以来，就没有像傅奕这样愚蠢和狂悖的人。他对这件事情表示强烈谴责，同时做《破邪论》对傅奕的观点予以澄清和反击。
这个人是谁呢？法琳。
法琳是个什么人呢？原来是个和尚，中间做过道士，后来又做回和尚，而且好儒学，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全才，佛、道、儒无所不通。因为在傅奕辟佛事件中首先驳斥傅奕，被誉为“护法菩萨”，是当时的护法首领。因为是个全才，所以法琳的文章能引据各方经典，比如《破邪论》就引据孔子、老子推敬佛教的中国古代传说，用傅奕的学说驳斥傅奕，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傅奕不是儒学吗，不是道学吗，好，我就用你们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来说说孔子、老子是怎么敬佛的。孔子、老子都推敬佛教，你还有什么说的，针对傅奕的驳佛说一一驳斥。这个书一出来之后，虞世南首先为之作序，虞世南是谁呢？名人，书法家，深谙王羲之的书法。而唐朝的时候，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以书圣王羲之的书体为楷模，所以虞世南的字就非常流行。李世民就曾经说过“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这本书一出来之后，因为法琳精通佛、儒、道，本来就文辞优美，强劲有力，再加上虞世南的序，马上就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风靡一时，成了“畅销书”，为佛教在社会上挽回了一定的局面。
同样，法琳也是从两大阵地着手，既然取得了群众基础，还需赢得官方支持。朝中力量首先就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但是对这两个人的态度又不一样，李建成信佛，寻求支持。李世民不信佛，只求不反对，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反对本身就已经是支持了。所以《破邪论》一完成，首先就上书李建成和李世民。对太子李建成的说法是“殿下往借三归，久资十善”，什么意思呢？拉关系，套近乎，殿下本来就信佛，所以这次也要支持我。对李世民是什么呢？歌功颂德，并没有说信佛的事，所以可见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最起码是不鼓励。
公元623年，太子李建成奏上法琳所著《破邪论》。而朝臣之中也只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其他的大臣都反对，这下高祖才搁置了废佛之事。
但是傅奕会善罢甘休吗？不会。
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傅奕再次上疏，请废佛法，并总结出废佛的“益国利民十一条”。
但是这个事情也因为朝中大臣的反对和僧侣的驳斥而不得实行。为什么傅奕如此坚持呢？两点，第一，傅奕不甘心；第二，李渊有此意。李渊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他的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他的不反对就是对傅弈的默许和暗中支持，否则如果李渊坚决不废佛法他完全可以给傅奕下一道旨，以后再提，杀。这样即便傅弈有想法，他也有顾忌。但是李渊没有，显然傅奕从李渊的态度中看到了李渊的心思，李渊希望有人不定时地提这个事情，所以傅奕坚持不懈，是因为主子授权。
而且，同年突厥大举入侵，朝廷就曾要求京城佛寺挑选千员骁勇彪悍的僧人充军抵御突厥，因为朝中大臣的谏阻，才没有实行。当时突厥屡次侵犯，有人就上奏李渊，说为什么突厥总是侵犯我们，因为我们有钱啊，我们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口和财富都集中在长安，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还怎么抢啊，没得抢就不抢了，不抢不就没有侵犯了嘛。如果我们一把火把长安烧了，我们不在这里定都，他们还有必要打吗？侵犯自然就平息了。对这个观点李渊是认可的，《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上以为然”。然后马上派中书侍郎出去考察，找一个可以定都的地方，准备迁都。